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把一磅铜做成门把看看。”
20年后，父亲死了，儿子独自经营铜器店。他做过铜鼓，做过瑞士钟表上的簧片，做过奥运会的奖牌。他曾把一磅铜卖到3500美元，这时他已是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然而，真正使他扬名的，是纽约州的一堆垃圾。1974年，美国政府为清理给自由女神像翻新扔下的废料，向社会广泛招标。但好几个月过去了，没人应标。正在法国旅行的他听说后，立即飞往纽约，看过自由女神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未提任何条件，当即就签了字。
纽约许多运输公司对他的这一愚蠢举动暗自发笑。因为在纽约州，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就在一些人要看这个犹太人的笑话时，他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他让人把废铜熔化，铸成小自由女神；把水泥块和木头加工成底座；把废铅、废铝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最后，他甚至把从自由女神身上扫下的灰包装起来，出售给花店。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元现金，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1万倍。
生在犹太家庭里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负责启蒙教育的母亲们几乎都要求他们回答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你的财产就要被人抢光，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孩子们少不更事，天真无知，自然会想到钱这个好东西，因为没有钱哪能有吃的穿的玩的？也有孩子说要带着钻石或者其他珍宝出逃，有了它，还愁缺啥？可这些显然不是母亲们所要的答案。她们会进一步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们回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在聪颖、精明的犹太人眼里，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都能失而复得，只有智慧才是人生无价的财富，它引导人通向成功，而且永不会贫穷。
决定正确决策和行动的是明智
《塔木德》说：“理智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礼貌是一切美德的起源；忠诚是它们的原则；明智则是它们的条件。”
明智本身是不是一种美德？传统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对现代人来说，它不是属于道德，而是属于心理学；不是属于责任，而是属于算计。康德已经不把它视为一种美德了，他解释说：这只是高明的或巧妙的自爱，当然无可指责，但是没有道德价值，也没有其他作用，即使有也只是假定的。关心自己的健康是明智的，可是谁能把它看成是一种价值呢？明智会带来过多的好处，以至不能算是道德；责任过于绝对，不能算是明智。不过这里康德的观点是否最正确，都是无法肯定的。因为也是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诚实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甚至如他举的例子——即在您的朋友受到追杀，而凶手们问您这个人是否藏在您家里的时候也是如此），也无论会造成什么后果：即使是为了救一个无辜者或者自己逃命，也宁可不明智而不能不履行责任！这正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不能充分相信这种绝对，以至为了它而牺牲我们的生命、朋友或同胞。
“明智”一词似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差不多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就能看到，它在斯多葛主义里成为经典，后来主要通过西塞罗传入了西方人的思想，并相应地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就是人们可以称之为情理的东西，不过它是要为一种善意服务的。或者称之为智慧，不过是有道德的智慧，明智正是以此调节其他的一切美德：没有它，任何美德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怎样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善）。
在勇气、正义、明智、节制四德中，明智应该引导另外三种：没有它，勇气、正义和节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会成为盲目的或不明确的美德（义士爱义，却不知道在实践中如何去实现它；勇敢者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勇，等等），正如没有它们，明智就是空洞的，或者只不过是机灵一样。明智含有某种谦虚或工具的意思：它为之服务的不是自己的目的，只是手段的选择。然而正是这一点使它变得不可取代：任何行为、任何美德——任何行动中的美德——都不能够放弃它。明智并不占统治地位（正义更有价值，爱更有价值），但是起着管理的作用。不过，一个无人管理的王国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热爱正义不足以成为义士，热爱和平也未必就是和平主义者。要想成为义士与和平主义者还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正确的行动。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明智，正如实行这一切的是勇气一样。
明智的人，通过对利弊的比较和考察，选定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它甚至比哲学更珍贵，而且正是由它才产生了其他一切美德。如果不会生活，真实有什么用处？如果不能公正地行事，正义有什么用处？如果它什么都不会带来，人们为什么还要它？明智好比一种真实的（而不仅仅像礼貌那样是表面的）处世之道，它也是一种享受的艺术。我们有时拒绝许多快乐，因为它们会带来更多的烦恼。但如果这种烦恼能使我们避免更大的痛苦，或者得到一种更强烈或更持久的快乐，我们又会寻找它。举例来说，我们去看牙医或者去工作，并非总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一种明智地预见到或盘算过的、往往是延迟的或间接的快乐（即避免或取消了一种痛苦）。它永远是有时间性的、往往要等待时机的美德。因为明智重视未来，这就要靠我们去面向未来（因此它不是属于希望，而是属于意志）。所以像任何美德一样，它是现在的美德，然而是预测的或有预见的。明智的人关心的不但是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既专心，又注意。人不能生活在片刻之间，不能始终走最短的路去追求快乐。现实有着强加于人的规律、障碍、曲折。明智是对此予以重视的艺术，是清醒而合理的欲望。明智使行动避免冲动，使英雄不会头脑发热。
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塔木德》上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有一天，两个妓女来见所罗门王，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个说：“陛下啊，这女人跟我住同一个屋子，我在家生孩子的时候，她正住在那里。我生了一个男婴，两天后她也生了一个男婴。这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别人。一天晚上，她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就半夜起来，趁我熟睡时抱走我的孩子，放在她床上，然后把她那死了的孩子放在我的床上。第二天早晨，我醒来要给孩子喂奶，发现他已经死了，再仔细一看，才知道那并不是我的孩子。”
另一个女人说：“不！活着的孩子是我的，死的才是你的！”
第一个女人回答：“不！死孩子是你的，活着的是我的！”
她们在所罗门王面前就这样争辩起来。
所罗门王心想：“既然她们都说活孩子是自己的，死孩子是对方的，那么……”他对左右说：“拿一把刀来！”左右的人把刀拿进来；王下令说：“把这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女人。一半给那个女人！”
那孩子的母亲心疼自己的儿子，就对王说，“陛下，千万不要杀这孩子！求你把他交给那女人好啦！”
另一个女人却说：“不必给我，也不要给她，把这孩子分成两半吧！”
所罗门王说：“不可杀死这孩子！把她交给第一个女人，因为，她才是孩子的真正的母亲。”
以色列人听说所罗门这种英明的裁决，都非常敬佩他；他们知道上帝赐给他智慧，使他公平地审判案件。所罗门确实不愧为睿智的君王，眉头一皱，就解决了一桩棘手的疑案。
那个“恶毒”的妓女，不仅想夺人之爱，而且还想将孩子一分为二，以求心理平衡。但上帝是公正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当然，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只要我们肯动脑筋，勤于学习，也会像所罗门王一样充满睿智。
把能砸碎障碍的石头当作钥匙
《塔木德》上的一句著名的格言是：“开锁不能总用钥匙；解决问题不能总靠常规的方法。”
两个儿子大了，犹太富翁老了。
这些日子富翁一直在苦苦思索，到底让哪个儿子继承遗产？富翁始终拿不定主意。
想起自己白手起家的青年时代，他忽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考验他们的好办法。
他锁上宅门，把两个儿子带到一百里外的一座城市里，然后给他们出了个难题，谁答得好，就让谁继承遗产。
他交给他们一人一串钥匙、一匹快马，看他们谁先回到家，并把宅门打开。
马跑得飞快，所以兄弟两个几乎是同时回到家的。
但是面对紧锁的大门，两个人都犯愁了。
哥哥左试右试，苦于无法从那一大串钥匙中找到最合适的那把；弟弟呢，则苦于没有钥匙，因为他刚才光顾了赶路，钥匙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路上。
两个人急得满头大汗。
突然，弟弟一拍脑门，有了办法，他找来一块石头，几下子就把锁砸了，他顺利进去了。
自然，继承权落在了弟弟手里。
犹太人自古就懂得，人生的大门往往是没有钥匙的，在命运的关键时刻，人最需要的不是墨守成规的钥匙，而是一块砸碎障碍的石头！现代犹太人也非常精于此道。
1956年10月，以色列军队企图夺取西奈半岛，而首要目标是埃及军队的核心要塞——米特拉山口。埃及驻西奈半岛守军将领当然也十分明白，一旦米特拉山口失守，那么西奈半岛也就难以维持了。因此，他们除了派重兵镇守山口外，还在旁侧地带驻军策应，以备不测。
“以我们目前的守备力量，我想，米特拉山口在我们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了。”山口埃军守各部队首领这样向上司说道。
10月的一天，米特拉山口的埃军阵地上空，突然出现了四架以色列野马式战斗机。“不好，敌人要来偷袭我们。全体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指挥员下达了作战命令。埃军士兵纷纷进入隐蔽掩体，举起自动步枪，架起高射机枪，准备射击。可是，那以色列战斗机并没有对埃军阵地用机枪扫射，也没有投下炸弹。它们轰鸣着，一忽儿猛然掠地俯冲，一忽儿又直插云霄。低飞时距地面不过4米高，而升起时又不见了飞机的踪影。
埃军官兵对以色列战斗机的这种奇怪举动一时目瞪口呆。
“不要傻看了，快打电话向上报告吧！”不知是谁提醒了一下，于是官兵慌忙摇起电话，准备向上司报告。可是摇了半天，一部电话机也听不到声音。
“哦，是那几架该死的飞机把我们的电话线给割断了。这可怎么办呢？”
事情正是这样，以军用飞机的螺桨和机翼将埃军的电话通信线切断了。
埃军官兵一下子陷入了极大的惊慌之中，这时，一场大战开始了……
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
《塔木德》上说：“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犹太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仅领会了敬奉上帝的要求，还能挖掘出更多的意义。
二战期间，波兰已落入希特勒的魔爪，邻近的小国立陶宛也在虎口边上。
于是，立陶宛的犹太人纷纷逃离，经日本迁往他国。
一天，日本政府机关的函电审查官，前往日本犹太人委员会调查一个犹太拉比卡利什发往立陶宛的一个函电的内容。电文上写着：“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委员会主席阿南也不知该电文是什么意思，只好解释说：“这次的是一个宗教礼仪上的问题。”
审查官听了这番话，觉得有理，就让他把电报发出去了。
后来，阿南终于找到那位可敬的拉比，向他询问“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的意思。
拉比却用深沉而悲哀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他，然后说：“你难道没听说这句有名的《塔木德》里的格言吗？6个人可以用一份证件上路。”
阿南这才恍然大悟。卡利什拉比刚刚离开欧洲来到日本，他关心着立陶宛的犹太同胞。他知道，日本的边境上办签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于是，他就给立陶宛的同胞建议，6个本来不属于一家的人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申请签证，以便更多的犹太人可以借此离开。
日本人没研究过《塔木德》，就连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阿南也搞不懂拉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