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儛，自然就是兵舞，祭祀山川的时候跳，这是非常符合山经情况的。不过孔子对待兵舞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孔子见《韶》舞说，“尽美也，又尽善也”，而见了《武》舞说，“尽美也，未尽善也。”《武》舞同样是兵舞，宣扬的是武力，所以孔子不大乐业，这有违他的理念。但山经毫不在乎孔子的感受，他们只有‘干儛’这一种舞蹈，不存在‘雅舞’之类的舞蹈，而且这种舞蹈仅局限在中山经地带，其他地区是没有的。
说到此刻不得不提《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这段话相当有趣，禹要伐有苗，舜说德厚为重，用礼乐教化他们吧，于是有了干戚舞，三年后有苗就归服了。这段话真伪如何呢？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少数民族的祭祀活动至今还残存着原始社会的痕迹，南漳地区有端公舞，属于戚舞（手里拿斧钺刀）；苗族有盾牌舞，也就是‘干儛’；瑶族有刀舞、盾牌舞，这是‘干戚舞’；云南临沧（佤族地区）的悬崖峭壁还刻着盾牌舞的岩画（有３０００多年历史）。
干儛在少数民族记忆中的顽强存在从侧面印证了山经的确凿，也就是说山经中的‘干儛’正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四处传播，否则东山经、北山经、南山经的祭祀活动也应该出现一些舞蹈，但东、南、西、北山经还没有舞蹈的痕迹。也就是说山经的文化是不同步的，发达地区的强势文化正在逐渐影响落后、偏远的地区，韩非子说的很具有合理性。
捎带说另一件趣事，《韩非子？十过》中还有一段，‘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天下无不服者；‘虞舜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觉得太奢侈了，不服的有十三国；‘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硃画书其内，缦帛为茵，将席颇缘，触酌有采，而樽俎有饰。’这就更加奢侈了，不服的有三十三国。
韩非子这是在讽谏君王要勤俭，不过他提到了禹时期的祭器是‘墨染其外，朱画于内’，祭器为红黑两色，山经的色彩比较单调，但也有赤青黄白黑五色，为什么祭器只选中其中的两种颜色呢？如果要我来选，我选青色、黄色、白色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是从出土漆器来看，祭器的红黑两色是一个相当枯燥而且严谨的传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湾文化都有非常发达的彩陶，这些彩陶都严格的限制在红、白、黑三色中，绝少青色、黄色，即便白色也很少见。
河姆渡（公元前５０００年～前３３００年）出土了一个木碗，是外红内黑，和韩非子说的‘外黑内红’正好相反，看起来韩非子说错了，但实际上韩非子说对了很多，因为韩非子说的是‘臣闻’，是他听说的，但他牢牢的把握了禹时期祭器的色彩，以红黑为主调。确确实实，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主调就是红与黑，这一点他说的非常正确。所以说世代传闻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不能一概的否定，韩非子所说的‘干戚舞’同样颇具有合理性。
言归正传，仍然仔细观察方才的两条祭祀规则，其中有两个词很引人注目，‘蘖酿’与‘羞酒’，西山经只提到一次酒‘汤其酒百樽’，中山经提到六次之多，其余南山、北山、东山皆无酒。‘蘖酿’就是麦芽酿，但它是不是曲酒不好说，这在学界大概有五六种分歧的观点，我个人倾向‘蘖酿’是种类似啤酒的甜酒。
暂且不论‘蘖酿’与‘馐酒’是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山经的‘蘖酿’与‘羞酒’的普遍存在显示了农业的发达，酒有可能是野果酿造的，比如葡萄酒，但是‘蘖酿’却必须有大麦，没有发达的农业、相对过剩的粮食就不可能有‘蘖酿’。同时南、东、北山经的祭祀没有使用酒说明了那些地区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或者农耕还不够发达。现在的少数民族祭祀非常喜欢使用酒，他们也一直保留着纯朴简陋的酿酒技术，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山经文化曾经对边远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干儛’、‘蘖酿’、‘羞酒’在中山经相对普遍的现象可以推论出，中山经的文化和经济实力是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而其他地区‘生食不火’、‘穴居’等现象更是衬托出那个时代中山经地区文化的一枝独秀。同时‘部落冲突’在西山经和中山经的普遍存在，显示了中山经、西山经的原始氏族制度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有相对过剩的粮食，就有相对过剩的财产，私有制的萌芽已经出现并预示着奴隶制度马上就要来临了。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动物卷杂论（1）
一、六足四翼的怪物
“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虫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西山经）
从常理来推测，这是一条怪蛇，甚至是神化。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怪蛇，而是昆虫！什么叫昆虫？从生物学常识的角度来说，有头胸腹，六足四翼，一对触角、骨包皮。古人没有这种概念，他们只是类似的归类，身子又细又长的叫蛇，那么体型差不多的都归到蛇类。我们要找一种和蛇类似的昆虫，我可以信手举两个，一个是蜻蜓、一个是竹节虫。你可能说蜻蜓太小了，实际上蜻蜓种类很多，最长的大约１７厘米，不比蛇短很多；竹节虫则比较合适，身长约２７厘米（马来半岛产）。竹节虫收着翅膀的确像僵死的蛇，就是身体太直了。
“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水，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西山经）
我现在让你描述一下瓢虫，看了瓢虫美丽的图片后你会说什么？圆形身体，各色斑点，‘赤如丹水’来描述‘它’的红斑的确很恰当，六足四翼不必说，‘浑敦无面目’简直太惟妙惟肖了。你会说这太小了，有点不合情理，没办法，我们的思维是如此的固执，被山经作者混沌的概念、模糊的词语彻底的拴住了，我们无法挣脱我们的惯性思维。如果‘有神焉’换成“有虫（申与虫字型很相近）焉”，那么这种解释没有任何问题，这是‘讹字’的问题吗？
看来‘六足四翼’的怪物被归到昆虫一类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总是不断的产生，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
“景山，有鸟焉，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六足，名曰酸与，其鸣自詨，见则其邑有恐。”（北山经）
六足四翼，还六目，蜻蜓几个眼睛？我们知道，蜻蜓有一对巨大的半球形复眼和三个单眼，昆虫的头顶一般有1～3个单眼。还像蛇！！半尺多的蜻蜓飞过，古人不叫它‘鸟’叫什么？再看：
“英鞮之山，是多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观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西山经）
“栒状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六足，其名曰从从，其鸣自詨。”（东山经）
“葛山之首，其中多珠鳖鱼，其状如囗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东山经）
按照我们上面的方法，这几个例子似乎都可归类到昆虫类，但我要说且慢，我必须讲一些我知道的故事。
《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张廷玉等）记载：“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其王参烈昭｛田比｝牙遣使奉表，与宗俊等偕来，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其王锦绮及使者币帛有差。”
《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五。属国三》（柯劭忞等）记载：“康熙四年御前方物：龙涎香、西洋闪金缎、象牙、胡椒、豆蔻、沉香、乌木、大枫子、金银香、苏木、孔雀、六足龟等；皇后前半之。”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
在我的生物学记忆里绝没有类似的动物和昆虫，但却翔实的记载在各个朝代。这是昆虫吗？我只能老老实实的说，我不知道。但是六足的动物几乎一直存在，这种‘六足龟’便无法从历史中抹掉。此外‘六足龟’也在《中国历代贡品大观》中有所提及，有意思的是二月河的《乾隆皇帝》，这本小说中也提到过‘六足龟’，我不知道‘六足龟’是否在乾隆时代出现过，可能是二月河张冠李戴，把给康熙的贡品送给了乾隆，也可能是二月河另有根据。
这种六足龟是遢罗国进贡的，一位网友张彛嫠呶遥┕肥党霾庵至愎辏ソ怕焦辍蛭膊恐鼙吡燮⒋铮笥腋饔行巫蠢嗨平诺牧燮杂幸怀坪簟愎辍ｅ萋蘧褪翘┕！ �
如果不能推翻六足龟的存在，那么《山经》所记载的六足鱼、六足犬、六足鳖的确有可能存在过。人们可能对昆虫有些偏见，认为昆虫都是很小很小的。实际上我们翻开古生物史就知道，远古时的昆虫很大。石炭纪的蜻蜓远祖化石有多大？说出来吓你一跳，展开翅膀达０。７６米！三迭纪的蟋蟀远祖化石有１５厘米。当然《山经》记载的年代不会是三亿年前，但是这种巨型昆虫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我们无法理解《山经》的原因很多，我们的惯性思维便是其中一个巨大的障碍，也许有些奇怪的鸟兽就是昆虫，也许我们都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
二、宠物的由来
“霍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音ｆｅｉｆｅｉ），养之可以已忧。（中山经）”
这是什么呢？估计你已经猜到了，是猫！猫和狸是什么关系，狸猫你想必知道，那么果子狸你更应该熟悉，果子狸是灵猫科花面狸属。中国古代一直把猫称作‘狸奴’，比如《狸奴小影图》，这是宋时李迪画的猫，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收藏。再如清朝的任伯年也画了《紫藤狸奴图》。陆游也有一首诗《赠猫》“裹盐赢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簿，寒无毡坐食无鱼。”
他们都知道猫和狸是亲戚，但是他们不知道猫还有个名字叫“朏朏”。从学界公认的角度来讲，猫的驯化比狗要晚很多，在５０００多年前埃及人就已经开始养猫，但真正驯化的时间也就３５００年。而狗的驯化则早的多，在两万到一万五千年之前。（实际上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推测）
如果你观察一下“朏朏”的字型，会很奇怪它为什么‘月’字旁而不是‘犬’字旁。《太平御览》有段注解“《说文》曰：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谓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谓之朏。朏音斐。）”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动物卷杂论（2）
猫和月亮联系在一起，实在想象力太丰富了，但是最可笑的是这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这么狂想。古埃及人更能狂想，他们认为猫是月亮女神（巴斯特）的化身和象征，是掌管月亮、生育和果实丰收的神。所以埃及的女神是人身猫头的样子。其实我在观察猫眼石的时候，不禁会心一笑，猫眼和新月（朏即新月）之间确实非常相似，这应该就是它名字的由来。
言归正传，养猫是为了什么？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四千多年前，当埃及发明了谷仓以后，谷仓引来了大批的老鼠，同时也引来了大批的野猫。野猫进入村落，接受古埃及人的扔掉的食物，久而久之就成了人类的朋友。这种观点很科学也很合理，我也一直深信这种推测。
不过，《山海经》不是这么认为的，它认为“朏朏，养之可以已忧。”注意，山经一贯的作风都是‘食之’这次完全不同，这次是‘养之’，然后‘可以已忧’。是纯粹把‘胐胐’当作朋友来看待。大概是来消解孤独和忧愁的，与现代人养猫的心情几乎无二。
那么疑点就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山经》记载的年代已经开始驯养‘胐胐’了，却没有‘猫’这个字。《尔雅．释兽》中就已经有了‘猫’字，“虎窃毛谓之（戋虎）猫。狻麑，如〈戋虎〉猫，食虎豹。”，也就是说《山经》的成书年代要远早于《尔雅》的成书年代。
在西周的《诗经．大雅．韩奕》中也有猫字，“有熊有罴，有猫有虎。”难道有了‘猫’字以后，古人还不用‘猫’而用‘胐胐’吗？其实《礼记》、《吕氏春秋》等都有养猫捕鼠的描述，说明养猫捕鼠已经非常普遍。宋代陆佃的《埤雅》解释很有意思，“鼠善害苗，而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