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罪恶。他们一旦消灭了你，就会接着来消灭我，尽管我也是半个德国人。我想他们不会轻易让我死的。然后他们就会来抓我这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朋友，对她犯下曾对你犯下的同样的罪行。同时，他们也不会放过她的孩子，他们的下场不会比你们看见的这些更好。’” 在华盛顿那间阴暗的房间里，苏菲和我在不知不觉互换了位置，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我睡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而她站到我刚才观看火灾的窗户边凝望着远处。她沉默着，我看着她的侧影。她仍陷于深深的回忆之中。她望着闪着微微火光的天边，听着屋檐下鸽子的咕咕叫声，以及远处人们救火的隐约的喧嚣声。教堂的钟又敲响了：四点钟。 苏菲终于又开口说了起来：“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年，我以前告诉过你，纳粹抓住了汪娜，拷打她，折磨她，最后把她吊在架子上，让她慢慢干死。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常常想起她，但经常想到华沙的这个晚上。那天，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走后，她坐在桌旁，把脸埋在胳膊里，完全崩溃了。她哭了。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哭。真怪。我想她一向认为哭泣是软弱的表现。记得我当时靠近她，抚着她的肩头看着她哭。她这么年轻，和我一样年轻，却这么勇敢。 “她是个同性恋，斯汀戈。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就是那时也无所谓。但我想，在我将这么多的事告诉你之后，你也许想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睡过一两次——我可能也对你说过，但那不意味着什么。她对那事懂得很多，我……唔，我并没有回应她，所以她从不强迫我，也绝不生气什么的。我爱她，因为她比我坚强，比我勇敢。 “正如我所说的，她预告了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还有我孩子的死亡。她就这样趴在桌上睡着了。我不想惊动她。我仍想着她刚才所说的那些死去的孩子的事，还有那些照片——突然掉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之中。我曾多次有过这种类似死亡的感觉。我走进孩子们的房间，他们仍睡着。汪娜的话压得我完全崩溃了。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我弄醒吉恩和伊娃，把他们抱在怀里。他们醒了，迷迷糊糊地咕哝着什么，那么可爱，那么可亲。本来他们俩很重，可现在都变得很轻。我想可能是我渴望把他们抱在怀里的缘故吧。我心中充满恐惧，汪娜关于未来的话令我绝望到了极点。我知道她的话是真的，我们无法对付那么强大的敌人。 “窗外又冷又黑，华沙没有一丝灯光，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又冷又黑暗的城市，除了黑暗和冰冷的风外一无所有。我打开窗户让寒风吹进来。知道吗，我差点带着孩子们冲进黑夜之中。你不知道，在当时，我的这种渴望有多么强烈。后来，我多次咒骂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做。” 载着苏菲和她孩子，汪娜和那一群抵抗战士，以及在最近一次围捕中抓获的波兰人到奥斯威辛的列车车厢同往常不一样。它既不是棚车也不是用来装牲畜的货车——德国人常用这种车来做运输工具。这次却有些出人意外。虽然有些陈旧，却不无排场。过道上铺满地毯，有包厢，洗手间，每个窗户上都钉着一块菱形的金属牌，上面烙着波兰语、法语、俄语和德语的警示语：“请不要将身体伸出窗外。”通过它的设施——很破旧但仍很舒适的座位，华丽但已失去光泽的枝形吊灯，苏菲知道这节历史悠久的卧车曾是上层人士的头等专列。如果不是那些特别的不同之处的话，她觉得它就是她孩提时，载着她和她的全家去维也纳或柏林的那节卧车。 不同的是，所有的窗户全被封死了。她立即感受到不祥的预兆，几乎透不过气来。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本来只坐六至八人的包厢，此时塞进了十五六个人，还包括他们的行李包裹。灯光昏暗的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半的人只能站着，相互抓着以防火车猛然加速时跌倒在别人身上。有一二个头脑灵敏的抵抗组织的头儿开始发出命令，让大家轮换着坐。这样就好多了；但如此多的身体挤在一起散发出的热量以及汗水的酸臭味却无法解决。但这不算糟，不过是不舒服罢了。吉恩和伊娃是这个包厢里仅有的孩子，他俩轮流坐在苏菲和别人的腿上。至少有一人在旁边没有灯的包厢中吐了。挤过这么多的身体到盥洗间去需要拚命才行。“总比棚车好一些，”苏菲记得有人咕哝了一句，“至少还能伸直手脚。”奇怪的是，在当时极度混乱、杂乱无章的欧洲，火车晚点、延误是常有的事，可苏菲的这次行程却不像想象的那样漫长：本该从早上六点到中午的半天旅程共用了三十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几夜。 或许是被一种满怀希望的思维所左右（正如她一次又一次向我承认的那样），苏菲一直觉得很安心。德国人把她和她的同伴们装上这趟列车，用这种新奇的方式运送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纳粹一直用货车把犯人运到集中营。因此，当苏菲和吉恩、伊娃被装上这节车厢时，她马上从逻辑上排除了这种可能，即德国人使用这种车厢运送犯人只是因为它还可以利用（宽大并尚可滑动的窗子就是证明）。相反，她一直安慰自己：在战前供富有的波兰人在上面打着瞌睡做豪华旅行的卧车，现在代表着一种特权，意味着他们将得到比关在前面那节车厢里的一千八百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更好的待遇，那些人像瓶子似的被塞进那黑沉沉的运牛的棚车里已有好几天了。这个想法与她认为纳粹解决犹太人会增加她自己、吉恩和伊娃安全程度的想法同样幼稚而愚蠢。 奥斯威辛——即奥斯威茨——这个名字早已在车厢中一次次传开。这名字让她怕得要死。但她毫不怀疑列车正驶往那里。一丝耀眼的光线照射着她的眼睛，一下子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窗外的树林上。在行程开始后的一个小时里，她通过黎明的光线判断出列车正向南行驶。越过华沙郊外的村庄，绿色的田野，密密的白桦林，向着克拉科夫的方向行驶，只有奥斯威辛才是最可能的目的地，它就在南边。当这一想法被她的眼睛所证实时，她绝望了。奥斯威辛早已臭名昭著，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苏菲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曾听说他们将被送往奥斯威辛，但她天真地希望是被送到德国的劳动营，因为有很多波兰人被送到那儿做苦役。她还听别人说，那儿没有那么残酷，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但随着奥斯威辛越来越近，这一切似乎都无法摆脱了。苏菲被这一发现压得喘不过气来。她成了抵抗组织的牺牲品。她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属于这里，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以致和抵抗组织成员们同时关在一所监狱的话（她突然因自己与汪娜同住也产生一种运气不好的想法，尽管她从未为他们出过一点力），也许她会因为私买猪肉而被判重刑，但不会因颠覆罪而被判无期徒刑，也不会被送往那邪恶的地方。但她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根本就没有被判定犯有任何罪过，只是忘了审讯她。她被遗忘了，就这样莫明其妙地很偶然地与抵抗组织成员们关在一起，成了他们的一个牺牲品。与其说她是典型的报复性审判的牺牲品，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暴戾，对完全统治和压迫的一种狂暴的贪欲的牺牲品。只要纳粹在抵抗组织身上取得微小的胜利，这种贪欲便会强烈地抓住他们的心。这次也是如此。这种贪欲使他们将迫害的欲望延伸到这次被围捕的几百个无辜的波兰人身上。
满怀憧憬的南方之旅第117节 调换位置
这次旅行中有几件事令苏菲记忆犹新。恶臭，空气浑浊，不停地来回调换位置——站起，坐下，再站起，坐下。有一次急刹车时，一个包裹掉下来砸在她的头上，没伤着什么，也不怎么疼，只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外面春天的阳光已经不见，天色暗下来，下起了毛毛小雨；透过雨雾，可以看见被去年的冬雪压弯了的腰或折断的白桦树。到处是盛开的连翘，绿色的田野延绵起伏，在远处与云杉、落叶松林融合为一体。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吉恩一直坐在她腿上，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德文版的《瑞士的罗宾逊一家》，波兰版本的《白齿》和《彭罗德和山姆》。伊娃拿着她的两件宝贝：装在盒里的长笛，独眼独耳绒毛玩具熊。从婴儿时起，那只熊就一直陪伴着她。她拒绝把这两件宝贝放进包裹，而是紧紧抓住它们，仿佛谁会夺走似的。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此时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呕吐的酸臭味。挨着他们的人有：两个十六岁左右吓得心惊肉跳的修女，一路哭着、睡着，醒来后便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维克多，一个黑发、情绪激动的年轻的家乡军战士，正在秘密策划反抗或逃跑，他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传给在另一个包厢的汪娜；一个几乎吓疯了的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声称自己是韦尼亚乌斯基的侄女，声称她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那捆羊皮纸卷是此人著名的《波兰舞曲》手稿，声称她应该得到豁免。当维克多朝她吼道，说那羊皮纸不过是纳粹的手纸时，她像个女学生似的嚎啕大哭起来。饥饿开始向每一个人袭来，但没有一点吃的。另一个老妇人心脏病发作，倒在包厢外的过道里，她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十字架，灰白的脸被周围人们的皮靴弄得污迹斑斑。苏菲透过车窗的缝隙又一次看见了夜色的克拉科夫，熟悉的站台，月光下的铁路广场，他们在那儿停了很久。银色的月光映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一个身着制服、背着闪光的来佛枪的德国士兵正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手淫，他嬉笑着，向这群好奇的或者无动于衷的犯人们展示着。一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是早晨明晃晃的阳光。火车在雾霭中穿过威斯土拉。火车朝前行驶着。苏菲认出了两个小镇：斯卡威尼亚，扎托。伊娃开始哭泣，她饿极了。嘘，宝贝儿，别哭。在早上灿烂的阳光沐浴中，苏菲打了个盹儿，夹杂着了一个狂躁、揪心的梦：她身着长袍，头戴王冠，坐在一架钢琴前，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令人震惊的是，她飞起来了。飞呀飞，飞翔在音乐王国的天空中。眼睛终于睁开了。哐当一声，火车停了。奥斯威辛到了。 他们在车上等了大半天。车厢里的灯熄了，只剩下从窗户缝隙透进来的一丝灰白的光线。外面远远地传来乐队的演奏声。车厢里弥漫着触手可及的惊慌，像刀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人们在黑暗中焦虑地低语着，嘶哑的声音越来越高。那两个修女齐声恸哭起来，哀求着圣母。维克多大声嚷着让她们闭嘴。此时传来了汪娜的声音，要抵抗战士们和所有的人都保持安静，不要惊慌。这声音给苏菲增添了力量。 消息传来时，一定已是下午时分了。前面那节满载来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的车厢传过来一张字条，维克多借着昏暗的光线大声读着。苏菲此时已吓得麻木了，只是使劲地把吉恩和伊娃搂在胸前。她马上就听明白了：所有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苏菲也加入到修女们的祈祷中。正当她们祈祷时，伊娃开始大声哭起来。在整个旅程中，孩子们都很坚强，可此时小女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她痛苦地哭叫着，苏菲想方设法想让她安静下来却无济于事；有一阵子，孩子的尖利哭声比犹太人的死讯更令她恐惧。但不久伊娃不再哭泣。奇怪的是，是吉恩帮了她。他有办法让妹妹安静下来。他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语言，然后拿出他的书，在昏暗的光线中读《彭罗德》，给她讲生活在美国小镇的那个小男孩的恶作剧，嘻嘻地笑着。他那尖细的女高音般的童音轻柔地抚慰着伊娃，困倦已极的小女孩在这声音中慢慢地睡着了。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时间已近傍晚。终于又传来一张字条，写着：“A、K、第一节车厢。”显然，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和犹太人的命运一样，前面紧挨着的那节车厢里的几百名家乡军战士将被全部运往比克瑙的焚尸炉。苏菲把手放在腿上，直楞楞地盯着前方，准备着去死，心里感到无比恐惧，即将摆脱痛苦的念头也第一次浮上心头。韦尼亚乌斯基的老侄女已陷入昏迷状态，涎液从嘴角流出，《波兰舞曲》手稿乱七八糟地散落在车厢里。很久以后，苏菲整理这段回忆时，记不得自己当时是否也陷入到休克般的痴呆，因为紧接着出现在她记忆中的，是她和吉恩、伊娃来到明亮晃眼的倾斜的车站月台上，与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中尉医生面对面站着。 当时苏菲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她也再未见到过他。我之所以把他叫作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是因为它像任何一个党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