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未想到他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送入地狱之门有违天意。一切都那么单调。他的所有恶行都是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罪恶感的真空中进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他只在灵魂中呼唤上帝。 让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异常简单吗？实际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恶的行为来寻求答案。人类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后才走向光明的吗？ 于是，他怀着这种强烈的犯罪欲望拆散了苏菲和她的小女儿；同时又用他那残存的善良做出了一个宽宏大量的举动——给了苏菲选择的机会。毕竟他有权利把两个孩子都送向死亡。这就是我对四月一日愚人节黄昏的暮色中，当苏菲和孩子们出现在他面前，在那首变了调的探戈舞曲《康巴斯塔》一直不停的伴奏下，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对苏菲所表现出来的反常行为的惟一解释。
激情的一夜第120节 百科知识
我这人总是忍不住在人前说教，天知道这么多年来我的家人与朋友为了听我那些又臭又长的废话吃了多大苦头，还为了不让我扫兴，尽量掩饰着哈欠，悄悄地张一下嘴，使劲把眼泪忍回去。但偶尔也会有这样一些时候，时间和听众都那么合适，这时我便尽显我往日的百科知识，就某一题目作最详尽的解说。在人们需要放松时，没有什么比这些毫无用处的例证与空洞乏味的统计数字更有用了。那天傍晚，我们漫步在华盛顿灯火辉煌的白宫外，朝着河佐阁餐馆走去时，我便使尽浑身解数，大谈花生来引起苏菲的兴趣。花生似乎成了我俩改变话题的最好题目。因为她已详详细细地谈了两个小时关于她自己的事。我再也想不出什么好谈的了。她也像不想再说什么。这时，花生却让我打破了这种尴尬，使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沉闷空气消失殆尽。 “花生其实不是坚果类，”我开始说道，“而是一种豆类植物。它是豆类的近亲，但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壳是在地下生成的。花生是一年期植物。在美国主要有三种——弗吉尼亚大籽花生，蔓子和西班牙种花生。花生在生长期需要大量的阳光，而且生长周期长，所以大都适宜在南方种植。花生的主要产地依次是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阿尔巴马和德克萨斯等州。有一位叫乔治•；华盛顿•；卡默尔的天才的黑人科学家，将花生的用途扩大了许多，除了我们已知道的可食用外，还可用于化妆品，塑料，绝缘材料，炸药，某些药品及其他一些用途。花生是开花植物，植根于浅表土层。苏菲，我想我们的小农场可以连年种它，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会略有结余——我们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再不会为一口面包去求阿尔福雷德或哈伯兄弟了。我想你应该简单地了解一下有关花生的知识，因为如果你真的成为农场女主人的话，你就得常常下地帮帮忙。至于说到具体的种植——花生的播种时间在最后一次霜冻后，间距3至10英寸，行距两英尺。播种后大约120到140天后开始长壳……” “你瞧，斯汀戈，我正在想一件事儿，”苏菲打断了我，“这件事很重要。” “什么？”我问。 “我不会开车，我根本不懂开车是怎么一回事。” “嗯？” “将来我们得住在农场。从你的话听来，那儿会很偏僻。我必须学会开车，对吧？我在波兰时从未学过——那儿有车的人很少，至少也要长大后才能开车。到这儿后，内森说他会教我，可他从未教过。我必须学会开车。” “这很容易，”我回答说，“我来教你。那儿已经有了一辆小型货车。再说，弗吉尼亚对驾驶执照放得很松。天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我十四岁生日时就拿到驾照了，而且是合法的！” “十四岁？”苏菲说。 “上帝，我那时才九十磅重，坐在驾驶室里几乎超不过方向盘。我记得那个警察审视着我的父亲说：‘这是你儿子还是个侏儒？’但我拿到驾照了。这就是南方。南方有一些事和北方不一样。比如说，在北方你绝对不可能这样年轻就拿到驾照，好像南方的人更老一样，也许应该说成熟得更早一些。这就像密西西比的一个笑话，是关于处女的定义，答案是：一个跑得比她父亲更快的十二岁女孩子。”我咯咯地自顾自地笑了起来。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说笑话。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急不可待的欲望，想马上回到南安普顿，开始下田耕作。这个想法与我想马上吃到河佐阁的蟹饼一样急切。我开始不假思索地唠叨起来，她刚才讲的那些事仍盘旋在心中，但我根本没有顾及她内心的感受。 “现在，”我用牧师训诫般的口吻说，“从你的话里我听出，你觉得你会与那地方格格不入，但这是不对的。刚开始时他们可能有些冷漠，你也会为你的口音和外国人身份感到烦恼，不过让我告诉你，苏菲亲爱的，一旦他们了解了你，南方人是美国最热情最大度的人民。他们不像大城市的街头恶棍或骗子那样可恶，奸诈，所以不用着急。当然，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想我们的婚礼得尽早举行——你知道，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流言蜚语，而不是为了别的。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就去拜访一下左右邻居，可能要花上几天时间。我们还要开一张长长的购物单，然后开上卡车去里齐蒙德。我们会需要很多的东西。虽然家里已应有尽有，但还需要添置一些，就像我对你说过的，一台留声机和一大摞唱片。还有就是你的结婚礼服。你肯定想漂漂亮地出现在婚礼上，所以我们要在里齐蒙德好好逛逛商店。你在那儿不会找到巴黎那样的时髦女装店，但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商店……” “斯汀戈！”她厉声打断我，“求求你，求求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什么结婚礼服一类的事。你觉得我现在箱子里的那件怎么样？嗯？！”她的声音一下子提得很高，气得直发颤。她从没这样对我发过火。 我们停下脚步。我转过身，看着她那隐没在凉爽夜晚色中的脸庞。她的眼里满是忧伤。我明白了，心中一阵刺痛：我一定说错了话。“什么？”我傻乎乎地问。 “结婚礼服，”她伤心地说，“内森在萨克斯为我买的礼物。我不需要任何结婚礼服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啊，是的，我懂了，我明白了。这太残酷了。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这距离像一条泛滥的河流将我们阻隔，使我无法真正走近她。我对她的梦想简直是痴心妄想，至少我永远无法与内森相提并论。内森，她完全被他迷住了，所以既然她带着那令她心碎的婚纱走了那么远，它对她仍然那么重要，让她触物生情。我突然意识到另外一个事实：我居然还在设想我们的婚礼和甜蜜的农场生活，而我的爱人——现在正满脸倦容，满眼伤痛地站在我面前，想着她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人送给她的婚纱。上帝，我真蠢！我的舌头一下子僵住了。我努力想寻找合适的字眼，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越过苏菲的肩头，我看见正笼罩在十月薄薄的夜雾里的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挺拔向上，像一把剑直刺天空。纪念碑的基脚上站满了人。我觉得浑身无力，心里乱糟糟的，似乎每一秒钟都把苏菲从我身边拉走一步。
激情的一夜第121节 逃避现实
当时，我们正在国会大街，她嘴里咕哝着什么，我没听清。她发出咝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猛地扑进我的怀里。“噢，斯汀戈，亲爱的。”她低语道，“请原谅我。我并不想对你高声叫喊，我仍然想与你一起回弗吉尼亚，真的。我们明天就走，好吗？只是你刚才提到结婚，我有太多……太多的不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明白吗？” “是的，”我回答说。我当然明白，虽然迟了一些。我紧紧地抱住她：“当然，我明白，苏菲。” “那我们明天就去农场。”她说，紧紧地抱住我，“我们真的要去，就是不要再说结婚的事。求你了！” 这时，我发现我那小小的欣喜中掺杂着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我的幻想中有逃避现实的成份。我一直固执地想象着我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嗡嗡直叫的绿头苍蝇，水泵不会坏，庄稼连年丰收，棉花地里工钱少得可怜的黑人从不抱怨，阴沟里水清如许不见猪粪。尽管我完全相信父亲的话，但亲爱的老“五棵树”可能是一个肮脏破烂的庄园，一个让人受罪的地方。这对苏菲是个陷阱，换句话说，把她引诱到那块坑坑洼洼的花生地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但我把这些统统从脑袋中赶跑，不愿考虑。我们现在有更麻烦的事。 可怕的是，我们俩短暂的好心情完全变成泡沫消失了。当我们重新沿着大街散步时，苏菲身上的忧郁几乎触手可及，就像隐藏在傍晚雾中潮湿的手，绝望地伸出来又缩了回去。“哦，斯汀戈，我太想喝酒了。”她说。 整个傍晚的散步在沉默不语的气氛中完成。我不再向她指手划脚地介绍首都的景色。在我们开始散步时我一直充当导游，试图让她高兴起来，那时她也的确有些喜气洋洋的。但我很清楚，尽管她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但最终无法摆脱我们在旅馆房间里想宣泄的那种恐惧。其实我也不能。初秋的弥漫着薄雾的夜晚，置身于灯光闪烁的十四大街，但显然我们都没有心思领略这座城市的美景，也不能感受这里祥和的气氛。华盛顿突然变成美国的程式化的象征，像一个不真实的几何图形。我感受到与苏菲完全相同的波兰人的感受，血管里流淌着欧洲堕落的血。奥斯威辛也同样潜藏在我的灵魂中，一如在她的灵魂之中永驻。这就没完了吗？还有完没完？ 最后，我们在可以俯瞰月光下的波托马克河的一张桌边坐了下来。我又问起吉恩的事。苏菲喝下一大口威士忌，开心地说道：“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斯汀戈。我估计你会问的，而我也希望这样，因为我自己不会主动提起这事。是的，你是对的。我自己常想，要是我知道吉恩怎样了，要是我能找到他，也许就不会每天如此伤心了。如果我找到吉恩，我可能——哦，可能会摆脱所有的恐惧和绝望。我一直强烈地感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愿望将伴我一生。只有吉恩能让我对这陌生、神秘而且还……还如此错误的生活说声再见。如果我能找到我的儿子，我想只有这个才能救我。 “这也许还能减轻我对伊娃的愧疚感。我知道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不应该再被这事纠缠。我知道这——哦，你会懂的——是不由自主的，但我总是带着这些记忆在无数个早晨醒来，和它生活在一起。我所做的这一切真让人受不了，受不了。 “有好多好多次，我都在想吉恩是不是活着。如果霍斯履行他的诺言，也许他还活着，就在德国的什么地方。但我想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肯定不可能再找到他。进入利波斯波恩计划的孩子们身份名字全换了，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彻底的德国人——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寻找，如果他真的还在的话。在瑞典难民营时，我日思夜想的只有这件事——赶快把身体养好，然后去德国，去找我的儿子。但那时，我遇见了一位波兰妇女，我记得她从基尔斯来，是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女人。她的孩子，一个小女孩，也失踪了，失踪在利波斯波恩计划中。在战后的好几个月里，她在全德国游荡，找呀找呀，始终没能找到她的女儿。她说没有谁能找回他们的孩子。她告诉我说，寻找的痛苦更甚于失去孩子的痛苦。她对我说，别找了，别找了。因为你一找，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你的孩子，在那毁掉的城市，每条大街小巷，每个学校，每辆公共汽车和火车上，每个操场……在任何一个地方冲你招手，你惊喜地大叫着冲过去，可他不是你的孩子。于是，你的心碎了，一天碎几百次。最后，这比知道你的孩子死去更令人难受…… “但说实话，斯汀戈，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想霍斯不会为我干那事。我想吉恩一直呆在集中营里，如果这样的话，我敢肯定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战争即将结束的那年冬天，在比克瑙，我病得很重，几乎快死了，所以对此事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听说，党卫军准备把儿童营剩下的几百个孩子全部解决掉，因为俄国人就要来了。大部分是波兰孩子；犹太孩子已经全死了。他们本想把孩子们弄到坑里活活烧死或枪杀，但后来决定采用一种不会留下明显痕迹的方法。于是在一个结冰的日子，他们把孩子们赶到了河里，让他们脱掉衣服浸进水中，好像让他们洗澡似的，然后命令他们穿上湿衣服，把他们赶回儿童营，站在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