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慰问，沮丧的纪伯伦回答说：“我不知用画笔干什么了，也许它们的命运是被遗忘在柜中吗吧。”这件倒霉的事情令纪伯伦的情绪很低落，过了一些日子才慢慢恢复过来。
从1904年至1908年，纪伯伦废寝忘食地从事小说创作和绘画艺术。1906年6月21日，约瑟芬与男友列奥尼尔结婚。纪伯伦的爱情骚动时代结束，他的感情渐渐转向玛丽·哈斯凯尔。
玛丽是一个高个子，漂亮而苗条的女人。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热情与活力。她经常岙一身穿长裙，外表朴素而飘逸，具有一种古典的气质美。她全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的芬芳气息。她对文学和艺术，有自己独到而中肯的见解。
当时，纪伯伦主要用阿拉伯文写作。纪伯伦当时对自己运用英文的水平还不大有把握，而且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不会有多大市场，所以他仍然想以绘画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与艺术目标。于是，玛丽决定资助纪伯伦去法国深造，到艺术之都巴黎完成艺术进修。玛丽将负担来回的路费，并每月给纪伯伦75美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纪伯伦虽然对玛丽提供这么多钱而感到不安，但心中也为这即将变为现实的巴黎之行激动不已。他在1908年2月12日给好友艾敏·胡莱卜的信中报告了这一喜讯。他在信中写道：“你好好听着，并仔细琢磨，同时也和你的邻友们庆贺一番吧！我将在几个月之后，即将到来的春末去艺术之都巴黎。我将在那儿呆上整整一年。这一年对我的人生旅程有着极大的意义。因为那将是我生命中新的一章。我将加入到那个伟大都市中的一个绘画协会，并在它的指导下，获得有关美术方面重要教益。无论我获得还是不能获得这些教益，仅仅我从巴黎返回美国，就能使我的绘画得到巨大声誉，使那些盲瞎的富人们对它趋之若骛。这也许并不因为它们多么高超，而是因为它们出自一个在巴黎与欧洲一些最伟大的画家呆了整整一年的人之手。我从未梦想过我有此旅行机会，因为其费用昂贵足以令我望而却步。然而，艾敏，上天在冥冥中为我安排好了一切，为我打开了通往巴黎之路。我将依靠万善之源——上天的帮助前往巴黎并在那儿住上一年。”
在这封信中他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没住在纽约而留在波士顿。他说：“……我住在波士顿并非由于我喜欢它或是我讨厌纽约，而是因为波士顿有一位天使，她使我看到了未来美好的前景，为我打开了精神和物质成功的大门。”这位“天使”当然是指玛丽·哈斯凯尔。
在给童年伙伴奈赫莱的信中，他预计到这次巴黎之行“将充满着紧张、劳累，将在学习、探索中花去很多时间。”然而他十分乐观，认为巴黎之行是他“新生活的开始”。
叛逆的灵魂
1906年至1908年，纪伯伦以他的小说创作掀起了一股社会批判浪潮。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前期，作品都是用阿位伯文写出的。
由于纪伯伦的前半生耳闻目睹的是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暴，人民的贫困和痛苦与宗教人士的伪善，所以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揭露、控诉和批判为主调，向黑暗的社会，腐朽的教会和愚昧的传统发起猛烈的攻击。
纪伯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草原新娘》，发表于1906年。这个集子包括三个短篇：《世纪的火和永恒的火》、《玛尔塔·巴尼娅》和《疯人约翰》。
《玛尔塔·巴尼娅》描写了一个纯贞无瑕的农村少女，先被拐骗到城市，后又被抛弃、落入烟花，最后惨死的悲剧。作者对被摧残的农家女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玛尔塔啊！你是被躲在人类大厦里的动物踏碎的花朵，兽蹄无情地践踏了你，但并未使你失去馨香，你的芬芳气息，正和寡妇的呜咽、孤儿的啼哭、穷人的叹息一起升上苍天——那公正和慈悲之源！玛尔塔！你应以你是被蹂躏的花朵而不是践踏者的铁蹄而感到安慰。”小说通过凄楚哀痛的对话，道出了“不断在时代舞台上演出的穷人的悲剧”的社会原因：“玛尔塔啊！你是受害者，使你蒙冤受屈的是那些宫殿的主人——有钱但没有心肝的家伙。”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里赞美农村的生活，因为它“更接近于我们母亲——大自然”。他用农村人民的淳朴天性与城市人的虚伪狡诈作比较。“我们比农民们有钱，可他们却比我们高尚；我们不断耕耘而颗粒无收，他们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贪欲的奴隶，他们却十分知足；我们从生活的杯盏中饮下的用绝望、惊恐和厌倦酿成的苦酒，他们喝的却是清澈的琼浆。”他赞美农民在乡间幽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揭露在城市中贫富分化，有钱人醉生梦死，肆意为虐，穷苦人忍饥挨饿，备受欺凌。纪伯伦叹道：“这个曾在大自然怀抱中度过青春，在美丽的田野上放牧牛群的孤女，已被腐朽的城市的洪流所席卷，受困于痛苦和不幸的利爪之中。”
除了批判社会中有钱人的罪恶和败坏人的天性的城市文明，小说还揭露了教会神甫的虚伪。玛尔塔死后。“牧师们拒绝给她的遗体祈祷，也不允许将她的尸体埋入插着十字架的墓地”，表现这些神甫对被侮辱被损害者并无丝毫博爱之心。
纪伯伦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弱者的深切同情，表现了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中还流露出一种思想，即“一个人宁受欺压，也不能做欺压者”，“宁做一个弱者而牺牲，也不能做一个残暴的强人，用铁拳砸烂生活的鲜花。”这一立场与他后期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写出的文章的思想大相庭径。
《疯人约翰》是一篇声讨封建教权势力的檄文。青年牧人约翰，因牛群误入修道院的领地，惨遭毒打，被关禁闭，母亲交出她当年的结婚银项链，才将儿了赎出。复活节来到时，约翰在大庭广众下痛斥那些黑袍裹身的“神贩子”，又被送到官府，投入黑牢。父亲亲自出面证明儿子“发疯”，约翰才得开释。约翰敢于反抗，却受到人们怀疑的嘲笑。不过他自己对明天却抱有信心。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勇敢的，头脑清醒的，热爱“人子耶稣”、同情穷苦人民的青年形象。文章一开始，描写的就是约翰偷偷阅读《新约》，因为“神父们是禁止普通百姓深入了解耶稣的教导的。如果他们，便将被剥夺教会的 ‘恩赐’”。这揭露了教会利用宗教对人们实行愚民政策。而约翰正是在愚民教育包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清醒者。
纪伯伦在作品中着重揭露了教会与世俗政权勾结，利用宗教一同残酷地压迫人民。当约翰的牛误入修道院的领地时，院长不顾约翰的苦苦哀求，无视他家中的贫困窘境，竟逼着约翰卖掉赖以为生的土地来赔偿，实际上他们失去起码生存条件。在复活节的庆祝场面的描绘上，贫穷与富有的对比是如此强烈，一边是“绵衣罗衫，镶珠宝的金器，银制的珍贵香炉烛台”，另一边只有“破衣烂衫”和“破碎的心灵”。纪伯伦借约翰之口指出：“耶稣为宣传生活而遣至人间的羔羊已经变成豺狼”，他们铁石心肠，目空一切，虚伪而又狡诈，这些传教士“已把教堂变成了毒蛇的洞穴；而把弱者抢劫一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孤儿寡母在坟地里哭泣”，而这些教士们只顾自己“怠惰、舒适的生活”，“而从未给饥饿的人一口饭吃”，反而继续巧取豪夺已被他们掠夺一光的穷苦人剩下的唯一一点维持生存的东西”。显然，纪伯伦对教会的揭露是大胆而又辛辣的。
更可贵的是，纪伯伦在小说中提出了“专制”与“顺从”的问题。主人公看以教权统治下的社会图画：“这边是残酷的专制，那边是盲目的顺从。究竟是顺从怂恿了专制，还是专制迫使人顺从？莫非专制是一棵强劲的大树，只在低洼的土地中生存？或者顺从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只有荆棘才能在此丛生？”可见，纪伯伦对当时受压迫人民的愚昧是极为痛心的。约翰的父亲是这个悲剧深刻性的体现，他遵照教士的话禁止约翰读《新约》，称毒打他儿子的院长为“尊敬的修道院院长”，并对院长的话深信不疑，最后也正是他亲自去证明约翰是个“疯子”。但在群众之中，虽然一部分人依旧认为“是一个恶魔借他（约翰）的舌头说话”，“我们需要什么，头头们更清楚些，不应该怀疑他们”，而另一部分人“受到了震动，认为约翰说的都是实话”。这是一种觉醒。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中表现的是个人试图反抗整个社会和教会。虽然这种反抗失败了，但主人公并没有失望，并且期待着黎明。
纪伯伦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是《叛逆的灵魂》，于1908年出版。顾名思义就可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胆地宣扬叛逆和反抗仍是小说集的主线，也是这部书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纪伯伦被土耳其当局吊销了“国籍”，被教会开除了教籍。
该书共有四篇各具特色的作品。《瓦丽黛·哈妮》，歌颂了一个敢于藐视传统和法律，敢于同没有爱情的婚姻决裂的阿拉伯女性。主人公瓦丽黛和玛尔塔不同，玛尔塔是时代的牺牲品，是弱者；瓦丽黛则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是强者。玛尔塔的形象意义在于对社会提出控诉，瓦丽黛的形象意义则在于反抗社会。像瓦丽黛女士这样的文学典型，在阿拉伯近代文学作品中是并不多见的。她大胆地冲破人们早已习惯、服从并维护的腐朽传统，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并认为只有这样的结合，在上帝眼中才是神圣的。这在当时是与人们，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世俗观念完全相悖的，难怪会在阿拉伯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纪伯伦早已预料到这种反应，他借瓦丽黛·哈妮之口说：“人家会说，瓦丽黛·哈妮是一个忠实的忘恩负义的女子，她水性杨花，……是一个淫荡的女子，她那污浊的手拆毁了宗教编织的神圣的婚姻花冠，却带上了一个用地狱的荆棘盘成的肮脏的草圈。……因为他们祖先的幽灵依然活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犹如空谷里的洞穴，只能为别人的声音发出回响，却不知道那声音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懂上帝对万物的律法，……只是用鼠目寸光的眼睛看事物的表象。……他们无知地加以判决，盲目地予以定罪。……这样来进行判决和定罪的人是多么该死啊！”
纪伯伦指出，人类的传统习俗是人类“为自己身心制定的一个残酷的法律，为自己的爱好感情筑起的一个狭隘、可怕的牢狱，为自己的心灵、理智挖掘的一个深深的、幽暗的墓穴！”而一旦有人要起来“摆脱这些清规戒律，他们便会说：这是个罪恶的叛逆者，必须予以放逐；这是个下贱的堕落者，罪该万死……”纪伯伦点明：“这个社会机构，对敢于起来反叛它教规习惯的人要进行迫害的，却不会去询问他们之所以要反叛的原因。”
瓦丽黛·哈妮这个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她是一个清醒的反叛者，抗争者。她不是盲目的行动，不是为了追求肉欲或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在理性基础上对幸福、对爱情的追求。如果说玛尔塔还是自卑的，而瓦丽黛则是充满自豪与自信的。正如她所说的：“她的感情挣脱了腐朽的人间教规的桎梏，以便按照崇高的爱情法则来生活。”而她的爱情是永恒的。
纪伯伦将世俗婚姻比作“一个用女子的血泪书写的痛苦悲剧。”而瓦丽黛与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从出现女子可欺、男子强暴的现象”就开始了的，并且“这场斗争是不会结束的。”因为“这也是一场腐朽的教义和心灵崇高的感情之间的激烈斗争。”毕竟瓦丽黛“站起来了，摆脱了女子的懦弱，挣开了逆来顺受的束缚，展开双翅，飞上了爱情和自由的高空。”
瓦丽黛的谈话既像一位被告站在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又像声讨社会传统恶习的战斗檄文，矛头直指“黑暗的世代所树立的偶像”——教规教律。她揭露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质是“以肉体交换食物”，从而揭示了反抗这种婚姻的必然性。
《叛逆的灵魂》中的第三篇小说是《新婚的床》。它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纪伯伦称这是一个发生在黎巴嫩北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女主人公莱伊拉容貌出众，性格倔强。她真诚而热烈地爱着青年萨里姆，但受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作出了不理智的决定——答应嫁给一个她根本不爱的有钱人。在豪华的婚礼进行时，她约萨里姆在花园相会，表达了自己的愧悔，并提出与青年立即私奔。萨里姆受传统偏见的束缚，不敢作出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