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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纪伯伦已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阿拉伯世界需要一场大搏斗，摧枯拉朽，扫荡污泥浊水，求得社会进步。他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人类的丑陋，认为人类也需要一场战争进行自我淘汰与自我更新。因此，纪伯伦认为仅仅保留现状的“和平”是令人“厌烦的一件事物”，“不香不臭，无滋无味”。当砂人侈谈“和平”时，纪伯伦说：“让那里有战争吧！让战火点燃吧！让地球的儿子们厮杀吧！直到流出最后一滴肮脏的血！”
纪伯伦认为人类已处在一个“应该而且注定灭亡”的制度中，被剥夺了“心灵的平静”。而政治家们却来往穿梭，忙于制定条约以维持这种表面的和平。这种“和平的时疫”已渗入东方各民族肌体，使其从“高耸堕入低微”。纪伯伦指出：“由于我们不懂生活，所以害怕死亡。对死亡的担忧，致使我们对圣战、斗争、厮杀感到恐惧”。可见，纪伯伦在大战之前对一场世界大动荡是持某种欢迎的态度的。他还认为在这次大搏斗中，阿拉伯民族很可能通过革命取得独立，自己的祖国也能摆脱土耳其政府的控制获得新生。
纪伯伦对自己的祖国黎马嫩是充满着挚爱之情的。而正是这种深切的爱，使他产生了对控制摧残自己祖国与祖国人民的土耳其帝国的深切的恨。纪伯伦诅咒“命运”，因为它让叙利亚、黎巴嫩成了土耳其的一个州！他看到“各种统治者的权势在七大洋间不断地追逐”阿拉伯人”，近东各民族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在1912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间爆发了战争，纪伯伦评价这场战争是“两种不同精神——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搏斗！”是他恳求上帝让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以便打破枷锁，消灭压迫。他呼唤祖国母亲。“睁开您悲愁的眼睛吧！昂首直视太阳吧！”
这场战争以土耳其帝国的惨败结束，但这并没有给阿拉伯人带来独立与自由。1913年，纪伯伦拒绝出席阿拉伯人在巴黎的大会，因为他的意见与他人有分歧。纪伯伦相信“靠外交途径土耳其不会给他们自治或独立。土耳其将在表面上承认，作出许诺，然后撕毁诺言。”在纪伯伦心中，革命是争得阿拉伯尊严的唯一道路。纪伯伦知道革命不会一次成功，但最终将获得胜利。他写了很多，说了很多，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回答他的是轻忽。这是他与他的同胞的一场斗争。东方的致命毒药是求安，忍耐，东方人的致命弱点是习惯于屈服与顺从。纪伯伦指出，“阿拉伯人是受欺骗的人。土耳其人说谎，妖言惑众，但阿拉伯人仍为贬责他们的人而高兴。阿拉伯人相信甜言蜜语的人，尽管他们从这个人身上得到的只是损害。”
为了唤醒睡梦中的同胞们，纪伯伦写出了一篇篇批判性的文章。这使他在叙利亚赢得“掘墓人”的称号。他的一些东方的朋友说他这样作，等于是在死亡证上签名。纪伯伦的回答则是，他感谢阿拉伯兄弟们的忠告，劝他们要依靠自己，笑他们相信土耳其制度。他反问道“素丹的王座建立在沙滩上，那为什么还要跪倒在污秽的偶象面前呢？”他觉得必须让这些生活中的可怜人知道。美丽的谎言的危害不亚于丑陋的谎言。纪伯伦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我的义务是提出警告，结果如何在上帝手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战争与纪伯伦想象的并不相符。他看到人们在欧洲彼此残杀，空中充满了呻吟，人只能在混杂着血污的空气中呼吸。纪伯伦对这场战争的最初感觉是困惑而惊诧的。由于纪伯伦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地球上的任何生物，只有为生存而斗争才能存在。因此他安慰自己说，这场战争“将使世界得以探索自己的正确道路。它将给生活提供一条新的途径，供生命之子去走。”他预言，这场战争将“决定人类和各民族在一段时间——100年——的命运。”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纷纷卷入这场混战。纪伯伦受时代与社会的限制，只看到“所有过着世界集体生活的人互相格斗着，死亡毁灭着生命”，而不能了解这是一场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纪伯伦从自己的进化和革命哲学出发，认为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人类“应该去搏斗，应该为被理解认识的东西去死，而这场战争正是人类在为一个思想或一个梦想而进行着的战斗。”他在给玛丽的信中说：“欧洲的战争，同任何一次冬天刮起的风暴一样，是自然的，而不是摧毁生命的。”他认为，这“是超越生命的斗争”。
但纪伯伦与尼采的主张又不全然吻合，尼采主张以破坏性的力量毁灭，但纪伯伦主张的却是爱的哲学。他看到战争中士兵们丧失理智似的残酷地厮杀，无辜的人们血流成河，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不禁叹到：“人类是多么痛苦啊！”他感到“可怕的战争使精神失去了它的特性，它的平和，它的音律。”当时的纪伯伦是十分矛盾的。但他始终认为大战的一个结果，就是“奴性锁链被剪断，他们将停止吃他们的肉，他们将变成人！”
大战给每个参战国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土耳其附属地的叙利亚、黎巴嫩也不例外，这个地区的人民当时处于巨大的困苦之中。1916年，纪伯伦写下了《亲人之死》，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暴风集》。在文章中，纪伯伦描述了大战期间生活在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人的悲惨境况，他们“不是饿死，就是亡于刀剑”。同时纪伯伦指出，自己的亲人们既非死于反抗暴虐的土耳其君王，也非捐躯沙场，而是惨死于屈辱之中。纪伯伦痛苦地指出，自己亲人之死，正是因为他们主张讲和而没有反抗压迫。纪伯伦为自己没有与忍饥挨饿、饱受摧残的苦难同胞们一起分担这些灾难，而感到痛苦不安。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自己身居舒适之乡而心灵为同胞们的苦难而倍受煎熬的心情。他希望自己能变成生长在祖国的一个麦穗，一枚果实或是一只飞禽，让饥饿的亲人们取食，驱散死亡的阴影。他的痛苦正是他无法作到这些。在文章的最后，纪伯伦号召，海外的每一位阿拉伯兄弟把部分生活用品献给失去生计的故乡亲人们。
这是一篇感人肺腑、影响巨大的文章。事实上，在1916年6月，由纪伯伦发起，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叙利亚振兴委员会，纪伯伦本人被推选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他很快将全身心投入工作。
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住在北美的全体叙利亚人为实现种种目标而彼此合作，同时与黎巴嫩的山民加强合作。其次是说服土耳其政府，让它允许运入粮食与营养品。纪伯伦知道，奥斯曼政府想让阿拉伯人民受饥挨饿，因为部分领袖在言论和精神上支持协约国。而事实上也如纪伯伦所预料的，土耳其拒绝救援工作。但这并未使委员会停止运转。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纪伯伦当时以为，这是唯一能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了。
纪伯化不懈地与美国政府交涉，而华盛顿国务院的回答是他们正在努力。的确，有关方面正在努力，但他们面临的是政治、战争等各种难题，实现解决是非常困难的。正当政府无法作出承诺时，美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踊跃地捐款，在叙利亚的数百名美国人义务承担起分发委员会寄到那里的钱。委员会的工作终于顺利地开展起来。
纪伯伦仍旧不懈地对美国政府进行说服工作。他反复向他们说明，阿拉伯革命是一件好事，尽管西方国家对其胜利的可能性没有把握，也不知道它会走多远。但如果协约国向阿拉伯人提供援助，那么他们不仅会获得独立，建起自己的王国，还能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纪伯伦一直在为革命的到来奔波不息，为之奋斗了10年。他了解阿拉伯人的软弱，知道如果没有外部的帮助，就难以将自己组织起来。在纪伯伦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终于开始帮助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也积极与他们合作。舰队甚至供给他们一条船。这条船用于运送粮食等物品，总价值不少于75万美元。
纪伯伦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自己以玛丽的名义向委员会捐赠了15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是美国人捐赠的最大一笔款项。委员会连续不断而繁重的工作，无疑使纪伯伦精疲力尽，但他依旧全力以赴。他从来未像今天这样感悟到时间的可贵。他感到每拖延一分钟，都是浪费了一次机会。他说：“当在饥饿中挣扎的人们的呼声充塞天空的时候，当一个精疲力竭的妇女正向我们走来时，我们没有权利浪费每一个机会。”纪伯伦是带着强烈的爱与全部的精力投入工作的，劳累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被一种特殊的情绪所包围，在这种感觉中有满足，有欣悦。纪伯伦感觉收到的每一个美元都“负载着一个受伤者生命的气息”，每一个美元，都使他带着“更大的满足与快乐”去做事。他觉得这是让“良心和灵魂感到幸福的工作”。在给玛丽的信中，他宣称：“它对我来说是最可爱的工作”。纪伯伦在工作中忘记了自己，希望自己有无穷的力量，能做很多很多。他对玛丽说：“你无疑知道，我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谁——我的祖国！”他获得一个为同胞服务的机会，从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纪伯伦是多么热爱祖国黎巴嫩啊！他曾在给好友艾敏·胡莱卜的信中说：“请把我们心之思念和发自肺腑的祝愿转达给黎巴嫩的青年。告诉叙利亚的老人们，从我们脑际和胸中生发出的思想、感情和梦幻，无非是为了驰邀于天际，向他们飞去，与他们汇合……代我们向长眠于地下的祖先和生活在世上的父辈和兄弟们致意，向他们谈及我们在公众社会和私人活动中的努力和奋斗。对他们说，海外赤子在美洲播下种子，是为了有一天在黎巴嫩收获。”纪伯伦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诺言。叙利亚振兴委员会的救援工作，就是这些海外赤子的心意。
早在1918年3月，纪伯伦就已意识到这次大战已经临近它的结束点，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在漆黑的云雾中一个新世界诞生了，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是救星出现以来最神圣的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但纪伯伦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他认为这次大战的实质是人类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胜利，而它并不是这一崇高改变现实的胜利，而是“精神”对“次于精神的东西”的胜利，是人类的“最高尚部分”对“次于高尚者”的胜利。
纪伯伦与女友玛丽的关系有所发展，用纪伯伦的话说，是“处于一个新时期的开关，这是一个更少朦胧，更多清澄的时期，也许是一个果实更加丰富，创造更加美妙的时期，一个对平易相互有更深理解的时期，一个更热烈追求明朗、坦率和显现的时期！”显然，纪伯伦与玛丽的感情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了。
大战结束后，纪伯伦思想日趋成熟，又开始了他的另一个创作高峰期，他将写出他的许多更加脍灸人口的作品。
清醒的“疯狂”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纪伯伦用英文所著的第一本寓言散文诗集《疯人》正式出版，从此纪伯伦开始了以英文创作为主的时期。
事实上，从1914年起纪伯伦就已着手《疯人》中一些篇章的创作了。他是在玛丽的鼓励与支持下，决心从事英文写作的。当时纪伯伦对英文的应用已颇为熟练，但对于词汇的准确与优美程度还不太有把握。他常常一边查字典一边写作。但在玛丽的鼓舞下决定尝试一下。当与玛丽在一起时，他们共同研究句法与修辞，合作将某些内容译成英文，当玛丽在波士顿时，他便把作品一篇、两篇地寄去，请玛丽帮助审核它们的语言，为之加工润色。纪伯伦非常感谢她的帮助并自称是她的“一名学生”。他十分谦虚地对玛丽说：“对我来说，用英文写出一个字母都不容易，除非受到你的鼓励。”“我强烈地爱着你！你和我的智慧，我的头脑交融在一起了，因此我能做得好些……”的确，如果没有玛丽的努力，这个诗集很可能不会吸引如此多的美国人的注意。这本寓言散文诗集使纪伯伦打开了一条通向世界的大门，使他的作品在当时更容易为西方人所了解和接受。那时文化与艺术的中心在美国与欧洲。
汇入《疯人》的作品共三十五篇，其中包括起释题作用的首篇《我怎样变为疯人》。严格说来，本集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比较短，可归入现代寓言或哲理故事类。不过它们的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