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感到后悔，后悔欲壑太深，还是后悔没有索性造反？但已经晚了。几天后，蔡京便一命归西。
据说，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当时人常用的“太师青”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千万钱财丧失殆尽，给自己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35、蔚村之谜——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作者：草鱼子） 最近在研读晚明史间隙，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叫“蔚村”的名字，同时出现的还有明清之际“娄东四友”中的陈瑚和陆世仪。
当年陆世仪和陈瑚有感于中国下层社会之“无治”，先后致力于经世。所谓下层社会之无治，主要指最基本的政府单位是郡县，行政指令终于县府，难以下达，这对当时日趋市场化的江南中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来说，是很不合时宜的。用老马的话说，上层建筑根基不牢固，几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有民变或兵变，社会立即处于崩溃的边缘（有趣的是，几百年后的老毛也持这样的观点）。
对于这一现象，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封建”，他们认为战国时期，一郡即一国，故国可富足，而治郡后，郡由流官治理，人员流动太多，故各任官员均无法放手抓地方建设，乃至地方缺乏组织力，不如恢复些许封建之治（这对郭沫若的胡说八道倒是辛辣的讽刺）。
但比较陆世仪和陈瑚在此方面的见解，虽黄顾声誉卓著，却颇有不如。
陆和陈都主张，在村级单位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陆把这种自治称为“联社”，他在他的《思辨录辑要》中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甚至进一步说到“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这就说到了“联社”的基本组织规模了。陆对于他的这一想法在《治乡三约》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系统化：
“乡约者约一乡之人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
在此，陆对传统的乡约制度提出了大胆的革新建议，主张将乡约务实化、实事化，具体就是更关注民生，将过去那种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乡约制度变成一个兼顾日常经济、社会及治安的实用型组织。关于陆世仪对乡约制度的其他革新见解在此就不详述了，最可惜的是陆本人没有机会实践这些想法，好在陈瑚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因为陈瑚找到了蔚村。
据传，陈瑚在明朝败亡之后，逃到一个叫“蔚村”的小村落避难，“蔚村在昆（明）城东北三十里，地远而僻，水道纡折，无乡导则不得入焉”（陈瑚《蔚村八胜诗同石隐寒溪桴亭作》），可见这是个极佳的避难场所。
因为地处偏僻，陈瑚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落中实践他和陆世仪的改革计划，时间大约是在1647年秋。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陈在蔚村建立了四会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现在只能从陆世仪的遗作中找到，“确庵（陈瑚）与蔚村结四大，大会之中又分四小会，一讲会，与同志讲《易》，一忏会，以合蔚村奉佛诸公，一乡约，以和村众，一莲社，以联诗文之友。”有趣的是，这里的“忏会”，其作用和西方社会的教堂极为相似。
总的来说，。陈瑚在蔚村的作为以“孝悌、力田、为善”为主。“讲会”名义上是针对“同志”，实际上是完全开放式的，由陈瑚邀请同道中人在蔚村开坛结缘，讲经论道。时值1648年，江南初定，陈的不少好友被邀至蔚村讲学，于是“讲会”实际成了陈瑚实施启蒙运动的主要场所，陆续前来开始讲座的学者有王石隐、钱蕃侯、曹尊素等。
光听讲是不够的，为了让村民巩固所学，陈瑚还让村民记“日记”，通过日记考验村民们近期获得了多少进步。同时，陈瑚还编撰了一些道德标准，供村民自我审查。为了照顾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陈瑚使用的文字非常浅白，几乎已经与现代白话文没什么两样，如：
“如何是孝……这个恩真是天高地厚，如何报答。只是随你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早晚殷情服侍……倘或父母所行有不是处，须要委曲解劝，使父母心中感悟……这都是孝的是。今人做儿子多不知孝其父母，及至为父母便要责备儿子不孝，不知自己先不孝，儿子看好样学好样，自然习成不孝了。”
这一段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其中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丝毫不见迂腐，其为孝之道，深得辩证法精髓，变通得很，由此明末社会风气也可见一斑。
每月初一，是村约大会，会中考察村民在“孝弟、力田、为善”三方面的进步。
陈瑚通过这种教化工作，劝导村民成为“乡中善人”，其作用究竟如何，因还未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了启蒙工作外，陈瑚还制定了一些细节化的制度解决日常民生问题，比如存粮保险制度。1648年夏，蔚村闹饥荒，，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陈瑚制定了“周急法”，平时在秋冬季存下五斗米，到春末如果粮食匮乏，就取存米供给。这就避免了村民因向富户借款而背下重债。除“周急法”外，陈瑚还建议村民平时尽可能节约用粮，节约下来的粮食妥善保存，以备在饥荒时可以食用。
在陈瑚的努力下，一些接受力强的村民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如黄幼玉、钱中野、诸氏兄弟等，这些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在陈瑚因经济问题离开蔚村后，成为进行蔚村乡约改革试点事业的继承者。
陈瑚在蔚村三年，后因家庭原因及经济原因离开，此后陈又在其他地区做了些许类似的试点改革，但都没有在蔚村这么系统化。
由于史料的缺乏，蔚村的乡约试点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改革持续了多久，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多少辐射作用，现在还没有确切说法，甚至蔚村的具体地点现在也没有定论。从后世历史发展看，蔚村的改革终究未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治”状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然而蔚村的意义依然未同凡响。
它至少说明中国未必一定要依赖外国输入的思想，获得自治的机会，中国依靠自己几千年来的智慧积累，同样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化之路。同时它也证明，中国拥有一条怎样辉煌的思想光谱，这部光谱不但体现了古人的不朽智慧，更能一直联系到今天，联系到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并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另一个或许也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性的选择。
在蔚村埋藏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发展的秘密。所以，在今天寻找蔚村的下落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下落不仅是指蔚村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指中国之传统思想光谱的未来走向，知道我们曾经如何走过，也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 36、张居正与何心隐（作者：山涵秋隐） 何心隐，明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早年放弃科举，接受泰州学派思想，致力社会改革，进行理想社会实验，曾被捕入狱。因参与弹劾严嵩，事泄后改名换姓，逃到南方。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被捕，宁死不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五伦中最重师友。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政治家。万历年间任相时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推行一条鞭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何心隐的公开反对。
闲翻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其卷二齿豁条云：予尝有言，豪杰无平交，真人无知己。近世以来，如张江陵必杀何心隐，而心隐自谓必有江陵之缚。夫心隐何如人耶？当其面面相觑，不闪一谈，一恢弥天之网，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渊，驯其机彀。目精相喻，肝胆尽出，心隐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宽不得一筹，所谓真人之知己，非耶？
说张居正与何心隐是“知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怪，可仔细想来，这话却大有意味。“知己”这词照字面来讲，无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还在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何、张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心隐便预言：张“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中国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看来这倒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知己有德，士愿为之死；另一种则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于死，张居正与何心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何心隐到底是否死于张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杖杀他的是湖广巡抚王之垣，然而心隐临死前对王之垣说：“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其实，便是认定张居正为祸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而何心隐是为了讲学办学耗尽家财也不惜的，他办的宗族学校也许是古代中国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张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于动手，那当然不必亲自出马。清人金植《不下带编》卷一有云：“况他人耶？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众矣！”这的确堪称警语，好像是王阳明说过的吧，“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这在平民百姓恐怕还不至于出什么危险，可是在操纵权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么邪念或者恶念，那也许就真是“行了”，此无他，“代之者众矣”，张居正能不负一点责任吗？
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的才干在明代可称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张居正是也”，其万历新政之有功于国也是史有定评。然而他在小节上是不无可议的，《明实录》称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实情，有时他的手段还相当辣。屈杀一个何心隐，在他当然只是一个小节问题，所谓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隐这一面看，这样说就未免太不公平，因为你的小节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说，我们求知己，若是遇上一个表里澄澈、推诚相见、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是生命，虽说只有一次，也不必宝贝得舍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个有力的知己，今天与你诗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节”出了问题，弄得你胆颤心寒，那倒不如先就采取作揖主义，敬而远之，彼此不知的好。张居正和何心隐都是封建时代的人，这封建时代还真有些够呛的事，当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够知趣（趣者，趋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着，怕也要“士为知己死”的。 37、“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聊斋公孙九娘》中的于七一案（作者：殊心慈）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蒲松龄《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的开篇笔底平易微澜下，实有汹涌，于七是蒲松龄的同乡，前明武举人，满清定鼎天下后，于七在家乡召众起义。明史学家LYNN·A·STUVES说“根据史实，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处能逃过兵祸的侵袭。”国势危殆之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明代朝廷大员身上最先成了一句空话，自行溃败，望风披靡，“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倒是来自全国各地民间自发的抵抗一直风起云涌，而揭竿斩木对抗铁甲兵骑无异于以卵击石。于七的起义最终被镇压，接下来的连坐诛杀让胶东大地哀鸿遍野，人烟杳迹。尽管满清残酷的文字狱让史家和文人噤若寒蝉，但骇人的历史至今仍透过零星的文字滴血，如袁枚《子不语·人面豆》记述“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蒲松龄另有《鬼隶》“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
国殇背后是万千黎民的家难，蒲公在《公孙九娘》中继续写道“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为之一空。” 比起在扬州、江阴屠城后枯骨无葬的惨况果然‘慈悲’。故事的开篇如此沉痛，继续铺陈的却是爱情故事：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