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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对罪官正常的处罚是罚俸和停发养廉银。名义上议罪银是比吏部所主管的公开罚俸制度更轻的处分，但在实际上却更严厉。因为罪官出多少赀赎罪，没有一定的标准，由罪官自定。罪官为保险起见，也多自愿从重认罚。俗话说，破财免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乌纱帽保住了，今后还可以再行聚敛。乾隆帝抓住罪官的这一心理，让罪官自报认罚的数量，由官员本人自己评估官缺肥瘦及收入多寡，谁敢少报呢？罚款动辄数万两，多则十几万或几十万两。其经济惩罚自然要比停发养廉、罚俸重得多了。皇帝雅好字画古玩，缴纳艺术品也能博取皇帝欢心。和菩幸樽锓Ｒǎ〉劬哿擦舜罅恳雍鸵帐跽浔ΑＧ〉壅媸蔷魍付チ恕！ �
为了从官员身上弄更多的钱，一些官员交纳议罪银均由和啻欤樽镆氖钏渌凳怯勺锕僮远ǎ锕僖惨笾铝私饣实鄣奈缚冢约壕×可偎鹗Ф帜苈慊实鄣奈缚谧詈谩Ｕ饩鸵忧〉鄣闹汉瞳｜那里摸清皇帝的底牌，为此他们也要贿赂和Ｕ庋癫皇且涣椒莘？盍耍咳绻唤涣椒莘？睿瞳｜必然会在皇上面前给罪官上眼药，那么，乾隆帝就会不满意罪官自认的罚款。如果和孀锕偎瞪霞妇浜没埃涂梢约绦沃埃踔聊懿股细蟮姆嗜薄Ｕ庥殖闪艘桓鲂碌穆妗５蹦辏赫奂Σ妫缃袂〉廴从种圃炻妗！ �
贪官从百姓身上弄钱，皇帝以对贪官罚钱的手段反贪。于是皇帝的反贪就造成了越反越贪的局面。这使人想起老子的那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皇帝越是以公正廉明要求官吏，贪官越是前仆后继，贪污不止。因为议罪银的惩罚制度，等于强迫贪官污吏非聚敛不可，这势必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自从议罪罚银法实施以来，和娜筒聘欢即蟠笈蛘土恕Ｎ硕糁购瞳｜，并使官员们的贪污行为有所节制，乾隆五十五年一月，内阁大学士尹壮图上奏说： “近来朝廷的有些严罚示惩，反而近于宽纵。如督抚自蹈愆尤，不予罢斥，不过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罪罚银若干万两者，得到宽免。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靠属员资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不得不曲为属员庇护。是罚银虽严，不但不能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忽易与之念。臣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或即罢斥，或量才予以京职，不许再任外职。”
尹壮图所说很有道理，陈辉祖就是因为其弟侵吞冒领赈济银两，自行议罪，认罚3万两银子，因不堪重负，又去侵吞1600两银子。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姓富察氏），勒索属员白银8万两，国泰的父亲文绶在一年前缴纳的议罪银恰是8万两。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是昭然若揭了，然而皇帝对此就是视而不见。
尹壮图对议罪银的认识，出发点是吏治的清浊。但乾隆帝的出发点却是财源的创收。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乾隆帝反驳尹壮图说： “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一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贪官污吏所谓的罪行，归根结底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经济上惩罚他们，必然更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记大过，没有银子入府库，就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乾隆晚期，政绩与银子是画等号的，只要有银子往上交就好，对于督抚，只要自己出钱就可以“稍赎罪戾”。那么，“罪戾”与政绩也就混淆了。这就是经济政绩的逻辑性结果。这与乾隆早期的思想是不相符的。
清廷选拔和衡量官吏的标准是“清”、“慎”、“勤”、“能”。尹壮图强调一个“清”字，这是首要条件，后面的“慎”、“勤”、“能”才有积极意义。按照这个标准，和弧扒濉保摹吧鳌薄ⅰ扒凇薄ⅰ澳堋倍加弥诶糖诠泼裆钟惺裁从么Γ壳〉墼虿蝗唬紫惹康饕桓觥澳堋弊帧：瞳｜积极推行议罪罚银法，尹壮图却反对。皇上的抉择是以聚敛为能干，为皇家多捞银子就是好官。以这样的标准拣择官员，和比皇悄苋恕⒑萌耍惩季褪谴竽娌坏懒恕！ �
一般认为，乾隆后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青年时代的锐意进取精神荡然无存，晚年实行的政策与青年时期大相径庭。在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曾说，对于地方官员的亏空，限内完赃减等条例将使他们更加肆行无忌。当初他曾批评那种看重经济政绩，而轻视教化政绩的治国思想。从表面上看，前后是有巨大的变化，其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从来都是一样的。哪一点一样？就是乾隆帝一以贯之的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所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臣奉君；子奉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这话是他年轻时期说的，以这种君臣思想为指导，最终也只能是这种结局。所以谈不上前后思想的变化，只不过是具体的行事方法有所变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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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文过饰非，不许臣工批评，他对于尹壮图大为不满，要尹壮图就奏疏中所说督抚中有人“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资助”，据实参奏。尹壮图回奏说： “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当年，康熙帝提倡风闻上奏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尹壮图用这话答复皇帝，就是顶撞。
尹壮图的复奏，被乾隆帝视为对自己临御五十多年政绩的否定。乾隆帝斥责说： “折内所称，伊经过之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之语，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朕临御五十五年，子惠元元，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偏灾，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草屋穷檐之民，共霑实施，凡身受恩膏者，无不家喻户晓，小民等具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又说“小民等爱憎之口，或因吏胥侵扰，或因偶挟微嫌，间有一二人怨其守令，亦属势所难免。若谓普天之下民不堪命，竟至疾首蹙额，相互告语，怨及朕躬，则断断无此情理”，“尹壮图对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罔觉，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岂伊自外生成，独非大清之民乎？”令他具体指出谁人“蹙额兴叹”，于何处见此情状。
这充分体现了乾隆帝“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民为天下之本”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尹壮图读四书五经，与和煌Ｒ惩继寤嵩猓弥谥喂缓瞳｜领会的是皇帝的心思，用之于逢君之恶。
尹壮图说吏治有问题，乾隆帝认为是对当今太平盛世的诬蔑。这本来是两件事，乾隆帝故意混淆两者的区别。可见是心虚，自欺欺人，以势压人。从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至五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连降十余道谕旨打压尹壮图，并吹嘘自己的治绩。他说： “朕历观史册，自明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未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虞，至今年逾八旬，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已到小康，犹心怀大惕”，“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当面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全然不知”。如果以为乾隆帝不了解下情，不清楚和牧蛹＃恢烂癫涣纳纳缁嵯质担钦娴南嘈抛约和持蔚睦习傩丈疃际歉辉５模蔷吞煺媪恕Ｋ允导是榭銎涫凳乔迩宄摹Ｕ绱褥笪艘逖槊袂椋岢鲆晕淹芬谎谑呛酰褪怯辛死踝用娴奈淹贰４褥笏担饫习傩掌饺粘缘靡膊淮砺铩Ｈ嗣腔崴担罡咄持握卟徽嬲亓私饷袂椋涫凳侨嗣遣涣私庾罡咄持握摺！ �
尹壮图对吏治的批评，也就是间接的责君。这是古人的一贯做法，皇帝大臣都心照不宣，只有今人不懂。乾隆帝认为尹壮图把自己视为被官员蒙蔽的昏君了，也等于是对小康社会的诬蔑。乾隆帝登基之时，曾向大臣们表示欢迎批评，说： “即使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前顾后之陋习，而庶政不能就绪之事就很少了。”如今，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容不得批评意见？这变中亦有不变，只要是君主为国家主体的精神不变，欢迎批评的态度也就不能贯彻始终。乾隆帝前期，他的君臣观，多少有符合儒家之处，中后期则完全是法家那一套。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命尹壮图随户部侍郎庆成到各地去“盘验仓库”，以确证现在是否为小康社会。尹壮图要求“密往访查”亏空，才能得到确实情况。乾隆帝却说是“无此政体”，而是预先通知各地官员，并告诉他们说，让尹壮图盘查是为了治他“莠言乱政”之罪，“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这等于是事先就否定了尹壮图的意见。又说“即使偶有亏缺之处，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查呢？不过是折腾尹壮图罢了。
庆成是奉命出差，自有沿路驿站的接待，按品级支取廪给。尹壮图就不同了，他是“自请盘查之员”，只供驿马，不得支取廪给。尹壮图沿途辛苦窘迫不堪。他陪着庆成到处观察大好形势。首先在山西大同盘查仓库，结果自然是“丝毫并无短少”——能有别的情况吗？再从山西赶到山东、直隶、再往江南。历时40天。中途尹壮图上疏要求回京，说： “昼夜兼程，诚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处治”。乾隆帝不答应，尹壮图沿途陆续上奏，说“各省均无亏空，沿途所经各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事情”。那么各地方的吏治自然是“清明”的。既然如此，议罪银法也就真的是偶然为之了，本来它也是由和孛芙泻谙洳僮鞯囊滴瘢挥腥∠谋匾！ �
乾隆帝指示： “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及朕躬，诬及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