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一起逃跑，但为了爱人的安全与前途，萨勒玛退缩了，他们最终被分开了。
萨勒玛结婚五年后，终于怀孕了，她一直盼望着这个孩子来减轻她的忧愁，但孩子刚生下来便夭折了。悲痛欲绝地萨勒玛感到孩子是来迎接她的灵魂，于是她微笑着把孩子的尸体放在自己身旁，平静地离开了这个冷酷的世界。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纪伯伦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它包括了纪伯伦前半生思想的精华。在作品中，纪伯伦谈到了祖国故乡，谈到少年的忧愁，老人的智慧，人类的灵感。他还谈到美，说美是“只有我们的灵魂才能理解的秘密。”“真正的美是发自内心的最神圣处，照亮人体的光芒”。美是一种“不朽的语言”，是一种“生命力和理解力。”
爱情，是这篇文章的灵魂与主线。纪伯伦热烈地赞颂“爱情”，说它是“男女在刹那间达成的充分的理解”而“产生出的高于一切情感的爱慕。”是“世界上唯一的自由”。这是一种“比天更高，比海更深，比生死和光阴更有力”的东西，纪伯伦在小说里说出了“有限爱情要求占有对方，而无限的爱情则只要求爱的本身”这样的经典名句。
纪伯伦没有仅仅停留于讲述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他有意引导读者把这篇爱情小说当成政治小说来读，他是把东方妇女的爱情悲剧当成东方民族的社会悲剧来写的。他反问道“那个弱女子不正是受凌辱的民族的象征吗？那个苦苦追求爱情，身体却被牢牢禁锢住的女子，不正像那个受尽统治者和祭司们的折磨的民族吗？……那个女子在一个民族中，如同一盏灯放出的一线光亮，如果灯油充足，灯上的光芒难道会昏暗吗？”
纪伯伦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几个东方的典型形象。
首先是贪得无厌道貌岸然的大主教，这是东方宗教领袖的代表人物。他诡计多端，并向教徒们宣扬“他自己并不遵守的戒律”，忙于搞“国内政治”和“从孤儿寡妇和黎民百姓身上榨取血汗”。这些宗教领袖们就像“海中的巨蟒，伸出无数爪子攫取猎物，张开许多大嘴，吮吸它们的鲜血”。他们“并不满足于他们自身获得的荣誉和权力，……还竭力使自己的子嗣出人头地，成为奴役人民的、榨取人民资财的人上人”。纪伯伦轻视这些“在夜幕掩盖下行动的小偷”，他对这些人的控诉是辛辣的，他对这些压迫剥削人民的“人上人”的痛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主教的侄子曼苏尔·加利卜贝克。这是一个淫荡、邪恶、粗暴、贪婪而又品德低劣的人。他寻花问柳，纵情酒色，从不懂得珍惜高贵的灵魂，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只有仗势欺人，敲榨勒索，尽多地聚敛钱财。纪伯伦痛斥了这类“光天化日之下昂首阔步的恶棍”。
另外三个主人公是法里斯、“我”和萨勒玛。这是“三个清白的弱者”。
法里斯·克拉玛是位“德高望重、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一心顾念他爱女的幸福，但他没想到他的钱财给女儿带来了灾难。法里斯“意志薄弱，在人们的虚伪面前，他像个盲人；在人们的贪婪面前，他像个哑巴”。面对着大主教的淫威，考虑到反抗的痛苦，他唯有在沉默与流泪中屈服，从而葬送了女儿的幸福。
女主人公萨勒玛美丽、纯洁，她的心中充满柔情和智慧。纪伯伦努力将她塑造成一个理想中的爱情女神。纪伯伦非常喜欢这个人物，在他创作的时候，他几乎感到她变成了真实的人。但萨勒玛总是“瞻前顾后”，“恭顺地服从她父亲软弱的意志。”在得知父亲已同意曼苏尔的求婚时，她痛苦、憔悴。控拆命运的不公，但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表示，最终违心地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后来，当她与“我”见面这最后一点幸福也被剥夺时，“我”提出一同逃走来改变这种命运，但萨勒玛没有响应，这种牺牲是向传统道德祭坛献祭，的确是一种软弱。萨勒玛就像一只想冲破樊笼展翅高飞的小鸟，但她终于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终于“折断了翅膀”。她的死是一种控拆，是值得同情的，但也与自身的软弱与屈从有关，而这也正是某些东方民族的悲剧。“我”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他“沉浸在梦幻和遐想中，尚未尝过生活的甜酸苦辣，他张开双翼要飞向爱情与知识的天空，却因软弱而不能遂愿。”但他后来在爱情的鼓舞下发出了反抗之声：“难道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竟把它交到死亡的脚下？难道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我们竟让它成为暴虐的阴影？……谁要是对凌辱逆来顺受，不敢反抗，谁就违背了真理，是杀戮无辜的刽子手的同伙。……起来吧！让我们追随光明，走出这干旱的沙漠，到鲜花盛开芳草如茵的原野上去。”
纪伯伦在“我”身上赋予了更多的叛逆精神，同时也赋予了更多的希望。这说明纪伯伦并非是借这本小说的悲惨结局来表达一种绝望的心情。相反，他是想以萨勒玛的死唤醒更多的人。
纪伯伦是阿拉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折断的翅膀》也正是他的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这是一部具有启示性的作品，文中是“一幅幅瑰丽的画面”，开放着“一束束智慧之花”。这部小说是一首诗，而不是一段一般的生活，它记录了“心灵的震颤”。
这篇小说本身情节非常简单，但情深意切感人腑肺，其中许多话语都是从纪伯伦心底深处涌出来的。小说的语言流畅而华采，全文跳跃着如带翼的想象，加上绝妙的比喻。每一句，每一字都饱含深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悲，使全文染上一层凝重的色彩。
有些文章评论纪伯伦在描写人物上不很成功，不能使人物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文中的人物好像是在生活的边缘而不像是现实世界的人。的确纪伯伦不太注重人物的外部塑造，而侧重反映人物的内心思想与情感。他往往借主人公的嘴巴作很多感情爆发式的长篇议论，充份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爱”与“憎”。纪伯伦在文中经常夹杂着大段议论，让自己成为一个向民众发表启示性演讲的演说家，对民众和他们的社会发表看法，突出主题，从而引起注意。
丰富的哲理，真挚而强烈的情感与优美的语言是纪伯伦文章的三大特点，也是他的作品广泛流传与受人喜爱的原因。
有人说《折断的翅膀》创作受法国诗人拉马丁的作品《格拉姬拉》的影响，因为在故事的情节上颇为相似。它们都描写了消逝的爱情，孤独与忧愁，忧郁和伤感，都有着诗一般的意境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与拉马丁不同的是，纪伯伦并不否定人生，也不歌倾死亡，不象拉马丁对生活持一种悲观绝望、虚无冷漠的态度。纪伯伦是积极向上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的揭露，能使东方民族觉醒，奋起反抗，从而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折断的翅膀》出版后，受到普遍的好评，《大众报》用整版篇幅转载，并将此书与许多名家的创作相比较。有人称赞《折断的翅膀》是一个“新的突破，是阿拉伯文学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多数人一致认为，“这本书是纯粹现代艺术”的一部分，也是现代阿拉伯文印出的最美的书。黎马嫩著名作家、评论家努埃曼也给这部小说以崇高的评价，说它“充满了艺术和哲学的光辉”，还说，从这部作品，他看到了“一个新文学时代的曙光”。当然，在书的精神和哲学上有不少人不免与作者有分歧。有的朋友对他产生了误解，甚至指责纪伯伦“正在变”，“变得有更多的野性和更少的东方性了。”他们忘记了纪伯伦是热爱东方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与同胞们不同。由于在《折断的翅膀》中再次抨击了那些当权者和愚昧而充满奴性的人。纪伯伦对阿拉伯世界的反应早有预料。他在给玛丽的信中说：“你将看到解剖和中伤。他们将用铁舌痛骂我，特别是其中某些人，他们决不会对我，对我作出的努力，说一句赞扬的话的。”
果不其然，《折断的翅膀》被叙利亚政府阻止入境，只有大约二百本偷偷渗入阿拉伯地区。教会也考虑过禁止，而实际上已经禁止了，虽然没有正式公布禁止令。
玛丽的日记中曾记述了纪伯伦与两位主教会晤的情况：
那位高傲自大的人物走过来说：“你的过失是一种罪行，你利用自己的才能同你的国家和你的教会宣战。总主教是宽宏大度的，他没有打算给你定罪，他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抛开你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回到正道上来吧！停止你的迷误吧！他将为你祝福，为你的名字祝福！教会也将向你伸出双臂，将会把你揽入怀抱。烧掉那本书吧！保证不再重复致命的过失吧！”
纪伯伦的回答和宗教卫道士的宏论大相径庭，他说：“我写了《折断的翅膀》，让总主教读读吧！也请你俩读读吧！因为书中有与你们提出的见解相反的东西！”
几分钟后当他离开大厅时。“风趣的”另一位主教挡住了他的去路，问道：“先生！这位阁下使你满意了吗？”“是的，快乐的主人！他太使我满意了！我心里太高兴了！令我惊奇的是，我并没有用退让使他满意！”
这位主教笑了，显露出他的简单幼稚。
可见，纪伯伦在与恶势力的斗争上是不屈不挠彻底而不妥协的。他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出出风头而写出一篇篇大胆而叛逆的小说，他是真正为了祖国的前途的东方人民的幸福。
《折断的翅膀》使纪伯伦名声大噪，他的经济状况也随之有所好转。纪伯伦开始走上了成功之路。不仅如此， 《折断的翅膀》使纪伯伦结识了他生命中另外一位女性梅娅·齐雅黛。
人生泪与笑
纪伯伦发表了《折断的翅膀》之后不久，便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信，信中对《折断的翅膀》中，萨勒玛与“我”幽会这一情节表示有不同意见，但同时也对纪伯伦的作品与写作才能表达了钦佩之情，纪伯伦很快地回了信。这样，纪伯伦与梅娅·齐雅黛相识了。
梅娅·齐雅黛是黎马嫩著名的女作家，她1886年2月11日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拿撒勒，曾在贝鲁特等地求学。她有着很好的文学天赋。1908年梅娅随父亲移居到埃及，开始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在父亲逝世后，梅娅接任了《马哈鲁赛报》的主编工作。当时，她已能写出相当精采的文章了。她与文学界有广泛的交往，为了促进文学界文化界人士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定期 （每周星期二）在自己寓所举办文学聚会。这一文学沙龙吸引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密切了埃及和阿拉伯文学家、评论家的联系，对当时文学复兴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梅娅的文学创作涉及范围很广，有诗集《梦之花》（法文版，1911），人物传记《巴希莎·巴蒂娅》（1920），散文集《潮汐之间》（1924）和大量书信、讲演词等多种成果。她精通书法，英、德、意等国的语言，是一个极有才气的女子。她曾多次去欧洲访问，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梅娅是与纪伯伦建立起最深刻精神联系的阿拉伯女作家。几年前当她看到纪伯伦的《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母亲生下了我》（即《泪与笑》中《我的生日》一文）时，就已被纪伯伦深深吸引住了。她开始注意纪伯伦的文学创作。1912年，在为著名诗人穆特郎举行的纪念会上，她应邀代读纪伯伦的贺词。这一活动不仅使她作为一名文坛新秀崭露头脚，而且使她与纪伯伦的精神联系趋于密切。因此，当她读 《折断的翅膀》受到感动时，立即提起笔，给纪伯伦写了上面那封信。
纪伯伦对梅娅也很有好感。他读过梅娅写过的很多漂亮文章，由衷地钦慕她的文学才能，并在其中发现了彼此的许多共同点。纪伯伦后来在一封信中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和盘旋于我梦魂中的爱好、意向和特征”。纪伯伦诚恳地称赞梅娅的“神奇的天赋、广泛的涉猎和在选材、布局上的良好鉴赏力”。他还给她寄去自己的作品 《疯人》、《行列》等。
在那时，纪伯伦正在热恋着玛丽。梅娅虽然十分爱慕纪伯伦，但她出于传统习俗的考虑和文学才女的矜持，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热情，因此纪伯伦与梅娅的关系一直限制在文学交往的范围内。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通邮不便，他们的关系沉寂了数年。
1913年，纪伯伦的又一名作《泪与笑》由艺术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这些散文诗体的优美文字，是纪伯伦早期的作品，大都写于1903—1908年。结集出版这些作品，对纪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