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他的创作了。
无疑，不知疲倦的工作摧毁了纪伯伦的健康。1928年，纪伯伦受到了他所称的“夏日风湿症”的侵袭，痛风症与关节炎折磨着他，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但纪伯伦坚持创作。 1929年3月，纪伯伦又病倒了，主要病症是小腿痛与牙痛，但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1月，这种糟糕的状态使纪伯伦感到“生命不多，大限将至”。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工作。将全部时间用于绘画与著述。他不愿意去医院。他咨询过很多医生，医生要求他停止写作与绘画一年，好好休息，但纪伯伦无法做到。他离不开他的神圣事业。每次接受完治疗，精神刚刚有所恢复，他便利用这一段两次病发之间的时间，利用他暂时再次拥有的力量进行工作。结果他的病情愈发加重了。
1930年，纪伯伦似乎再也不可能恢复他一直渴望的健康了。他迅速地憔悴下去，吃得更少，身体也更见消瘦，这令他的朋友们极为担心。他们不知道，纪伯伦已经了解到自己患的是肝病，但他向朋友们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曾建议过动一次手术，但纪伯伦最后还是拒绝了。3月13日，他立下了自己的遣嘱。
纪伯伦对生活还没有失望，“疼痛没有使他的手麻痹，死亡的恐惧也并没有给他的想象套上镣铐。”他仍旧不懈地利用每一点时间来完成新作《大地之神》与《先知园》，他不肯屈服于死亡。他热爱生活，也热爱生命，因为他需要他的生命之光照亮他创作的道路。
纪伯伦憎恶一切软弱的表现，在他患病期间，他总是独自与病魔作战，不肯让他人看出他遭受着怎样的痛苦。他的朋友们从没听到过他发出“哼呀”、“哎呀”的叫苦声。在他们面前，纪伯伦总是压抑住自己的呻吟声。而他也很少让朋友去他那里看望他或照顾他，除非病痛已到了他不能忍受的程度。孤独又占据了他的心，消磨着他的精神力量，而纪伯伦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产生出对抗病魔、忍受痛苦的耐力的。当朋友看到他如此衰弱而痛心时，他反而安慰他们，说自己染疾不深，仅仅是重感冒未愈而已。当朋友恳求他放弃工作，安心养病时，他回答说“……绘画和写作，除了这两件事，生活就没有了意义。它俩是我唯一的安慰。”
纪伯伦始终没离开自己的“禅房”，他与死神争夺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纪伯伦一直没把波士顿的妹妹玛尔雅娜叫来照顾自己。因为他知道她在那里也有许多事情，而他不愿打扰她的生活，使妹妹为自己劳累、操心。为了不使妹妹担心难受，他甚至一直没向她透露自己的病情。同样，他也拒绝了朋友想来照顾他的要求。
1931年3月，纪伯伦的诗剧《大地诸神》正式出版。这使纪伯伦几乎又振奋起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透露他正在赶写另一部书，预计十月出版。但纪伯伦没有想到，他已经没有机会完成这全书了。
这天早晨，女佣人安娜·琼斯按照惯例登上楼梯，给纪伯伦送来早饭。她打开房门，看到纪伯伦脸色发黄，煞是难看。她心里有点发慌，问了一句，就马上跑出去找邻居利奥诺贝尔·吉考伯兹太太。这位太太原住纪伯伦的隔壁，后来搬远了一些，但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吉考伯兹太太立即和医生联系，请医生快点赶来。医生来后，立即给纪伯伦进行诊断，他要求立即把纪伯伦送往医院。纪伯伦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让步了。不过他只同意次日把他送往医院。
午后时分，芭芭拉·扬女士来了。她一直陪着纪伯伦，和他谈话。他向她谈到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工作。纪伯伦激动地说：“在走出这间屋子之前，这双手还有许多事要做啊！”
晚上大约在八点半左右，吉考伯兹太太再次陪医生来看望病人，大家再次催促纪伯伦去医院，但纪伯伦就是不肯，他坚持要在画室度过这一夜。
芭芭拉·扬女士一直守护着纪伯伦。他向她谈起黎巴嫩，谈呀、谈个没完。他还谈到自己逝去的母亲，谈到在波士顿的妹妹玛尔雅娜。他海阔天空几乎谈到了所有的事情，可就是不谈自己的病情。他有意避开疾病的话题。他的精神显得很活跃，然而谁知道他已走在生命的尽头。
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他被送入格林威治村的7大道第11街的圣芳心（文森特）医院。也许是医院或者大夫打了电报，纪伯伦的妹妹玛尔雅娜赶到了。她来纽约之前曾和她的两位亲戚、璐丝·迪亚什和阿萨福·乔治进行联系，然后乘第一班火车径直奔赴纽约。
当她赶到医院时，人们告诉她，她的哥哥已处在昏迷状态，不能辨人了。大夫还说，他已尽力而为，但现已束手无策，病人看来是不行了。
芭芭拉·扬女士已经与《叙利亚世界》杂志部编辑部联系，这是纽约发行的一个月刊。“米沙”——纪伯伦的好友努埃曼接到电话，被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惊呆了，他马上赶赴医院。
芭芭拉·扬向努埃曼介绍了发生的情况，努埃曼极力控制着自己，他问道：“纪伯伦曾表示过要接受忏悔和接受弥撒吗？”芭芭拉·扬回答说：“一个女教士问过他是不是天主教徒？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了她：绝对不是！”
当他陷入昏迷时，纽约马龙教派教堂——优素福圣教堂的执事弗朗西斯·瓦基姆来了。他在病危者面前提高嗓门呼叫道：“纪伯伦！纪伯伦！”但纪伯伦没有回答。神甫反复大声叫着，芭芭拉·扬觉得这样做太过份了，对努埃曼说，她真想有人把这个破坏这一神圣庄严时刻的家伙扔出医院。
纪伯伦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他的呼吸渐渐微弱下去，周围一片寂静……
芭芭拉·扬女士与米沙·努埃曼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在隔壁房间里有纪伯伦的妹妹玛尔雅娜和她的两个堂兄弟，还有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吉考伯兹太太，以及活利姆·布劳恩·马鲁尼先生和艾迪勒·瓦特森小姐等。
1931年4月10日晚十时五十分，黎巴嫩的伟大儿子，阿拉伯民族引以为荣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离开了这个他既恨又爱的世界，年仅四十八岁。用他的话说：他的有限生命回到他向往的“无限”之中了，就像江河最终汇入大海。
据努埃曼记载，一项病理检查显示，纪伯伦死于肝硬变和肺结核。
玛尔雅娜给正住在佐治亚州的玛丽·哈斯凯尔打去电报，电报在星期天早上 11点送到玛丽手中。她的丈夫米尼斯一直知道玛丽与纪伯伦之间的关系，但他对此并非安全没有芥蒂。因此他对玛丽这次离开，去参加纪伯伦的葬礼，没有表示什么热情。不管怎样，玛丽搭上中午1点35分的火车在第二天到达波士顿。
纪伯伦的逝世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震动，在黎巴嫩更成为给全国带来哀痛的噩耗。
在他逝世后，他的遗体停放于利肯斯顿大街殡仪馆两天。有成千的人去向他的遗体告别。这些凭吊者不分宗教、年龄和国籍，都来向这位黎巴嫩的儿子表示敬仰。之后，遗体复盖着鲜花于星期一在笔会成员的护送下运往波士顿。火车于五时抵达塞义达·乌尔滋教堂，主要杜维希神甫到车站迎接。然后把由叙利亚国旗围裹的灵柩运往叙利亚妇女协会。这天晚上八时，玛丽也来了。在那里，乌龙派教堂中举行了追悼会。许多社会名流赶来参加，以表达他们的崇敬与哀悼之情。许多阿拉伯青年担任守灵荣誉卫士。许多人哭倒在棺前。教堂中挤满了凭吊者，一片肃穆。
4月14日星期二，在塞义达·乌尔兹教堂举行追悼会。然后长长的出殡队伍走出教堂，把纪伯伦的灵柩送往一个山岗；大家商量决定将灵柩在此暂放一段时间。玛尔雅娜不愿将哥哥埋在美国，决心按哥哥的遗愿将哥哥的灵枢送回祖国。让哥哥置身于故乡的苍松翠柏之间。
4月16日，夜班火车载着玛尔雅娜·玛丽·哈斯凯尔和露兹·迪亚卜等重返纽约。次晨抵达。她们在一旅店稍稍休息后，径直去纪伯伦的画室，整理他的遗物、遗稿。之后，玛丽·哈斯凯尔·玛尔雅娜和芭芭拉·扬又一同去到威廉·萨克斯律师事务所，和这位律师商讨纪伯伦的遗产管理问题。大家一致同意，让芭芭拉·扬女士留住在纪伯伦的寓所，直到一切后事处理完毕。他们初步估定了纪伯伦遗产的价值共约五万美元。他们又打开纪伯伦的遗嘱。这一遗嘱主要涉及自己著作权、版税、画作、财产的继承与处理问题，他特别委托玛丽·哈斯凯尔将他的遗画全部转交他故乡贝什里的同胞。这一遗嘱得到忠实的执行，纪伯伦的大部分画后来运回黎巴嫩，藏于纪伯伦博物馆。
玛丽·哈斯凯尔当时曾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系，请艺术鉴赏家来鉴定纪伯伦的画，以便从中选出部分作为该馆永久性珍藏品。博物馆最后选出五幅，它们是：①约翰·曼斯菲尔德头像；②艾伯特·莱德尔；③向着无限 （纪伯伦之母像）；④从时间里诞生；⑤永恒的生命。
玛丽在纪伯伦的遗物中，发现了她写给纪伯伦的信。这些信有数百封，是他们二十多年友谊和爱情的结晶和证明。她最初和芭芭拉·扬商量，想销毁它们，但她又不忍这样做。她珍惜这些不仅对她本人，而且对文学史家来说无比珍贵的信件，于是把它们带回萨法纳，将它们与纪伯伦写给自己的信一起珍藏。直到后来，这些信被赠与北卡罗来纳大学。
1931年 月7 23日，纪伯伦的灵柩覆盖着黎巴嫩和美国的国旗，从波士顿到普罗维登斯。二百多位从纽约、波士顿赶来和普罗维登斯本地的黎巴嫩人，在霏霏的小雨中默默地候在码头。一个精美的花环放置在棺材的基座上，它寄托着居住在普罗维登斯的七百多位黎巴嫩人的哀思。在葬礼的哀乐声中，妹妹玛尔雅娜与两个堂兄弟将纪伯伦的录柩护送上一艘海船。海船启锚，缓缓地驶离美国海岸，向遥远的黎巴嫩驶去。四个星期之后，即8月21日星期五，灵柩低达贝鲁特港，受到军礼的迎接。各届人士，甚至政府的高级专员也都来迎接。在做过祈祷后，灵车和护灵队伍向纪伯伦的家乡缓缓进发。沿途受到最诚挚的悼念和迎接。从贝鲁特到贝什里的约五十公里的路程。当灵车行至阿尔巴萨时，约有两百多辆汽车和一百多名骑手赶来护送纪伯伦的灵柩。直到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的黄昏时分，灵车终于到达贝什里村。
家乡的同胞已为纪伯伦搭起用鲜花和芳草装饰的灵台和牌楼，欢迎他们伟大儿子的归来。几队威武骠悍的贝都因骑士，迎上并引导着灵车。这场面更象一次胜利的凯旋而非葬礼。
纪伯伦二十多年来一直盼望着重返自己的祖国，他曾有几次几乎要真的动身了。但他已习惯了纽约的艺术创作环境，难以割舍自己的“禅房”，终未能成行。他曾经写道：
我的心向我要求它的尊严，我的思想向我要求它的自由，我的身体向我要求它的安宁。除非在黎巴嫩，否则我决不可能把我的心的尊严、思想的自由和身体的安适追回。
今天，他回来了。他安眠在黎巴嫩雪松环抱的古老的玛尔·谢尔基斯修道院的岩室吉。他的金属棺椁上罩着玻璃隔罩。在棺椁的上方悬垂着一个纪念牌，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这里安眠着我们的先知纪伯伦”。“我们的先知”一词可能显得离他的同胞太远了些，于是人们很快将“我们的先知”改为“在我们中间”。这一改动只涉及字母上下的几个小点，所以很容易。于是那个纪念牌变为：“这里，纪伯伦长眠在我们中间”。
纪伯伦终于安息了。他的成就引人注目，他的声名经久不衰，他献出了自己全部心灵的珍宝，他俘虏了东方和两方千百万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