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宗教史- 第16部分

方面主动地或被动地变得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教会与国家政权保持　

支持与合作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俄罗斯正教会为国防捐款达1。5亿　

卢布，组建了涅夫斯基飞行大队和顿斯基坦克纵队。1945年召开了俄罗斯正　

教地方宗教会议，会上做出《关于管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决定》，此决定1961　

年经过主教会议的修改，经1971年地方宗教会议批准，一直沿用至今。牧首　

皮缅经常发表谈话和文章，要求教徒既服务于荣耀的上帝，又要做一个热爱　

苏维埃祖国的公民。1977年和1982年，在俄罗斯正教会的倡议下，先后二　

次在莫斯科举行了宗教界人士争取和平、裁军、反对核威胁的国际性会议；　

1986年8月，皮缅又就核裁军问题公开致信美国总统里根。　

　　　　其次，改革某些教义、教规和礼仪。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会用早期基督教　

精神重新研究教会的社会伦理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出于　

　“上帝的安排”。教会在保证教义不变前提下对宗教礼仪做了一些改革，如　

取消某些仪式级祈祷；重新审定斋戒的规定，强调首先在精神上“守斋”，　

而“在肉体上的斋戒”则要量力而行；宗教节日从事劳动已不再视为罪恶；　

任命妇女任圣职；提出要改变教会历法为公历等，并注意调整宗教与科学的　

关系。　

　　　　　第三，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1976年全国有正教团体6983个，80年代　

国内有16座修道院，国外有2座（男修道院在希腊，女修道院在耶路撒冷），　

教堂约8500座，有6所神学院校，与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保持联系。　

此外，还出版了大量宗教书刊。　

　　　　　1989年10月召开的主教会议制定了集权方针。会议通过的特别决议规　

定教职人员非经教会首脑同意不得擅自参加共和国或地方苏维埃的人民代表　

选举；会议强调要建立一种教会与国家的崭新模式，认为教会在国家的对话　

中应是平等的；教会鼓励和支持各个民族振兴民族的文化，同时坚决反对民　

族主义；教会禁止把宗教思想与象征用于政治斗争和民族冲突，教职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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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不许参与矛盾。1990年1月底，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召开主教会议，　

集中讨论国内的民族冲突。为了在乌克兰地区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冲突中巩固　

东正教的地位，会议分别在乌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设立独立的教会管理　

机构，自行解决教会的问题。　

　　　　　根据1991年的统计数字，俄罗斯东正教会共有信徒5240人，具有法人　

资格的东正教团体10267个；现有都主教9人，大主教29人，主教38人；　

现任牧首为阿列克西2世；俄罗斯东正教现有4个都主教区，76个主教区；　

其最高权力属于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会议及其执行机构“圣主教最高公会”　

　（9名成员），下设联络部、总务部、出版部、教育部、退休委员会、经济　

事务部、及基督教统一和国际关系委员会等。　



　　　　　（2）希腊正教会　

　　　　　希腊正教会现有教徒950万人，占希腊总人口的95％；70个主教区，70　

个主教，2万多座教堂，其中大教堂8000多座；在现有的7500多名神父中，　

6800多人已婚；除了希腊正教会系统之外，还有一些正教团体和教会，如古　

代东方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保加利亚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旧历法　

派等。　

　　　　　希腊正教是希腊的国家宗教和主要宗教，1952年宪法规定“以神圣、同　

体而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的名义……希腊的国家宗教是东方正统基督教会的宗　

教”。1968年宪法和1973年的宪法修正案也进一步重申“主宰宗教是东方　

正统基督教会的宗教”。该教会“根据教条，同君士坦丁堡同样伟大的基督　

教会以及同其他任何同宗基督教会联合在一起不可分离。同这些教会一样，　

她持守关于教条和崇拜以及神圣传统的神圣宗徒的和圣会议的法典而不可改　

变。她是自治的、独立于其他任何教会而行使她的最高权力并通过神圣主教　

会议进行管理”。虽然希腊正教会所具有的“主宰地位”并不意味着它有凌　

驾于其他宗教信仰和团体之上的权利，而是表明它是大多数希腊人的信仰；　

但实际上这种“主宰地位”使之享有许多特权，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必须　

是希腊正教会成员，政府有义务保障正教会的特权不受侵犯；宪法规定总统　

和副总统必须信奉希腊正教，他们的就职宣誓要依照希腊正教礼仪进行；希　

腊正教的节日成为政府例行假日及举行重要活动或仪式的日期；禁止希腊正　

教徒改宗，禁止对国家宗教造成危害的事情；希腊文本《圣经》不可更改；　

承认希腊正教会的自治地位；在政府制订或颁布涉及教会组织或管理方面的　

任何法令规章之前必须征询常设圣主教会议的意见。除此之外，希腊政府还　

向希腊正教会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如对堂区教士的直接物质帮助；通过征　

收各种捐税而直接拨款于宗教事业；教会享有各种免税待遇；中小学宗教教　

育作为必修课；对雅典大学和萨罗尼加大学的神学院系的财政补贴以及对培　

养教士及司铎的学校和修院的经济补贴等。　

　　　　　希腊政府在给予希腊正教会以各种特权的同时，也对其拥有高度监督管　

理权，希腊正教会的涉外事务　（如教会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府之间的事务）由　

外交部监督执行，国内事务则由国民指导与宗教部监督执行。希腊国民指导　

与宗教部分设3个司和3个委员会，即教会政务司，教务指导与宗教教育司，　

非正教宗教司，法规委员会，教务指导人事委员会，教务指导管理委员会。　

该部部长代表国家出席雅典及全希腊大主教选举仪式，正教圣会议为空缺教　

区提供3名候选人，由总统决定其中1人为大主教并颁发任命书。197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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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发生军事政变，1974年通过的一项法令废除了1969年授予希腊正教会　

的立法权力。　

　　　　　虽然其他宗教或教派都在国民指导与宗教部非正教宗教司登记注册，教　

士视同政府官员，但这些宗教或教派都受到希腊“主宰宗教”的制约。1968　

年宪法规定非正教教堂在开工建造之前必须得到当地正教会的许可；混合婚　

姻必须在正教会司铎面前举行仪式，而且正教有权宣布其无效；外籍司铎要　

在希腊居留并得到任用，必须得到正教会当局　（及国民指导与宗教部）的批　

准等。　



　　　　　（3）美国的东正教会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当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民众在美国安家落户时，　

也将他们原来信奉的宗教之树移植到这块土地上，并使之生根开花。因而美　

国社会不仅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一种所谓的“合金”文化，而且成为世　

界宗教的“百科全书”。这些宗教或教派在美国的发展或许已远非其故土所　

能比拟，或许在规模上受移民数量的限制还只是个小兄弟，但无论如何都不　

仅带有深刻的“胎记”，而且美国的现代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使之面临诸多挑　

战，因而具有典型的意义。　

　　　　在美国有20多个互相分离的拜占庭和斯拉夫的教会，共计约300万信　

徒。在各类东正教团体间起联系作用的最重要的组织，是由11个教会组成的　

美国正教主教常务大会。最大的独立教派是“北美和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　

和“美国正教会”。　

　　　　在美国，希腊正教的组织主要是“北美和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属　

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该教会在美国和加拿大有200万信徒，其精神领袖为　

大主教拉柯沃斯。教区设有希腊正教主教会议，每二年召开一次神职及信徒　

代表大会，商讨决定西半球希腊正教的事务。在1990年召开的大会上，代表　

们要求教会允许已婚祭司担任主教。现已年过8旬的拉柯沃斯自1959年以来　

一直担任南美和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总主教，曾连续9年当选为世界基督　

教联合会的主席。在他担任美国希腊正教的领袖期间，一直努力使希腊正教　

会适应美国文化的主流。1992年他因反对美国全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一些　

成员教会的自由化倾向，而中止参加联合会的活动。美国正教会、美国加拿　

大塞尔维亚正教会、美国乌克兰正教会等正教团体，也相继采取同样的行动。　

　　　　　美国正教会属于俄罗斯正教系统，1924年宣告自治，1969年北美都主教　

监管教区领导人决定与莫斯科牧首公署关系正常化，1970年双方签订协议，　

莫斯科牧首区正式承认美国正教会的自主地位。美国正教会是美国三个俄罗　

斯正教会组织　（另外二个是“美国俄罗斯正教会”和“俄国外方俄罗斯正教　

会”）中历史最长和信徒人数最多的组织，现共有500个教区，100万信徒。　

美国正教会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教会的一名领袖。美国正教会的最高权力　

机构是全美正教会议，每3年召开一次，现任领袖为特奥多西乌斯。教会办　

有《俄美正教通讯》，设有培养研究生的纽约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相当于　

高等教育机构的宾夕法尼亚州南边南圣吉法隐修院和重点培养阿拉斯加土著　

教士的阿拉斯加州利迪亚克神学院。　



　　　　　　　　　　　　　　　　　　　　　5。当代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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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教，由于和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人民的不光　

彩历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从而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较深的伤害和成　

见。感情方面的伤痕会随时间的流逝与一代代人的交替而淡化，从长远的观　

点看问题，天主教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地不是个“侵略”　

问题（这只能使事情变得糟糕），而是个文化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同历史上的佛教一样，虽然是外来　

的宗教，但不同于它们在欧美的情况，即它们不是主要地靠移民和传教士为　

载体，而主要地是一种“文化移入”，更多地取决于中国的老百姓、知识分　

子与政府官员能否接受之；反过来说，作为外来文化的天主教与基督教能否　

真正地“移入”中国文化的土壤，不是取决于传教士的数量，而在于其能否　

与中国文化相认同，能否像历史上的佛教那样“中国化”。　



　　　　　（1）当代中国的天主教　

　　　　　按照朱世昌先生的说法，中国天主教40多年来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　

段：从1949年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向中国各教区散发“罗　

马圣职部命令”到1955年肃反运动止，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对罗马教　

廷干涉中国内政，夺回办教自主权，挽救中国教会；第二阶段从1955年下半　

年起至1962年召开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是1957年7月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1958年3月汉口、武昌二教区自选　

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为第三阶　

段，在此10年间教堂被封，经书被烧，神职人员和教徒遭批斗，宗教活动被　

迫停止；从1978年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第四阶段，主要任务　

是恢复和发展中国天主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中国天主教虽然开始实行所谓“圣统制”，　

但外国传教士却没有把教权归还给中国主教。一方面，在全国20个教省中只　

有3位中国籍的总主教，在　139个教区中，中国主教也只有32人，不足1/4；　

另一方面，罗马教廷继续把中国天主教会置于素有“殖民部”之称的罗马“传　

信部”控制之下，并不断委任外国传教士任总主教和主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马教廷与外国修会采取敌视政策，以　

　“有神无神势不两立”为理由，一再发布“通谕”和“命令”，禁止中国神　

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与政府合作，不许他们参加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组织，　

并以“违者将开除教籍”相威胁，强制实行“三不主义”（即不看、不听、　

不讲热爱新中国的道理）。他们破坏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参军参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