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
于是，便有了一幢为来韶山的中央领导提供开会和休息场所的灰砖平房。早年这里因为有一个常年水滴不断的小山洞，人们便把它称为“滴水洞”。毛泽东在一封著名的信中，则叫它“西方的一个小山洞”。
1966年6月，毛泽东曾回韶山滴水洞小住。要走的时候，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以后很难再回来了，竟久久不愿离去。当工作人员收拾完东西，催他上车时，他说：“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于是，工作人员又给他泡上一杯茶，他坐在藤椅上，凝思了许久……
1976年夏天，毛泽东病重时，用韶山话多次说：“我要回滴水洞。”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待病情稍有好转，便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回韶山休养一段时间，还通知了湖南有关部门作好接待准备。
从生命的第一次涛声，到最后一次的潮汐渐次退去，无论你是直驰平川，还是穿越大漠； 无论你在林中漫步，还是登临山岳； 无论你是在清泉石壁前端坐，还是在烈日暴风中奔走……你都会回望故乡，怀念故乡，魂归故乡。
这是一种骨子里的生命真相，一种叶落归根的生命本质。
然而，毛泽东终究没有实现叶落归根的愿望……
第六部分仙凡巡游曲（1）
毛泽东喜欢把生活哲学化。
1957年，在出访前苏联的飞机上，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 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应该怎样解释呢？
尤金：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 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哲学和生活，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常常是统一的。
毛泽东喜欢把现实浪漫化。
1960年，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工作人员感到纳闷儿，这还用说吗，我们当然是住在地上的凡人。毛泽东却说：如果其他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那我们就是住在天上，我们就是神仙。
神话和现实，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常常交融在一起。
独具个性的胸怀和想象，给毛泽东的思绪和诗情添上了翅膀，使他能够在平凡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凡的意味，使他习惯于从各种神话传说中汲取超迈的灵感，从而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中，舒展自己高古飘逸、卓尔不群的思维，去熔铸文采绮丽的奇特华章。
在中国，曾经有一种流传久远的灾难，却绝不是虚无的传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中，科学家发现了血吸虫卵，由此断定，血吸虫病的肆虐，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它曾遍布南方12个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一千万人染上这种病。得这种病的人肚大如鼓，骨瘦如柴，身无半分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变成侏儒。少数严重的病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1955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作斗争了！”
只过了三年，便传来捷报。在中国南方，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
彻夜无眠的毛泽东，兴奋得“浮想联翩”。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际，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曾借用《圣经》的故事，写下两部宏伟的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
如果说《送温神》之一，描述的是一幅人类“失乐园”的图景，那么，《送温神》之二，展示的便是人类“复乐园”的新貌。
在弥尔顿笔下，被逐出天庭失去乐园的人们，过着梦魇缠绕的生活。但生而不幸的现实，却更加激起人们对曾经拥有的乐土的神秘向往。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奋斗，似乎都体现出一种飞升寰宇的超级冲动。最终，人类还是能够凭借坚忍的跋涉超越了自然的局限。
于“浮想联翩”中喜送瘟神的毛泽东，目光没有停留在江西的余江县，也没有只停留在中国的版图上面。他似乎已经把整个地球当做一只宇宙飞船，飞升上天，巡视在浩茫的宇宙。
超越人间的构思，造就了寥廓而高远的意境。
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之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毛泽东没有感到渺小，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他仿佛像一个横空出世的主人，在那里优哉游哉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第六部分仙凡巡游曲（2）
这是何等崇高的驾驭意识，何等潇洒的超越情怀！
一派掌上乾坤，俯视人间天国，打破仙凡界隔的巨人气派。
或许正像诗人曾经断言过的那样，换一种角度巡视，地球上的人们，本来就是住在天上的神仙。
诗人为什么有如此自信而超拔的想象？
依然是历史的变迁给予了他特殊的精神支撑。
曾几何时，神医华佗也奈何不得那遗患人间的 “小虫”。
曾几何时，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哪怕他再关心民间疾苦，所看到的，依然是东逝水波承载着人民的悲哀年复一年地流淌；所听到的，依然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而在新中国，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开始消灭这为害人民几千年的“瘟神”了。如今，它已无处藏身，不得不在人们点起蜡烛、烧着纸船的庆祝氛围中，被送离人间。
送走了“瘟君”，也送走了悲哀的时代。
汉代的扬雄写过《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毛泽东的这两首诗，则仿佛是逐灾灭疫、追寻康乐之境的“送神歌”。
改造旧世界的成功实践，必然升华为对新世界的执著热情。
于是，在“千村薜荔人遗矢”消失之后，便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绿水青山不再枉自存在了。它们变得有了灵性，和劳动者改天换地的行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的美妙变化。
他期望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
毛泽东善于砸碎旧世界，也钟情于构想新世界。
对美善境界的梦想与追求，仿佛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一面旗帜。
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探索者。
单纯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毛泽东的兴奋。
写完《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又续写了一个后记，说：“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诗人所以要按捺不住地写起“宣传诗”，是因为“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
为诗写后记，这在毛泽东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还不够。当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信，让他把这两首诗安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意在“不使冷气”。
正是在这封给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预感到，“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曲高而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
想象越奇特，越难寻得同道。
果然，这两首诗在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可能有误，因为我们坐在地球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
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封信中专门作了解释—
地球的周长约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可是有人不认为这是旅行，觉得‘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
“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朴实的真理，似乎一点就通。
深刻的哲学，本来蕴涵诗意。
惊世骇俗的奇特想象，人们很难用一般的逻辑公理去推论，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却夹带着合理的文化内涵、真实的历史内涵和浓厚的人格内涵。
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浪漫思维，以至“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是因为“囿于习俗，迷信未除”。
第六部分仙凡巡游曲（3）
不拘成规的浪漫想象，对目标的执著追求，使毛泽东时刻以诗人的想象关注人生和时事的变化，关注着自然和宇宙的终极，关注着使命和目标的实现进程。
在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中，毛泽东常常倡导破除迷信的精神作风。
这一年，他在几次会议上都反复宣传：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他还说： “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
激情地工作，理智地决断；热情地想象，冷静地实施。
毛泽东在大多数时候，能够如此，能够把浪漫热情和务实精神高度地统一起来，从而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书生型的政治家，都能设计一条实实在在的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大道。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现状的人。
他曾对人说：“我想把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
正是这种紧迫感，使他总有一种不“安分”的心情。
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运动和变革，都伴随着洋溢激情、充满畅想的精神氛围。
历史的奇妙恰恰在于—
在许多失败中，常常体现着深厚奇丽的个性力量和勇于尝试的思想锋芒。
在一些成功中，固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也陈列着一连串的陷阱。
在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发生变化的时候，机械地重复经验，经验就变成了陷阱。
1958年的“大跃进”，掉入了“陷阱”—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消泯了经济建设和诗意想象之间的那道天然壕沟。
灵感触发下的豪言壮语满天飞舞，那种过去成功岁月积淀起来的激情和畅想，膨胀得硝烟四起，催生出火红的年代和火热的社会，进而弄出大放“粮食卫星”这种怪异的事情。
毛泽东期望甚高的这一尝试，很快就难以为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毛泽东说：我也有胡思乱想的时候。1958年、1959年的责任，主要在我。
毛泽东一生都被他的高远的理想鼓舞着，被缤纷的幻想诱惑着。有时候，人们分不清，哪是他的理想，哪是他的幻想。
如果不是写诗，而是书写社会变革这部作品，那么，理想的实现是史诗，幻想的失败就成为了悲剧。
诗是美好的，但用它来同现实打交道，往往坏事。
在诗的世界，在美的世界，甚至在哲学思考的世界，时代和历史或许可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