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与土家族等的强悍民风，一代一代地固结出新的湖湘文化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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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人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走，可他坚决不逃，坚称变法需流血，“请自嗣同开始”，在被砍头前，他还高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没见过外省有这等骨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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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杨度《湖南歌》也许可为这种殉难作一注脚：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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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浮躁，除却功名利禄，因为深深的理学根源，在个别湖南人身上也出现了极强的自律性，这是一种剔决个性后的老狐狸智慧与用世哲学，曾国藩功成名就之时也就是他身退之时，不但自己退，还要极力说服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要趟官场的浑水，他给儿子的家书今日大行其道，撷其精华：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自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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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构成了湖南人精神的另一个向度，韩作荣说：“长沙人中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着在身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
八指头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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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名和尚，以诗见誉于世的八指头陀。八指头陀本姓黄，名读山，皈依佛门后，因燃二指以供佛，故自称八指头陀。童年家贫，尝为人牧牛，一日见白桃花开满树，顷刻为风雨所摧，顿悟人世无常，遂涕泣投法华寺出家。出家后偶至岳阳，适逢当地文士雅集岳阳楼，当座悟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举座为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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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长沙市天心区的礼贤街，相传是为纪念陶侃的母亲湛氏礼贤下士而定名的。陶侃乃东晋名将，曾任八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陶侃年轻之时，某日天下大雪，陶侃的朋友鄱阳孝廉范逵来访。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她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来了酒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喂饱了范逵的马。范逵事后得知，万分慨叹地说：“非此母不生此子！”不久，陶侃做了渔梁吏，食用官府的腌鱼，并用陶罐盛了一点鱼送给母亲。不料母亲非但不受，还十分气愤地退回，理论曰：“汝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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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近代也是名人辈出，计有黄兴、徐特立、任弼时、欧阳予倩、何叔衡、谢觉哉等。在长沙的周边，则有毛泽东、杨开慧、谭嗣同、胡耀邦，革命的名人资源不少。但糟糕的是，有些名人故居严重破损，残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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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需要刺激，需要曲折，需要冲撞，他们不可能安于现状，不满于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他们的心是向外的，向着更高更远，向着需要大展身手的地方。他们要出头，要介入，要实践，要一意孤行，怀着异常的焦躁不安，渴血般地关注与进入外边的世界。这是山地与水域的环境激发而出的湖南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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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或湖南出人才，想来仍符合“山水平衡”之法。既有山，聚仁者，有水，智者居，两相平衡，必有可期。
他们还被称为楚人，中国文化传统与古代土著血统的杂混，富于攻击性，辣椒正是其帮腔。他们也吃蛇，但不像广东人似的鼓捣成大宴，他们只是顺手吃，训练点胆气，他们的食谱中也还有些别的奇怪的像是从楚国传下来的食物，当然，他们也很懂得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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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把湘南的木材扎成木排，顺水飘过洞庭湖，下到各个沿水的城市去卖，风急浪高，孤苦无根，每日里的性命都在险处，这使他们的生命永远处于一种被激荡的兴奋之中，这种兴奋又转过来滋润了他们的苦斗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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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这个名字的由来多种。影响较大的是“星象说”：古人按星宿分野，与社宿“长沙星”对应的这片地方就叫长沙。又，由于浏阳河与湘江的交汇冲淘，江中渐渐“生长”出长长的沙洲，谓之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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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有一段老城墙，是古长沙的标志，在如今的天心公园南边，长约２２０米，城墙最高处有重建的天心阁，可以一观。
只是，在看完这段城墙后，一种强大的落寞与忧伤袭上了我的心头，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是在感叹长沙，还是在感叹我自己。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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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还有臭豆腐，最有名的据说是火宫殿，关于这个地方的臭豆腐汪曾祺已写得很好了。“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了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这大人物是谁？自己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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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有许多地名都与关羽有关，捞刀河、望城县的铜官，以及云母寺、半边山、勒马山、吊马界、箭头冲等一系列地名，都是，详情要去翻当地的旅游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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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花鼓戏形成于清代，流行于湘中、湘东和洞庭湖滨，是一个艺术风格独特、群众基础深厚、地方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种。它吸收了劳动山歌、走场牌子和戏曲音乐，其后发展为“三小戏”（小旦、小生、小丑），又由“三小”增至１０多个行当，并吸收了大剧种的毯子功和把子功，增设了武戏。１９４９后，最有名的花鼓戏一为《补锅》，一为《刘海砍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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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位于长沙市东郊浏阳河西岸，原为河湾平地中隆起的一个大土堆，据记载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及其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堆上分布西汉墓三座，１９７２年后先后对一、二、三号墓进行了发掘。先后发掘出：西汉女尸、素纱禅衣及一大批漆器、陶器、兵器、乐器、木俑、丝织品和帛画与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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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镂玉衣价值连城，这是因为整个西汉原本以勤俭立国，到了中后期，再不勤俭了，就把金玉用来穿戴了，金镂玉衣倒是连缀出来了，但汉朝也同时被镂空了。这个还不好玩，好玩的是四川人郭沫若，指着马王堆出土的一小撮谷物，一口咬定是多少年多少年的———这种功夫可比吹糠见米要高明多了。
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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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菜是一个很大的菜系，其特点是肥润滑腻，讲求入味，如一款干锅茶树菇，生生地也要将猪肉之味熬烂，进出自如。再则，嗜辣是其共通之方，炒青菜要放辣，吃几个甜豆沙包也要蘸着剁椒酱，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吃辣喜生吃，或是在油中炸得焦糊才有味。所以，每吃，必致通体大汗、脸红筋涨才算完。不过有趣的是，嗜辣多为日常情状，要是办一桌老式的正统宴席，也不见得有多少辣椒，仿佛吃辣不上台面，不登大雅，投射于现实，仿佛只是行动，不能口头或公开提倡，否则就有违船山之学、朱子之理了。这真是两面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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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罗泌《路史》中有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的记载，还有黄帝之子“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的传说，意即黄帝把长沙封赐给了自己的儿子，“熊湘”亦即长沙。据传说，炎帝部落的某些支系南徙到湖南，从洞庭湖之野直达九疑苍梧。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在位１２０年而崩，葬长沙”。
那个传说年代的人动不动就活几百年，这也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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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传说主角是舜帝，他在成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后，带领百姓发展生产，成效卓著，后亲自南征南方三苗。《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帝南巡曾途经南岳衡山，据《衡山县志·古迹》记载：帝舜将高辛氏盛甘露的玛瑙瓮迁于衡山，故南岳有宝露坛。舜在坛下建望月馆以望月。安上峰有舜庙、舜溪、舜井、舜洞，传说是舜帝巡狩曾驻跸在此。传说舜帝南巡还到过湘潭，并演奏了韶乐，由此而有了韶山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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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中之《湘君》、《湘夫人》，一对水神配偶。爱得轰轰烈烈却无缘聚合。传说舜死之后，他的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在湘江上哭得悲惨哀绝，串串涕泪随风飘溅到翠竹———也就是今日所看到的斑块横生的斑竹，后来，这两人就化为了湘君和湘夫人，也有人认为她们是奔丧时双双殉情而死的。总之，爱情在这里是轰轰烈烈的，想想，长沙人要第一个在电视上“玫瑰之约”地配对，及时地相爱，弄得天下人都喜欢湘妹子，这原来是有历史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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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君和湘夫人跳了江，屈原也跳了，禀性刚烈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往江里跳。最近的新闻是“跳楼”。
据《潇湘晨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２日报道，５月９日中午时分，一名男子爬上湖南湘潭市河东大道一栋大楼，想从六楼纵身跳下，因是高空“表演”，数百名群众迅速地围观上来，而就在营救人员正在紧急铺设弹簧床垫时，一些人开始发出了极不和谐的欢呼。随即，更多有同样想看“稀奇”的人吹口哨、鼓掌，逐渐就演变成了鼓励青年往下跳的强烈的民意！然后，那青年喝掉了最后一口酒，向后把杯子一扔，向前纵身一跃，摔成了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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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也是近年兴起来的一个旅游热点，择其要曰：衡山（有祝融峰、方广寺、藏经殿、水帘洞）、苏仙岭的白鹿洞三绝碑（秦观词、苏轼跋、米芾书）、陶渊明的桃花源、张家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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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洲也不可不去，此地位于岳麓山下的湘江，原名水陆洲，又名长岛———有５公里之长，西晋时因洲上产橘子，故名。仅仅在唐朝，骆宾王、孟浩然、杜甫、韩愈、柳宗元、张九龄常活动于此，于是暴得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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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洲头原有几家小餐厅，那儿的鱼非常不错，每次去长沙，我们几个朋友都要去暴撮一顿。不过我最近一次去，发现那儿已经被拆迁掉了，怅然徘徊了几圈恨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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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汨罗市的玉笥山上有屈子祠，是屈原的流放地，相传是他写《离骚》、《九歌》、《怀沙》的地方，每年端午节，此地有盛大的赛龙舟活动。当然，既来拜会了屈原墓，还可向东继续走上３０公里，这样，顺便就可见到杜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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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得加上湘西，沈从文说湘西：“山高水急，地苦雾多，为本地人性格形成另一面，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这种精神当然也绵延到湖南人的整体内心，所谓吃苦耐劳，永不消停。”
有关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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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得云南，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出发前，我花了很多功夫来熟悉昆明，我的兜里还揣着一份准备献官的东西———那是有关滇池的。
我尽量先不讲我的故事，而是先呈示一个公允的、大家的、历史的、趣味的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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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大理一座小城白崖上现出祥瑞的彩云，于是，政府就在此地设置了云南县，以取其吉祥，后，蒙舍国相往见唐玄宗，皇帝问他所从何来，答曰：在南方，云之下。于是，皇帝老儿就直呼其地为“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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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三世纪，忽必烈的蒙古马队扛着牦尾旗子，浩浩荡荡地征服了昆明，从此这座城市取代大理成为红土高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元代昆明叫作“雅岐”，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它被描述为一座壮丽的大城，城中有众多商贾和工匠，周围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和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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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金马，右碧鸡，东骧神骏，西翥灵仪。金马碧鸡二山是昆明的门户。明代时，金碧路与三市街的交叉处建有金碧辉煌的金马坊、碧鸡坊（晚清重建），在旧时代这是昆明的象征，１９３１年，埃德加·斯诺到昆明时，还看见这两座优雅崇丽的牌坊上系着一些纸做的供品，下面点着几柱香，蓝天光洁的影像飘忽于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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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代云南关系颇为密切的法国驻云南总领事方苏雅对昆明成堆成簇的玫瑰花和大如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