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于自杀，他怎么自杀了？我认为王国维可能应该属于鸳鸯这一类。就是王国维呢，他自己本身对于人生的痛苦，有一种出世的觉悟，可是那是当北伐的前夕，当北伐的前夕，传言说，说如果北伐军进入到北京城以后，会有怎么样怎么样一种，对于这保守的、顽固的、守旧的有怎么样的迫害。王国维这个人，所以他是矛盾的，我说智与情，我们开头就说了，王国维他的本性，一个很基本的性格，他理智与感情的兼长并美。这种性格在研究学问上有好处，他既有感性，又有智性。可是在人生上，他就不能够做出一个果断的决断来了。王国维并不赞成后来的溥仪受日本人的利用，要组织伪满的满洲国，可是跟王国维合作的罗振玉是要一心协助这个溥仪组织那个伪满洲国的。所以王国维跟罗振玉在研究学问上，合作数十年之久，最终两个人交恶，就这一点点的观念不同。王国维是在理性上，知道不应该拥护这个伪满，尤其不应该依托日本人的势力，来组织伪满洲国，可是王国维就是在革命以前，他就已经入宫做了溥仪的师傅，而溥仪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童子，所以他认为清朝亡国的罪过，不在溥仪，溥仪是一个不幸者，生当亡国之时，做了亡国之君。而王国维既然做他的老师，所以他对他有一份感情，不能够决然竟去，这是他的矛盾。他不像那些遗老，那些人还要拥护溥仪，再建立什么国家，还在那个小朝廷之中争权夺势，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在感情上，他没有办法，他就是有一份这种师生的感情。“我”曾经对他有过感情，“我”没有这一种决断，跟他就决然地断绝，这真是王国维的他智与情矛盾的痛苦。如果真是北伐军来到燕京，把他当做遗老来治罪的时候，他辩也不是，不辩也不是，可是他的心情又不是一个真正地拥护溥仪的遗老的心情，所以他矛盾痛苦，他无法解决，他是智与情两种的矛盾，所以他是环境的逼迫。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说是北伐军要进城了，会对某些人是不利的，如果不是有这种环境，他也许不至于自杀。而他也许，我又说了，王国维说得很理性，说人生是存于解脱，他就是我们说“看得破，忍不过”，古人说。在理性上，“我”都知道，应该是出世，可是在感情上，“我”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看得破，“我”忍不过。“我”下不了这样的手段，“我”下不了这样的决心，所以他自杀了。所以说，能不能按照他所说的鸳鸯的那个例证，说是他内心也可以出世，只是因为在外界的环境之下，不得已选择了自杀，能不能这样说，这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能起王国维于地下来询问他，这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他说《红楼梦》的精神是存于解脱。
他说在中国的小说戏曲之中，中国人一般是乐天的，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可是呢，《红楼梦》是悲剧的，是贾府也败亡了，黛玉也死去了，他说《红楼梦》是悲剧的。而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从叔本华的哲学来看，他说文学里边最高的成就，就是诗歌，诗歌里边最高的成就就是悲剧。不但叔本华这样说，是比叔本华更早，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诗，就叫做《诗学》，他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说，说希腊的古代的悲剧的精神，是一种文学上的美学上的最高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悲剧是告诉人，是恐怖的，罪恶的。他说，你看Shakespeare莎士比亚，所写那个《麦克白》，还有《哈姆雷特》，都是悲剧。所以最伟大的悲剧是把恐怖和罪恶展现在人前，是当这些观众面对这些恐怖罪恶的人生呈现的时候，就可以洗涤你的精神，洗涤你的什么精神，洗涤你对人生的，正是贪婪欲望，而为了欲望不惜一切为非作歹，去犯罪、行邪恶的这样的精神。因为你看到了，看到了人生的悲剧，看到了人生的痛苦，所以，悲剧是洗涤人的精神的，悲剧使你从欲望痛苦罪恶之中超脱出来。所以那是悲剧的精神，是文学的精神。而这种悲剧的精神，也是美学的精神，所以他第三章说，美学的精神，那是因为《红楼梦》所写的是一大悲剧，他说《牡丹亭》，《牡丹亭》没有超脱，《牡丹亭》是欲望，《牡丹亭》的杜丽娘游园惊梦，还不是说现实的男女的爱悦，只是梦中见到一个男子，从此就为他死去了，这真是欲望，真是痴欲，而《牡丹亭》最后还给它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西厢记》有长亭送别，后来有《后西厢记》《续西厢记》，最后还是张生跟崔莺莺两个人结婚了，所以中国是喜欢大团圆的，喜剧的，中国所缺少的就是悲剧的精神。他说还有另外一个戏剧，有一点点悲剧精神的意味，那就是《桃花扇》，《桃花扇》的侯方域，跟李香君。可是王国维说，因为这个侯方域跟李香君是在明朝的败亡的战乱之中，两个人分散了，而李香君跟侯方域的爱情始终不渝，中间曾经有人要逼迫这个李香君跟另外一个人结合，李香君就碰破了她自己的头，所以她的血点洒在扇子上，所以被后人点染成为桃花扇，这是爱情，这是欲望。可是最后说是等到最终侯方域跟李香君经过千辛万苦死生离别见了面，因为道士的一句话，两个人居然就觉悟了，没有结婚，都出家了。王国维说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所以《红楼梦》这个悲剧贾宝玉自己在感情的痛苦中，这才是真的悲剧。《桃花扇》说是两个人这么坚贞的爱情，经过死生离别，经过朝代的更易，最后因为道士的一句话，就点破了痴迷，就出家了，这是不可相信的。因为他说《桃花扇》所要写的，不是人生的真正的悲剧，《桃花扇》所要写的是历史的，是政治的，是明朝的败亡，它所要写的不是人生，不是悲剧，只是用侯方域李香君把这个故事贯穿起来而已，所以它不是属于《红楼梦》这个层次，而《红楼梦》这个层次，才真正是悲剧的精神。可是所谓悲剧，就是古希腊的悲剧，它所谓这个悲剧的形成，又有三种不同的情形形成了悲剧。
第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小人的拨弄，有恶人的拨弄。比如说秦桧，陷害了岳飞，风波亭父子归天。这是因为小人的拨弄，由于恶人的陷害，而造成的悲剧，这是一种悲剧。还有一种悲剧是盲目的，是偶然的，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原因的命运的悲剧。我是9月2号才回来的，9月1号从加拿大上的飞机，就在我上飞机的前几天，我看新闻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后面载了一个人，这个车行得很快，这真是盲目，真是莫知其为而为，忽然一个电线掉落了，就把后面这个人勒在脖子上，居然把他的头割断了。他还抱着前面人的身子，这个摩托车后面是一个无头的死尸，这真是悲惨，真是可怕，这是盲目的。这个不是一个恶人小人的拨弄，不是，这个只是你莫知其由来，就是无缘无故地掉下一条电线，无缘无故地就恰好掉在他脖子上，把他头割断了，这真是盲目的悲剧。而第三种悲剧，没有一个小人恶人的拨弄，也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可怕的命运的忽然间的降临。就是在寻常的人世之间，寻常的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没有意外的事情，也没有邪恶的小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说《红楼梦》的悲剧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黛玉跟宝玉两个人相爱了，那个时候，当黛玉的母亲去世了，把她送回到她的外婆家里边来，而宝玉是她的表兄，表兄妹之间两小无猜，自然产生了感情，那后来薛姨妈带着宝钗过来了，也是亲戚的关系，也是表兄妹关系。一个是姑表的关系，一个是姨表的关系，那么在两两相形之下，林黛玉的身体比较软弱，比较不够健康，而且呢，性情比较狭隘，而宝钗这个人，身体比林黛玉健康，而且宝钗善于做人。你看《红楼梦》写薛宝钗，如果跟贾母在一起看戏，她点戏的时候，不是点她自己喜欢的戏，她就琢磨贾母喜欢什么戏就点什么戏。吃饭的时候，如果点菜的时候，她也琢磨贾母喜欢什么样的菜，她就点什么样的菜。而黛玉这个人没有这样的心机，尤其是宝钗扑蝶的时候，她听到人家小红她们私语，等小红要开窗的时候，她恐怕被人误会，她听到这个话对她不利，她喊的是什么？她喊的是“黛玉你跑到哪里去了”？让人家以为是黛玉偷听这个话，所以薛宝钗真是善于做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贾府之中上自贾母，下至宝玉最亲近的侍女袭人要选择，当然都选择薛宝钗了，这是一种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不是有恶人的挑拨，也不是谁要故意陷害谁，就是人情事理，自然而然就如此了。所以他说，《红楼梦》的悲剧就是在这种人世之间没有恶人的挑拨，没有意外的灾祸，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悲剧，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第四章，他说的是伦理学上的价值。因为他说，按照伦理学来说，就是世界上，刚才我说的，世界人的生存全然没有合理的依据，他说是全然没有合理的依据。王国维真是一个悲观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他曾经在他早期的杂文之中，写过三篇文章。他这些文章都是推求人生的意义，一篇文章叫做《论性》，我们说性善性恶，那个性。他怎么说？他说“呜呼，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世界上有善有恶，善恶两个相对立，这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到的，有善有恶。自生民以来，自宇宙有生物有人类以来，一直到现在，他说世界上的种种事情的发生，常常都是善与恶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处处都存在这样的善恶两方面的斗争。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都是因为这种善恶的思想而引起来的。历史所记载的，诗人所吟咏的，都是这善恶二性的斗争，而善恶的二性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斗争。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是从王国维对于人生的反思他所下的结论。
王国维还写了一篇文章，《释理》，就是道理的理，他说什么是“理”呢？一个就是理由，还有一个理就是理性。在伦理学上所谓“理由”，就是动机。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你的理由，所以这个理由就是你做事情的一个动机。他说如果把理由，做事的理由看成一个动机，那么你善是一个动机，恶也是一个动机。你问那些恶人你为什么这样做，他有他一个理由。所以如果从理由来说，善是一个动机，恶也是一个动机。如果从理性来说，什么叫理性，理性就是分析、思辨的能力，你把它说出一个道理来，理性是思辨的能力，他说理性就是对于行为的一种解释，你行善你可以说出一套道理来，你行恶也可以说出一套道理来。所以这个对于人生的解脱，从性来说，善恶一直斗争，是没有解脱的。从理来说，一个是理由，一个是理性，都不能给人以解脱。好，他又做了第三篇文章，这都是王国维的，王国维的第三篇文章就写的是《原命》。他说什么是命？命也有两个道理，他说一般所说的命，说我们的福禄寿夭，是天生来的，这个叫做定命。这都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挽回的。所以他说，你无论是从《论性》来说，无论是从《释理》来说，无论是从《原命》来说，你都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人生的解脱就是你自己从你的欲望罪恶痛苦之中跳出来能够出世，善莫大焉。所以这种解脱就不但是有悲剧的美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同时有了伦理上的价值和意义。
第五章，最后他是对于研究红学的人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他的《馀论》。其实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刚才我已经说了，他发表的时候，是1927年，1927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界还没有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理论，而用西方的理论写一篇非常有逻辑思辨性的论文，还没有。所以王国维是第一篇能够用西方的哲学、文学的理论而写出来一种有章法、有组织、有逻辑、有思辨性的论文。他这篇论文比蔡元培先生所写的《石头记索隐》早了13年，比胡适先生所写的《红楼梦考证》早了17年，比俞平伯所写的《红楼梦辨》早了19年。其实在这些人所写的索隐、考证之前，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里边已经提出来了，他说，一般研究红学的，红学家的兴趣，完全集中在考证，说《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谁。我们中国向来讲文学批评喜欢牵连本事，说这个诗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作者是谁，里边提供的主角是谁，所以是完全考论《红楼梦》的主人公。而一篇文学的作品，不在它写的是谁，而在它怎样去写。所以他说，考证《红楼梦》的故事的，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他说，因为小说、文学，文学是要追求一种美学跟伦理上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