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困境的主张，以期能够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得到赏识提拔的机会，一展个人抱负。
然而，他的一封封书信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面对清政府的冷遇，不甘寂寞的王韬实在是心又不甘，于是他将矛头一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了一次冒险活动——充当起太平军谋士的角色。
王韬与太平军发生接触，并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起先王韬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仇恨，只是一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敌对阶级武装斗争的一种阶级本能反应。要是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讲，王韬祖上和他自己不仅均未食过清朝俸禄，相反却是因为满清入主中原而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骤然衰败，一蹶不振。王韬怀才不遇、被迫“卖身事夷”的经历更是他对既得利益集团怨恨不已。随着王韬对太平天国了解的加深和受朝廷恩典的幻想的破灭，他原先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大胆起用了以陈玉成、李秀成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将领，再度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乘胜追击，举兵东征，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1860年8月，李秀成部下蔡元隆、郜永宽诸人部队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先锋直逼英法租界，
乎上海已是太平军的囊中之物。
居住在上海的士绅地主、富贾商人们视太平军的到来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纷纷典当财产、举家仓皇向北方逃难。而王韬却在此时反其其道而行之。既然得不到清政府的垂青，那么自己就没有理由去做大清的陪葬品，何不来一次政治赌博，向太平军示好。更何况与他经历相似、1854年和他在墨海书馆一起共事过的洪仁缃褚言旧晌教旃母赏酰芾沓ㄇ阋皇薄Ｕ饬钔蹊合勰讲灰眩币捕蕴教旃痪幸桓竦挠萌苏卟撕酶小！�
1861年冬天，因为老母亲病危，王韬回乡探视。当时甫里正处于苏福省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王韬便有机会与太平军官员进行接触。通过地方乡官的介绍，王韬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捺不住对新政权献计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希望他看后能够转交给忠王李秀成。
可惜的是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策略已定，加之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军务繁忙，把王韬的上书一直压在军营之中，没来得及将此书进呈给忠王。所以实际上王韬的再次上书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后来。1862年4月4日，清军副将熊兆周率领部队并联合洋枪队会攻上海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刘肇钧抵挡不住，带军败退。清军在占领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立即上呈中央。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要求迅速缉拿王韬，严加查办。
得知遭到通缉的消息后，王韬先是潜伏于昆山乡间，密而不出。后来在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的帮助下，派人把王韬接回上海暂避风头。不料王韬的行踪被清廷察觉，很快就有衙门差役到墨海书馆捕人。慕维廉等人又将王韬送到更安全的英国领事馆内。这个时期的王韬显得着实狼狈，终日里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而老母亲也在此时撒手西去，自己却不能亲自为其收殓送终，这件事情也令王韬抱憾终生。他的不幸遭遇恰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1862年10月4日，王韬在英国领事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摆脱了清政府的追捕。王韬为自己的这次“越轨”举动付出了远离故土、流亡异域的惨痛代价。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逃至香港之后，王韬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发达，
后来的欧洲之行更使他接受了一次全方位的西方文化洗礼，这在他思想发展历程上十分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所有的古老大门统统禁闭，只有打开新门才能获得一切。”王韬失去了旧的一切，却与新的世界相拥抱。他终于完成了个人思想质的飞跃，转变为一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
透过王韬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在近代，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世界的路途是多么的遥远，打通中西间交流通道的努力又是多么艰辛。要么作为别人鄙夷的“留学生”，如容闳；要么成为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汉奸”，像郭嵩焘；要么狼狈不堪的沦为流亡海外的通缉犯，这正是王韬的道路。在一个缺乏合理平等开明人性化文化传播制度和习惯的国度里，知识分子们往往会被拘束在传统文化的茧壳里面，即使偶尔会有新文化的逸入，也难以长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的文化大树。只有炮火、奴役才会使人们惊醒，促使大众开始了解外界，像王韬这样得以全面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各种机缘巧合才促使一个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出现。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谁会踏上沦落天涯的苦命之途？因而，很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落伍于时代，甚至逆潮流而动，自身虽然有原因，但是，最应该被诅咒应当是可恶的文化专制制度，毕竟人们头脑中的种种观念都是通过制度的途径移植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也算是在文化单向流通中的幸运儿。 30、隐藏在正史后面的阴谋论（作者：马伯庸）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杀费文伟的那个郭循，其实是个有来头的人。姜维在进攻西平的时候，将任魏中郎的郭循捉获，后来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做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身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足见此人用心良苦，先以恭顺态度取得蜀国的信任，然后再企图刺杀刘禅。最后虽然刘禅没杀掉，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最后连魏国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郭循的费祎刺杀行动，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出手的时机，都拿捏的非常准确。很明显并非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的。无论如何，这都并非是一起偶然事件。在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怀疑，那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的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
《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象〈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楞青头，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最初将他带进蜀中的人，恰好正是姜维，而郭循的所做所为，也完全符合死士的行为模式：他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两条证据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结论就不难得出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郭循出于自己的想法（刺杀汉主），也答应与姜维合作，于是两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协议。郭循一面表面上表示恭顺，并得到了左将军的高位与高层的信任，一面暗中伺机刺杀汉主（这个想法姜维也许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会认真去阻止）。当他发现机会实在太少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信新附太过”的政界一把手费文伟，而这正是姜维的初衷。结果岁末大会上，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的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31、从西晋一次盗墓事件说起（作者：悍马狂飙） 32、把人放到油锅里 （作者：吴越之水） 据说地狱的第九层是油锅地狱，把人放进油锅里反复的煎炸，看你下辈子还敢不敢作坏事。听起来很吓人的，不由的想起炸油条时的情景，仔细一想也无所谓，现在人一死就烧成灰了，灰飞烟灭而已。再说真到了天堂也未必舒服，见了熟人免不了要寒暄几句，对方说恭喜恭喜，你说同喜同喜，各自心里却在嘀咕：他凭什么到天堂来。
虚构中的事情暂且不提，历史上确实有把人放进油锅中炸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宋朝，被放进油锅中的人叫曹纳。宋朝人王铚在他的《默记》中记载了这件事，王铚是读书人用的是文雅的语言，叫做“烹之“。
这件事还得从曹纳的叔叔曹利用说起。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战时，契丹和宋朝议和谈判，宋方的态度是每年给契丹一些银子，权当送钱免灾，曹利用是宋方的谈判代表。临行前，曹利用请求真宗给个底价，真宗说，当然越低越好，实在没办法一百万也行。曹利用一路辛苦和舌战契丹就不说了，单说双方达成意向之后曹利用返回澶州准备向真宗汇报。当时，真宗正在帐篷里用餐，不好打搅，曹利用就在外面等着。真宗得知使者回来了，急切的想知道最终答应每年给契丹多少两银子，就让一个小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说这是国家的头等机密，只能当面讲给皇上听。真宗听了小太监的会话还是等不及，让他再去问问，那怕只是个大概。这回曹利用给小太监出了个哑谜，伸出三个手指头贴在自己的脸蛋上。小太监回去后是这样猜测的：三个手指头贴在脸蛋上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一听这个数字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说：太多。一年三百万是有些多，不好向祖宗交代。真宗转念一想又说：如果能够了结了这件事，一年给他们三百万也行啊。
真宗的这些话传到帐篷外面，曹利用听得一清二楚，心中暗喜，自己最终侃下的价钱肯定会让龙颜大悦。真宗吃完饭后立即召见曹利用，问到底给契丹多少消灾钱。曹利用要卖卖关子，他做自我批评说臣有罪，答应每年给契丹的银子和绢数量太多。闻听曹利用这番话，真宗更是揪心，急着问：具体是多少？曹利用理直气壮的高声回答：三十万，十万银子二十万绢。真宗那叫高兴啊，三十万只是三百万的十分之一，以大宋的能力不过是小小的意思。曹利用从此便受到重用，逐步升官直至枢密使。
真宗死后，仁宗皇帝年幼，皇太后刘氏和仁宗共同主政，曹利用先是屡次驳了太后的面子，又得罪了一些宦官，因而被人惦记上了。他的侄子曹纳就成为整倒曹利用的突破口。
曹纳这个人花心，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和自己府中的一个丫环好上了，他老婆当然不愿意，就找了个人家将这个丫环嫁了出去。虽说这丫环已经是人家的媳妇了，但毕竟人还在，曹纳也就心不死，时不时的跑到丫环的新家去，丫环的丈夫气的不行。这天，曹纳又到了丫环家中，当时他里面穿着一件儿黄色的小夹遥饩突凳铝恕；粕腔实圩ㄓ玫难丈纬婊实劬褪窃诔虑拧盎婆奂疑怼钡模净返恼煞蛞豢椿崂戳耍褪钩鲆徽芯奔迹蛟诓苣擅媲案吆敉蛩晖蛩晖蛲蛩辏〔苣梢皇辈恢耄舸舻恼驹谀抢铮晃派侠纯慈饶值牡娜宋Я似鹄矗烁鋈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