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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君臣道》第二卷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一）
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索额图（？~1703），满洲正黄旗人，是索尼第三子，俗称“索三爷”，而《清史稿》误为“第二子”。逮治鳌拜，助康熙帝掌握实权，索额图实为首功。康熙帝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十月，改内三院为内阁，索额图为保和殿大学士，任纂修《清世祖实录》总裁官，十一年告成，加太子太保。仅几年时间，索额图便由侍卫跃居高位，其升迁之速，大概只有乾隆朝的和梢杂胫啾取！ �
索领图兄噶布喇之女是康熙帝皇后（孝诚仁皇后），康熙十三年生太子胤礽。索额图是太子外叔祖叔父，史载“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与朝士独亲李光地”。时明珠因主张撤藩，符合皇帝的意图，受到器重，授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明珠与索额图同柄朝政，二人因主张不同，早有夙怨，因而相互倾轧，各结党羽。“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二人为树立门户，均不分满汉、不论新旧，于官僚集团中广为朋比交结，于朝政各执一端，以人论事。索额图善待太子，明珠则反之，朝廷中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在康熙朝，除了鳌拜，威胁皇权的权臣，就是索额图与明珠。就权势与地位而言，二人可谓势均力敌。索额图的特点是嚣张，明珠则阴险。
康熙帝为人宽厚，虽然索额图有“撤藩激变，请诛建议之人”的奏议，但是并没有因此失宠。索额图权势依旧，在内阁办事作风专横。如康熙十八年，京察，翰林院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对于侍读学士顾八代在镇南将军莽依图军中的功绩予以“政勤才长”的评语。索额图擅自改为“浮躁”。按照清朝制度，“浮躁”例应降调。将军莽依图上疏为顾八代表功并请委以副都统职，参赞军务，顾八代之委屈始得申。
康熙帝说，索额图、明珠二人结党相倾，“徇庇党羽，图取财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朕久已确知。”召索额图等至乾清门，历数朋党之祸。康熙说： “人臣服官，惟当共同不懈，安靖国家，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与，始蠹国害政，终必祸及家身。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饶。百工臣僚，理宜痛戒。”（《康熙起居注》第318页）这是对两位权臣的公开警告，但这主要是针对索额图的。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京师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枢借机上书指责索额图怙权贪纵，请皇帝严加谴责，以回“天意”。康熙召索额图及诸大臣，命明珠传旨： “今朕躬力图修心自省……尔各公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且尔等自被任以来，家资颇已饶裕……今见所行，愈加贪黩，习以为常”，倘若再犯，“国法俱在，决不宽贷”。又御书“节制谨度”赐索额图。这明显是对其贪黩骄纵之习，委婉地示以戒饬。皇帝修身养性而大臣贪赃枉法，实在是不可思议。康熙帝对索额图之结党与贪纵一再警告，而“吴三桂之乱，索额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康熙起居注》第1994页），又无功绩可言。
索额图已知“圣意”不悦，翌年（康熙十九年）八月，以生病为辞，请解大学士任，康熙帝立即允准。但也不完全予罢斥，“命于内大臣处上朝”，授议政大臣职。索额图既罢阁，然其贪纵之习不改，康熙帝乃再加以惩创。索额图弟心裕袭父爵一等伯，任銮仪使，贵胄子弟素行懒惰，屡次旷职。康熙帝故意命索额图议处，索额图拟罚俸一年。其弟法保袭父爵一等公，任内大臣，也因懒惰革职，仍然我行我素，索额图纵容法保，不加训诫，康熙帝借此对索额图严加训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谕议政王大臣说： “且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朕以其骄纵，时加戒饬，并不悛改，在朝诸大臣，无不惧之者。”命严加议处。索额图被革职，两个弟弟也受到惩处。康熙帝不过是要警告他一下，不久又复起用。由此可见，康熙帝对大臣之宽容。也是因为索额图的身份特殊，并有擒鳌拜之大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朝廷派索额图为代表，兵部督捕副理事张鹏翮为副使，率领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代表进行边境谈判。但是，由于噶尔丹的叛乱，道路中断，中俄代表团均被阻在半路，谈判没有进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索额图、佟国纲在尼布楚同俄罗斯代表戈洛文举行边界谈判。这时，张鹏翮已外迁浙江巡抚，前方将领萨布素、郎坦奉命随行。谈判地点设在尼布楚城外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
谈判一开始戈洛文就自欺欺人地说：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俄国的。”
索额图问： “俄罗斯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古？”
戈洛文说： “还在17世纪初的时候，俄罗斯人波雅科夫奉沙皇之命，已到过黑龙江，把那里认定为俄罗斯的领土。”
索额图反驳说： “比波雅科夫的祖父还要早得多的时候，中国皇帝就已经领有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土地。尼布楚本是我茂明安部落的旧址，雅克萨原系我喧斡尔总管倍勒尔的故居。环绕黑龙江的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及赫哲、费雅喀等族所居之地，历来属中国管辖。这有赋税册子可以为证，如果贵国有此种记载，不妨拿出来示众。事实是，贵国四十多年前才远足到此地，把我国土地强行霸占为己有。我奉中国皇帝陛下指示建议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
戈洛文又说： “达斡尔土地的合法占有者，根特木尔酋长已自愿加入俄罗斯国籍，所以他领有的土地自然而然地归属俄罗斯所有。”
索额图驳斥说： “根特木尔是大清国的臣民，他领有的土地更是大清的土地。即使他个人叛国，达斡尔的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他叛逃到贵国，我们要求贵国把他交还给中国。我国也收留了贵国的一些人，按照贵大使的逻辑，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原在贵国的地方都应归属于中国吗？”
17世纪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侵略性极强，根本就不讲道理。他们只有在战场上打了败仗，才会走到谈判桌边来。然而，即使是坐在谈判桌边，他们仍然是一派强盗口吻。戈洛文故意把清朝的土地说成是酋长的土地，在逻辑上玩弄偷梁换柱的小把戏，简直是在糊弄小孩子。索额图是清廷内部的强硬派，他是主张寸土不让的，其他几位代表都是亲身参加过抗击沙俄的军人，也是强硬派。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谈判桌上的高手，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谈判往往是精神和意志的竞赛，沙俄更是背信弃义的专家，文化落后的满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俄国的政治比清朝的政治更有弹性。具体地说，索额图等人如果不能完成谈判任务，不订条约空手而归，就要倒霉，起码要被视为无能，可能闲置，退出官场。而俄方代表并没有这种顾虑，因为即使签订了条约，他们也不打算遵守，沙俄的既定国策是永远地向外扩张，清朝的既定国策则是闭关锁国，政治制度更是僵化，丧失活力。从另一个角度比较，则可以说是两国皇帝的较量，彼得大帝确实比康熙大帝略胜一筹。
自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六日，双方经过十几次谈判，终于达成一致。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中俄关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中俄第一个边界条约。
其后，索额图又扈从康熙帝出征噶尔丹。明珠也在军中参与军机。清军初战失利。康熙帝也许是一时烦恼，不幸染病，令各军统归和硕裕亲王福全指挥。清军分为三队两翼迎敌，索额图、明珠等协助大将军福全指挥全军，八月初一，清军于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军，但福全等未能乘胜剿灭，致使噶尔丹逃去，廷议众人之罪，索额图罢议政，降四级留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内大臣索额图随之。噶尔丹扬言： “今领俄罗斯炮手鸟枪兵六万，再等俄罗斯兵六万至，即顺克鲁河而下。”“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他们就直接进军北京，若他们征服了皇朝，他们将伙分地盘。”（《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六辑194页）这一消息使索额图、大学士伊桑阿大惊。此时，西路军为风雪所阻，不能如期与中路军会师，中路军因之突前。索额图与伊桑阿等奏请回銮，以使中路军脱身，只留费扬古西路军单独迎战。康熙帝愤怒地痛斥道： “朕为一意前进，以剿灭噶尔丹为念。况尔大臣俱系情愿效力，告请从军之人，乃不奋勇前往，逡巡退后，朕必诛之。不知索额图、伊桑阿等视朕为何如人……且大将军费扬古兵，与朕约期夹击。今朕失约即还，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第23页）如果真有俄罗斯兵参战，西路军单独迎敌，必败无疑。康熙帝为索额图退兵的建议感到羞耻，激愤得泪流满面。索额图等免冠叩首，说： “臣等真怯懦妄奏，死无地矣！”（同上）索额图临敌怯懦，缺乏英雄气概。康熙帝临危不惧，可以媲美于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盛世也类同。
西路军在费扬古、孙思克的指挥下与噶尔丹血战于昭莫多，噶尔丹惨败，仅以身免。第二年（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再出师宁夏，索额图扈从。三月，噶尔丹败死。叙从征诸臣功，索额图复原级。上次吴三桂之乱，索额图就表现懦弱，每次到关键时刻，索额图都是如此，尤其是这次遭到康熙帝的申斥，无颜再入朝事君，康熙四十年（1701年）九月，借口年老乞休。
《君臣道》第二卷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二）
人最根深蒂固的缺点就是死不认错。索额图犯有大错，而受到康熙帝的薄惩。他非但不感激，反而对康熙帝极其不满，多有怨言，又不甘心寂寞，就投靠太子胤礽，结成太子党，非议国事，企图东山再起。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着有远见的棋。
胤礽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为太子的，时年不足两岁。他自幼由康熙帝亲自教以诗书，“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