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有人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意思是共产党抵挡不了糖衣炮弹的攻击。
到1963年，14年过去了。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花花绿绿的上海，驻守在南京路上的八连官兵，没有被染黑。他们继续保持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本色，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1963年，国防部授予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号。
这是让毛泽东欣喜的消息。“好八连”的作风，正是他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人气象的一个缩影。
在1963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惟一一首民歌体的杂言诗—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第七部分新人赋（3）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歌颂八连官兵，不如说他是在全面构想和描述他心目中的新人气象。
除了“拒腐蚀，永不沾”，新人们还要不怕刀戟、鬼魅和帝贼的压迫，还要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纪律各个方面达到新的境界。这样才能成为如松柏的“奇儿女”。
奇儿女之“奇”，奇在精神。
精神是人的内心生活及其品质。毛泽东在1918年就发出了对它的执著追求和坚定维护的誓言：“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作为五四青年，这是毛泽东当时追求的新人气象。
在毛泽东的个性辞典里，“精神”还是一种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的称谓。
它有时是一种崇高的人格理想，有时是一种深刻的思考与追问，有时是一种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有时是一种无畏无敌、勇往直前的浩然正气，有时是一种具体奋发的作为，有时是一种不衰不屈的意志，有时是一种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
喜欢传统格律的人，或许不会欣赏《八连颂》，因为它毫不含蓄，过于直露。
但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当时部队战士喜闻乐见的快板诗、民歌调，才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欣喜之情，才足以传达他对新人气象的构想和描述。
当然，毛泽东也会以格律诗来传达他的这种期望。
那是1965年在南昌的时候。
南昌旧时别称洪都。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在这里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
作为诗文大家，毛泽东特别瞩目王勃，称他为“英俊天才”。毛泽东还专门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来考证王勃在南昌写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称道他不仅“高才博学”，而且“为文光昌流丽”。
作为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或许更为感慨1927年在南昌爆发的八一起义。正是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抓起了枪杆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从起义队伍里还走出了六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南昌，也就成了一个令人怀想的红色起点。
然而，历史之舟似乎已随岁月之河漂流远去。
毛泽东或许会在滕王阁下徘徊观赏，也会到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旧址凭吊感念。
但眼前的赣江之水，却无疑承载着他的现实思绪，从历史流向未来—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1965年在南昌写下的这首《七律·洪都》，并没有吟咏洪都往事。
诗人1964年曾来过南昌，所以说此番一行是“又一年”。这时候他已经72岁，生出了“鬓雪飞来”的感慨，还有“成废料”的自嘲。这自嘲当然不是古稀年华的自怜，相反，倒是充满信心的豁达和诙谐。他坚信自己的身后和历史的前面，有长在的“彩云”和“新天”，更有后浪推前浪一般层出不穷的后继青年。
在谙熟历史演变的毛泽东眼里，这些后继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气质呢？
毛泽东想到了东晋初年名垂青史的志士祖逖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生长在动乱年代，他们在年轻时便怀抱宏大的报国之志，为此闻鸡起舞练剑，磨砺意志本领。后来，祖逖带领一百多部下，誓志北伐。船到江心，他敲打着船桨发誓： “我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的敌人，决不再渡此江。”
祖逖北伐果然成功。刘琨听到这个消息，感慨地说：我经常枕戈待旦，立志报国，不想祖逖真的比我先在北方挥鞭立马了。
历史上多难兴邦的奇志儿女们的故事，就这样传递着晚年毛泽东的深沉情怀，昭示着他渴望的新人气象。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毛泽东种下诗句，曾期望它长出麦子和钢铁，如今，更期望它长出全新的文明，全新的人。
第七部分新人赋（4）
就在写《七律·洪都》的1965年，在北京的中南海里，毛泽东又一次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见面了。
斯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年轻的一代将会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闭着眼睛，感慨地回答说：我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人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料的历史条件去决定。今天和未来的青年人会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
这是诗人的回答，还是智者的思考？
热情消失之后，剩下的只是习惯。
创造力消失之后，留下的陈迹便是“传统”。
晚年毛泽东不愿遵循的，或许就是这习惯；他试图摆脱的，或许便是这传统。
他要倡导精神的活力，去创造“新生事物”。
在世界的五颜六色中，如果说红色象征着热烈、浪漫、进取、革命、创新的话，那么，晚年毛泽东尤其喜欢玫瑰红，则多少是他的这些内心向往的折射。
晚年毛泽东用的地毯是红色的，沙发是红色的，窗帘是红色的，甚至他下水穿的游泳裤，也是红色的。
也许，只有鲜红的颜色，才会使他变得年轻。
晚年的毛泽东，是一个最易动感情的人。
看电影《创业》，当主人公说：“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他流泪了。
看《雷锋》，当主人公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你们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他流泪了。
1976年春节，看《难忘的战斗》，当演到人民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的时候，他流泪了。
这些画面，这些形象，仿佛折射着他的心声，传达着他曾经拥有的风云历程，再现了他领导的事业中奔突的创造活力。
在毛泽东生命最后一个年头的第一天凌晨，两个美国青年走进了他的书房。
看到毛泽东正将头靠在沙发背上休息，还张着嘴好像是在吸食空气，两个美国青年不由得感到有些心酸。
毛泽东也许注意到他们的凝视，开口便语出惊人：“我生着一幅大中华的脸。”接下来的交谈，让他们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身上的活力奇迹般地出现了。
走出毛泽东的书房，两个美国青年深深地吸了一口北京冬夜的空气。
一位情不自禁地感慨： 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十里之外都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另一位则理性地述说： 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第七部分冬天的歌（1）
走近毛泽东，你会发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性格风景。
这道风景很像苏东坡对庐山的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道风景也像毛泽东自己的描述：“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他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朴实。
他十分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罕见地严肃认真、猛烈逼人。
他细致谨慎、明察秋毫，又粗犷洒脱、坦率外露。
他有成就大业者的坚忍和耐心，而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不坐失分秒。
青年时代，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袒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本色： “性不好束缚”，“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
他追求一种“真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
毛泽东对束缚个性本色的外在规矩，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和轻视。大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谈话方式和装束举止，绝少彬彬有礼的客套，绝少虚情假意的造作夸张，总是显得十分自然。
一个本色自然的人，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
他喜欢抽烟，不管在什么场合，有时甚至给客人点烟。
他喜欢外出，看到好的景色，甚至让专列停下来，下车步入田野或山道。
跳舞时，他喜欢按自己的节奏，有时候也能合上鼓点。
他宣称自己的作息时间是按月亮办事，也就是说夜晚办公，白天睡觉。
哪怕是在严肃庄重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愿掩饰他的个性本色，甚至会不按常规行事。
会见外宾，他不拘外交礼节，有时候坐在偏座上同来宾交谈。
会见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他好奇地指点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开玩笑地问基辛格，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他穿着一条屁股上轧满了罗纹补丁的裤子。
会见越南党和国家领袖胡志明—因为天热，他让对方把汗湿的衣衫脱掉，光着胳膊，摇着蒲扇讨论天下大事。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人们劝他按国际惯例换一双黑色皮鞋，他却说：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我们中国人就按中国的习惯不行吗？
毛泽东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握手，更显出直率的性情。一见面，他问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仪仗队？周恩来回答：主要是担心英国的现任首相不高兴。他说：我看还是要有。一位工作人员再问：不怕得罪他们的现任首相吗？他说：不怕。
结果，欢送的时候，果然增加了仪仗队。
何等真实而又洒脱。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
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神话世界里的那个孙悟空。
孙悟空，一位神话英雄，一位永远的战斗者。他不愿受无谓的拘束，敢于袒露自己的个性追求，甚至上天入地向芸芸天神们服从的权威和遵循的规范挑战，向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挑战。
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捉鬼降妖，从不退缩动摇，更有一副识别善恶的火眼金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永远的革命者、进取者，正需要这样的信念和毅力，这样的作风和胆识，这样的情怀和智慧。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孙悟空。
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以示赞赏。
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第七部分冬天的歌（2）
由于“愚顿”的唐僧人妖不分、善恶不辨，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使郭沫若对他特别生气，从而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这样的激愤之词。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
他的想法和诗人郭沫若有些不同，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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