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会把公畜变成不公不母的。老汇总有炒栗子给我们吃，然后给我们讲笑话。他的笑话令黑宝哥笑死，我从来不笑。
我穿到乡下的是外婆刚给我缝的裙子，白底儿，上面有许多杂色小降落伞。而黑宝哥却说：“丑死！”
我说：“呸！”
“跟偷别人的一样！”他笑道：“那么大——从你妈那儿偷的？”
我想他说的不是真话。一般情况下我穿得再新再异他都不加评论，根本就没看见，没注意。这回他头一眼就咋唬了，就证明他看见了，注意了，没准还喜欢了。在乡下黑宝哥显得壮实多了，脸上没有挨揍的痕迹，也没了那股子狼狈和落魄。这是去打鸟的路上，黑宝哥要打斑鸠让我带回城给小璐子熬汤，小璐子不知为什么黄瘦了，一天天黄瘦下去。
走了很久，头也晒晕了。黑宝哥便来背我，我和他的汗顿时混得不知谁是谁了。他的脊梁漆黑，脖子上有一颗黑痣。黑宝哥黑得真俊，我想着，幸福着，幸福被他的步子颠得浑身扩散。
“你的裙子是新的？”
我以为他早忘了我的裙子了。我说：“嗯，今天才穿！”
他却没说什么了。碰到了鸟，他撂下我就投弹弓。打着了，鸟没死，断翅膀汩汩流着血。我把它拾进我的裙子里，想它疼得轻些。黑宝哥蔑视地笑笑：鸟早晚是个死。
我的新裙子就落了那么块血斑。在正当中，靶一样。外婆费一晚上洗它，也白搭。
第二天早晨，裙子没了。乡下风大，外婆断定是风兜跑了它。我想那条裙子想了好些时候。我家搬到北京，我还去布店找，看看还有没有那种布，白底兜，带杂色小降落伞。
后来就再没见到黑宝哥。有次有个童年伙伴寄来张大照片，我一个个都认出了，就是想不出那个戴眼镜的秃顶瘦子是谁。去信问，答说是“黑宝啊！”我发了半天呆。
那回我从乡下回来没多久，小璐子就死在医院了。死得很猝然，说是骨癌被误了诊。黑宝哥回来，已不再有小璐子这个人。
又一次出差，想着怎么也该去看看黑宝哥。他活得不怎么得意，一直住在老房子里。他的父亲继母带着弟弟小理理住到新房子去了。黑宝哥一直没娶，我自然明白这多少和小璐子的死有关。
去时他家没人。转到老旧的楼后，见到各家仍晾得密密麻麻的衣裳。我眼睛找着了黑宝家的晾台，那儿飘动着一条旧床单。忽然什么熟识的东西往风里鼓了鼓。那床单中央补了块补钉，白底儿，上面是杂色的小降落伞。不会错，正当中，有块淡了的、却永不褪去的血斑。
《少尉之死》
最初一个溜尖的、带戏腔的嗓门唤“被告”时，少尉不知被唤的是自己。自己不再是那个有着土得让他难为情的名字，四年军校才褪去浑身泥腥，肩上扛的两块硬牌能让三十来条年轻汉子噎住嗝、夹住屁、定住眼珠叫他“排长”的少尉了。
那嗓门再次顺四壁环游，拖着些似乎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他才猛一家伙收拢精神，认清了这个称呼。“被告”是我。这称呼一圈圈环游上升，顿时地，他感觉这天花板在升高上去，高了许多，像小时见的大庙殿，那高压出他的矮来。
“被告”是我。他慢慢抬起眼，温顺地认领了它。“被告”就是这么个东西：有着一颗满是深浅不一发茬的脑瓜，两个酸臭的胳肢窝。一张白脸白得像沤在胶皮雨靴里太久的大足趾。所有人都坐着，仅有他站着。还有他身后两个全身披挂的军人也站着。他们不是站着，是被威风、庄严、正义架着，架在他身后。刑车上，他们并没有对他唬脸，他们平和、淡漠，脸上表情去得干净之极。而这平和淡漠使他连喘重气都不敢，生怕一丝毫动作都会弄破它。
随他视线的升起，他先看到的是块白牌，上面是黑字“审判席”。黑字均匀地、一下下地锤着他的眼睛。很快他发现，被锤着的实际是他脑子。
少尉还发觉自己的嘴半开着，像村里乡亲看戏，看陌生人，看天空偶然爬过的飞机那样敞着两片嘴唇。我不能这样。他使劲将下唇往上收拢，使的劲使他牙关也抖起来。不一会儿它却又无力地与上唇脱开，拖垂着，像他浑身所有部位一样，若没这层地面托住，它们统统会无限地垂下去、坠下去。就这样，在接受“被告”这个陌生称呼时，少尉还原了他小村人的本色、原形。
“被告”就是他。是我。半年前那个快活地骂人，吹着口哨撒尿，馍馍一来信就乐得浑身痒痒的少尉没了，现在像人一样站着、活着、喘气儿的是“被告”。谁告的我？那个一声没吭死了的王有泉？那个活着时要么满嘴废话，要么嘴抿得像条愈合的伤口的司务长？不是的，他倒下时仅仅喉咙里发出微小的“咕咕”声，那大概是他的肺在排出一串啤酒泡儿。
“被告刘粮库，男，现年二十五岁，原××部队独立营少尉排长，山西省定县刘庄人。……”正对他脸，审判席的白牌子后面竖起一个人来。那人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擎着几页纸。少尉所有的故事都在他的几页纸里。所有的，除却属于馍馍的。一个人的故事竟可以如此简单地被讲述：“男，山西定县刘庄人……”足够了。那就足够引发其余的全部。不必去讲述那里的原怎样陡起陡落，劈出屁股大一片地，不论它长出什么都得供人去填嘴、填腹。父亲前头刨出脚丫大的红薯，母亲拾着拳头大的，孩子们则捉出指头大的。薯秧也不扔一根，锅空时，秧子便是惟一内容。秧子被有梗有叶地吞下去，又被有梗有叶地屙出来。少尉仍记着那东西狠狠顺着他薄透的胃肠扫下去，一路扒净他仅存的、有关“吃”的美好记忆与向往。
馍馍是她家第四个姑娘。生下她，她爹拽长本来就长的脸，对惭愧不堪的她妈说：“你还不如给我生下个麦面馍馍！”后来馍馍到军营看他，脸皱着说：“你天天有馍吃了还叫人馍馍干啥？看你那些兵没笑死！”
“那你想要个啥名儿？”
“问我呀！我俩谁上县城读高中，谁上了军校？”
兵们再笑，他就说：“你丫挺的笑！”他那时能用半口北京话骂人了，意思是丫头养的：“她叫墨墨！墨墨，怎么啦，象征求知欲！”这几年报纸上铺天盖地是“求知”、“自学成材”之类的时代词儿。
“刘犯粮库，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僭越军需仓库。”
僭越。军需仓库。他突然举目环视一下面前的所有面孔，似乎想找个人讨论“僭越”与“贸然进入”之间的区别，它俩是否具有同等严重的定义。我只是趁没人时不声不响进去的，对吧？况且那不是什么军需仓库，不过是紧挨库房的一间小屋，对吧？……
少尉的目光最后停在一张女性脸上。那脸小于所有的脸，小得像孩子。只有孩子的脸才会这样干净，这样不掩饰惊讶，不回避他无赖般祈求理解的目光。“我不是有意干下那一切的。我没想到王司务长回来得那样快，我也没料到我手那么重。我活这么大没动真格打过谁，不是那号狠人。连军校最狠的柴教员罚我负重长跑五千米，我也只在心里拿枪瞄瞄他。我什么也没对他干。他虐待所有农村子弟，骂我们笨得像屙牛屎。毕业典礼上，他还笑着杵我肚子，说：‘他妈的，小伙子！那年准是粮食欠收，你爹送你入军校的。军校伙食好，你上这儿长个儿来了。看看，长了不少不是？’他当时凑我那么近，我一拳准砸崩他的脸，像砸崩个脆西瓜，让它红的白的一下淌散开。可末了我也没动他根毛儿。我真不知道王司务长那条命会一下就敲没了。看看我，我是生就一副杀人不眨眼的模样吗？……”
那孩子样的女人一直看着他。等少尉被看得心毛躁了，垂下眼，隔会儿再抬起，她仍那么看他；双手捏了拳挤住脸，轻微吊起两颊的皮肤和眼睛，两肘支在桌上，面前有一摊纸，看不清空白着还是被写上了什么。她就那么把他看着，人人都这样把他看着。他正被人的视线网住，不得动弹。而她是不同的。他认为她的不同，并不完全因为她是这场合中惟一的女人，又是惟一不穿军服的。好吧，你看吧。她那样的看让少尉觉得她不在看他，而是在读他，读他脑子，读他心思。似乎对于她，他的邪恶和凶残就得这么费力地、两眼不错神地读。难道他不觉自己的某一部分隐晦难懂吗？他至此也不懂自己怎会在回营房的路上突然停住，野猫一样无声地向右一窜。右边一条小路通司务长王有泉的独立王国，里面有冰箱、电视，营长夫妇常在出那门时打着啤酒嗝儿，司务长的卧房兼办公室紧挨一排给养仓库，里面堆着六十年代的压缩干粮，七十年代的野营罐头，八十年代的大米、面粉、风干腊肉。
少尉见记载着他劣迹的纸终于被翻过一页。至多再翻两次，就能到达有着红色圆印的那页。他看得见最后一页纸背上透出一滩红晕，人在按下它时过饱地蘸了印泥，或过分用了力。少尉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被按定在那块红色里。那是一个红的、熟透的结局。
会是什么呢？会是几十年的苦役？会是个永远见不着馍馍的后半辈子？馍馍会寻着访着去看他吗？不会的。馍馍会嫁别人，用她毛茸茸的前额去蹭别人的脖梗；对别人指着柜台里一条麻线粗的金项链，懂装不懂地偏着眼问：“那是个啥？”
“是啥咱也买不起。”当时的少尉说。
“你买得起我也不要！”
“真不要？”
“嗯！”
“那咱走啊，还盯着它看什么？”
馍馍呼一下甩过脸：“谁和你‘咱’啊？！你走你的呗，我买不起还看不起吗？”
当时的少尉突然发觉馍馍的脸很生，比他认得的那个扁，宽大，有个黄鼻尖，那是因为它沁出的汗冲掉了上面的粉。馍馍什么时候学会了涂粉，是她来北京之后？是她跟营长那个在剃头店工作的老婆友惠学的？友惠脖子上手指上都沾金，尽管她也只算上半个城里人。但少尉和营长哪儿比得起。营长没有个围着一锅黑色的煮红薯叶的家庭；没有个从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就没止境流血的母亲；没有个想娶媳妇想傻了的哥哥。
馍馍还是懂事的。送她回去时，她在火车里，他在站台上，她说她什么也不会向他要。有钱你让你家少吃两顿红薯叶吧。她又笑回一个原本的馍馍。但那笑像一动就要碎。
“馍馍，等我有了钱……我给你买点儿别的什么。那个金链子，太贵。”
“谁要它呀。那么粗，用它拴牛去呀！”馍馍皱鼻子瘪嘴，笑于是碎掉了。
少尉的罪孽仍被藏在几页纸后面的嘴一字字地吐露着。“……刘犯在自己偷窃罪行被发现后，顿起杀心，以一枚加重训练手榴弹击中司务长王有泉头部……”
少尉猛一怔，似乎下力气辨认出这么个狰狞、险恶的东西竟是自己。他不敢、不愿、也不无委屈地认清，这一切确确不是别人，是无法抵赖的自己。像他的赖不掉的贫穷的家，贫穷的祖祖辈辈，贫穷的生养他的土地。
“站老实了！”身后，一只手伸上来扳他的肩。除了少尉自己，谁也不会明白这一掌扳得有多阴毒。
那女子却似乎明白。她正拿笔梢轻敲着嘴唇，突然便不敲了。笔梢一直定在她下唇上，待她眼睛捕捉了他所有痛苦的显示。她眼里有了渐渐扩张的恐怖，因为她看清他被扳的那一侧肩起眼地塌下一截：它与整个身体的关系实际上已被秘密地分开了。
少尉一直半张的嘴这回合拢了。他不得不屏住每一口呼吸去抵御这剧痛。我今夜只好朝左边侧着睡了。他不知从今后的多久，这条伤臂才能恢复使筷子，系裤带，扣衣钮的功能。少尉感觉一颗汗珠慢慢在他的鼻尖变大、变大。似乎他的痛得稀掉的肉体都会随着如此稠浊的汗流淌干净。
“王有泉头部负重伤，当场昏迷。两小时后被发现……经抢救无效，死亡。”
少尉听着“死亡”两字被念得如此平淡，心里几乎为王司务长不平起来。尽管王有泉健在时从公家伙食里克斤扣两，去取宠营长夫妇和他那个穿高跟鞋、撅屁股走路的女朋友，却也不该死罪啊。假如那天少尉没碰见他跟在高跟鞋后面，一副十里长亭相送的镜头，少尉不会起心往他房里溜的。当然，若是少尉那天没误掉回家探亲的火车，那一切也就没机会发生了。少尉本不该误火车的，那天一大早他就出了门，而火车班次却在下午。他在王府井、东单、西单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冲锋、撤退，想买点什么给馍馍。从丝袜到发夹，从裙子到大衣，他都以手指去捏过捻过。但一旦他去捻衣袋里一叠钞票时，他便忽地炸出一身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