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凤高科文经纬
罗马医生加伦（Galen；129—199）曾写出哲学、数学、文法和法律方面的著述一百二十五卷，医学著作四十三卷，虽然大多已经散失，但如今尚存的医学著作仍有二百五十万字之多。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写过那么多的。人们都对他无比崇敬，喜欢称他克劳狄乌斯·加伦（Claudius Galen ），意思是“英明的加伦”。在加伦之前或从他时起，也还没有一位医生在医学史上有过像他那么大的影响。
加伦的解剖学知识表现在他的著作《论人体各部位的用途》（On the Utility of the Parts）和《论解剖程序》（On Anatomical Procedure）中。从这两部著作可以看出，加伦对骨骼、肌肉都作过细致的观察；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没有解剖过人体，他主要是用猴子作外体解剖，用猪作体内解剖，然后把解剖中的发现应用于人体，与人体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一致。可是差不多一千五百年来，生理学界和医学界都把加伦看作是“解剖学之父”，说他的解剖学是一位绝对正确的圣人的完美著作，坚信有他的经典著作在，解剖已经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至于偶尔发现加伦的描述与人体实际有什么不相符，他们相信，那是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在退化，使人体已经起了变化，这完全不是加伦的错。
基督教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期望教徒做一个忠于教旨的善人。对基督教来说，地上善人的整个一生，也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他们除了最后达到永福的坚贞的德行，尘世间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躯体，都不被认为可能有什么价值。而且在基督教看来，灵魂才是将来升到天国之后与神同体的高尚部分，肉体则是尘世的下贱部分，根本不值得思念和注意。因此，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对人体解剖，总的来说是要比以往放松。
活动于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的医学家蒙迪诺（Mondino de Luzzi；1270—1327，），于一三一五年偶然地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做了一次公开的解剖实验，并于次年写出了一部《解剖学》，但到一四七八年才印出，是生理学史和医学史上的第一本解剖学专著。在波洛尼亚任教授的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就比较自觉地追随蒙迪诺，把很多时间都贡献给了解剖学，解剖了数百具人体。此后，从事人体解剖的人渐渐多起来了；而且从十四世纪起，在创建于十一世纪、医学系也已有一二百年历史的波洛尼亚大学的公开提倡下，解剖尸体甚至渐渐变成为各所大学的一门课程。但是这样一来，问题也跟着出现了。
意大利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Ⅷ；1294—1303在位）总觉得解剖人体是一件并不怎么自然的事，因为它违反上帝的意志。于是他在一次训谕中，便以“ecclesia abhorret a sanguina”（“教会怕血”）为由，禁止人体解剖。他声称，任何人胆敢肢解人体，均将被革除教籍。教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教皇的训谕和警告，甚至使蒙迪诺都害怕了，表示他只好放弃研究某些骨骼，“以免罪孽更为深重”。后来虽然在各方的强烈要求下，禁令又有所放松。但尽管如此，解剖尸体仍旧得要非常小心，甚至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借助黑夜在暗地里进行：毕竟是被教会禁止过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常常能够看到一幕幕这样的情景：
在充满神秘气氛，被想象中的魔鬼势力所笼罩的中世纪，在那些建有大学或医学院的城市或市郊的墓地上，经常出现一些神秘的人影。这些人裹一条被单，把身子罩在里面；脸上戴了面具，远远看去，跟幽灵极为相似。他们东窥西视，以防被人发现，偷偷地将刚刚建成的坟墓掘开；或者暗暗潜入墓地附近暂时搁放尸体的小礼拜堂……不要怀疑他们是那些以盗取金银首饰为目的的盗墓者。这些尸盗，是要去盗窃刚刚入埋或者要等到第二天才去埋葬的尸体。他们还在深夜出现在绞刑架前面，去盗窃日里被绞死在架上的罪犯……实际上，这些干出如此可怕行径的“亵渎神圣的人”，都是一些由教授带领而来的大学医学院学生，他们需要尸体来研究人和人的器官，亲身了解人类肌体的构造，检验古罗马医学权威加伦所断言的有关人体结构的正确性。
不错，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些医学生都属“尸盗”，但他们却是力图摆脱愚昧和轻信的科学的信徒，是可尊敬的解剖学家。他们是知识、科学和真理的热烈追求者。因为那个时候，解剖实践的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不像今日的医学院，学生一开始就有解剖课。那时的医学生要在读过两年别的课程之后才允许参与解剖，而且规定每人在大学期间只可参加两次男尸解剖和一次女尸解剖；而且每次解剖，同时参加的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人。因此，一个怀有上进心的医学生，只要是有志于将来作一名好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的，仅仅依靠在校听这么点儿以动物替代人的“解剖知识”，是十分可怜的，他们非得自己另外再作解剖，尽可能多具有一些亲身参与的解剖实践。可是解剖的材料哪儿来呢？偷盗是被禁止的，偷盗尸体也是盗窃。于是，在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那所欧洲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波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于一四零五年独立成立医学系时，医学生们只好向自己推选出来的校长违心地宣誓，他们一定要以“bona fide et sine Fraude”（“真诚而没有欺骗”）的办法来获得用来进行解剖的尸体。当然一边这样宣誓，一边仍然要继续盗尸：谁能说为科学的目的不“真诚”？但是这样为了科学也是一种冒险：不但要冒被当作盗窃犯之险，还得因宗教信仰的关系而经历灵魂的冒险。
类似的盗尸情景，不仅在波洛尼亚，别处也同样发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当地的《新闻报》（The News）就曾报导过，说有一个星期里，“有些小镇和小村子举报，地下纳骨所被砸，尸体被窃。有时靠侦探帮助，亲属也能找到尸体，但多数情况下，尸体都藏起来了，没有上手术台，直到搜查过去。”
实际上，除了医生，还有许多大艺术家也在竭力设法通过盗尸来作解剖实验，因为他们懂得，若是对人体的骨骼、肌肉没有切入的了解，便不可能用画笔和花冈石再现真实的人体。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不无骄傲地声言，说他自己曾经解剖过“十具以上人体”：另外，十五世纪最伟大的雕刻家和文艺复兴初期的写实主义创始人多那太罗显然是第一个从事系统解剖学研究的艺术家，安东尼奥·波拉约洛是第一个对人体肌肉公开进行实验研究的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还有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丁托列托、提香等，他们的艺术创造，是那么的真实，栩栩如生，无不得益于亲身参加解剖，为了解剖，他们往往亲自去野地里盗尸。所以达·芬奇说，他们这些艺术家和解剖学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有赖于他们的耐心、坚毅，特别是对艺术的热爱，和“在深夜与可怕的尸体相处的胆识”。人体解剖不但对早期的解剖学，甚至对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可以想象，那些为探究人体自身秘密的解剖学家的工作是何等的艰苦，科学的解剖学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背景下产生出来。在这些不怕艰辛、不辞劳苦并具有无比勇气的解剖学家中，最需要提出的是安德烈·维萨里。
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生于尼德兰布鲁塞尔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约翰内斯是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女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一个妻子玛丽的医生；他的祖父埃伯哈特也是一名宫廷御医，写过一篇评述阿拉伯医学家腊泽斯和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文章；他的父亲安德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药剂师。
十七岁那年，维萨里去了布拉班特省的城市卢万，进了创办于一四二五年的比利时第一所大学卢万大学，然后去巴黎大学学医。巴黎虽然受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冲击，出现新思潮，但是旧传统的影响仍旧很深。
一间教堂式的课堂，教授端坐在高坛上，面对坐在下面长凳子上的学生，朗读加伦的教材，一个字也不加改动。作为实例，由从事外科的理发师或刽子手来解剖狗或者猴子，来类推人类的躯体。尸体很容易腐烂，不论讲课或解剖都只能匆匆进行，学生没有时间提问，也不允许提问挑剔。教授宣称，加伦的解剖学是一贯正确、绝无错误的，任何知识的进步，都不可能超越加伦的叙述。维萨里每次参加听这种解剖课时，都觉得在如此荒谬的场合里，学生所能获得的教益，“还不及卖肉的屠夫可能教给医生的”。
一五三六年，维萨里二十二岁，应邀协助一位教授编一本根据加伦解剖学摘要的书，这使他有机会对加伦的解剖学作再一次的全面检验。在此前后，加伦常去坟地寻觅人的零碎骨头，带回家里，蒙起眼睛，或者在黑夜里估摸辨别，使自己眼睛不看也能摸得出骨头所属的部位。他比较加伦的描述和真实的人体骨骼后，更加相信加伦对人体构造根本不了解。他深感加伦的错误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能再这样模糊下去了。
维萨里实在是通过异常艰苦的代价，才获得这一深切的感受和知识的。
在卢万和巴黎期间，不论是酷热的夏日，还是严寒的冬天，维萨里经常与二三个学生一起，在深夜里偷偷来到城市的郊外，寻找荒芜的坟茔和无主的墓地，然后掘开这荒冢，盗取坟内的残骨；或者趁更深人静之际，独个儿出去，把绞刑架上已经腐烂不堪、发出恶臭的尸体放下来，割下有用的肢体，包起来藏在大衣里面带回家；然后彻夜工作，研究人体秘密。一五三六年，维萨里自己曾这样记下他的一次“冒险”经历：
“因战争爆发，我从巴黎回到了卢万。在那里，我与著名医师和数学家杰马·弗里西乌斯出去散步，顺着乡村小径替学生找一些常能在这些地方见到的被处决的囚犯的尸骨。突然，我见有一具像是加伦曾经说起的强盗的尸体，我猜想是鸟儿把它的肌肉都啄食一丝不剩了，尸体上有几处还被火烧过，然后被绑在木桩上。所以它的骨骼已经掉得零零落落，仅是以韧带使肌肉的两端连将起来。尸体完全已经干瘪，没有一处显得滋润。这可真是我意想不到的良机。于是，我请杰马帮忙，爬上木桩，把它的股骨从髋骨上卸下来。但我卸的时候，将肩胛骨和手弄脱落了，而这手的手指骨，还有膝盖骨和一只脚，原来就已经没有了的。我这样经过几次，才偷偷将腿骨和臂骨运了回来……我真是多么想得到这些尸体的骨头啊，因此我才深夜独个儿在那么多的尸体中间，爬上木桩，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卸下来，先是运到较远的某处藏起来，等第二天，再把它一点一点地从另一个城门运回家里。”
维萨里就这样，将一块一块的尸骨积了起来，凑成一副完整的人体骨骼，加上另一副猿猴的骨骼可以用来作为比较，决心据此编写出一部不同于加伦传统的全新的解剖学教材。
维萨里的这部著作——《人体构造》（De Humanis Corporis Fabrica）于一五四三年完成，这年他二十八岁，由出版家、他亲密的朋友约翰内斯·奥坡瑞努斯同年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
《人体构造》对人体的构造在这么大的程度上作了真实可见的描述，使宗教所宣扬的灵魂——肉体的关系失去了寄托，它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也就必然会遭到攻击。教会和医学界的保守势力竭力攻击作者违背《圣经》和加伦的教导，完全是疯子，是“两脚驴”，是科学的叛徒和人体的罪人。这些保守势力非常强大，对维萨里的迫害也越来越重，最后，维萨里不但不能再进行人体解剖，连大学教授的讲座也没有能够保住。遭此打击后，维萨里绝望之余，烧毁了历年来的著作、手稿和札记，于一五四四年离开了帕多瓦，去了西班牙，但宗教势力仍然不肯放过他。据说有一次，一位自称在旁亲眼看到维萨里解剖的人，声称维萨里用活人解剖、杀人致死。宗教裁判所据此判处维萨里死刑。后由于国王腓力二世的干预，总算免于死罪；但为平息宗教方面的情绪，经维萨里本人同意，让他去耶路撒冷朝圣，忏悔自己的罪孽。在一五六四年，维萨里归航时，途中不幸遇险，死于地中海的赞特岛（Zante）。一年后，一五六五年，《人体构造》印了第二版，不到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