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曙光- 第1部分

一

　　懒洋洋的七月天，空气中弥漫着干草、马鞭草和樨草的清香。阳台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淡黄色的碗杯，里面漂浮着几枚大草霉，在几片薄荷叶的衬托下显得那么鲜红。那是一个乔治王朝时代的老碗杯周围棱角很多，折射出错综复杂的亮光，雷西的两只手臂正好刻印到狮子的双头之间。先生们不时听到嗡的一声，接到这种凄厉的警告后，他们连忙啪地一下拍一拍他们的面颊、眉头或者光秃秃的脑门子；不过他们的这种举动尽量做得不露神色，因为他们坐的这个阳台的主人霍尔斯顿·雷西先生是不会承认“高岬”是有蚊子的。

　　草莓是在雷西先生家的菜园里摘的；乔治时代的碗杯是曾祖父（“署名人”的父亲）传下来的；阳台是他的乡村别墅的阳台，这座别墅矗立在桑德湾上的一块高地上。从他运河街的城区住宅驾车到这里距离适中，十分方便。

　　“再来一杯，海军准将，”雷西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抖出一块桌布大小的麻沙手绢，捏了一个角去擦他汗气蒸腾的额头。

　　詹姆森·莱杰利先生笑了笑，又接过一杯来。朋友们都管他叫“海军准将”，因为年轻时，他曾在海军服役，还在波特上将麾下当后补少尉参加过1812年的战争。这个快乐的皮肤黝黑的单身汉，尽管退役已久，但仍保持着海军的风范，古铜色的脸庞绝像他也许会随身带着的那些铜像的脸庞。他穿着白色的帆布裤，戴着金边帽子，还有一口耀眼的牙齿，凡此种种使他看上去好像是在统率一艘军舰。其实，他刚刚才从长岛岸上自己的住处驾船过海来参加朋友的聚会。他那只纤巧的白帆船现在正安卧在高呷下面的海湾里。

　　霍尔斯顿·雷西的宅子下面是一片向海湾倾斜的草坪。这块草坪是雷西先生的骄傲：每隔两星期就要用大镰刀刈一次草。春天还有一匹专门钉过掌的老白马在上面打滚。阳台下的草坪被三簇花木划开，一簇是玫瑰天竺葵，一簇是向阳花，还有一簇是孟加拉玫瑰。雷西夫人戴着长手套，打着一把雕花象牙柄的可折叠的小阳伞侍弄它们。这所房子，本是一座移民的小屋，但在独立战争中派了大用场，成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①的司令部。雷西先生结婚时将这幢房子进行了改造和扩建。房子当年的一幅版画就挂在雷西先生的书房里。现在它是一幢宏伟的石青色的住宅，是舌槽式接、的木板建造的，带一个角楼，有高高的窄窗户，几根削角柱支撑着一座阳台，整体造型是如此神气，俨然是唐宁②的《美国园艺》里的“托斯卡纳别墅”。所以谁也不可能在这座建筑物上发现昔日那座古屋的简陋的轮廓。新旧房子迥然不同，就像旧屋子粗糙的石印画和新房子精致的钢凹版画（草坪上有一棵“标本”垂枝山毛榉）那样高下悬殊。雷西先生有理由器重他的建筑师。

　　①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后因私通英军逃亡英国。

　　②安德鲁·杰克逊·唐宁（1815—1852），美国建筑学家，白宫、国会大厦和史密森学会等建筑都是他设计的。

　　他对通过血缘或兴趣跟他发生关系的大部分事物都十分器重，谁也不能十分肯定他使雷西夫人生活美满，但人们都知道他对她极尽赞美之辞。他的女儿们的情况也是这样，萨拉·安和玛丽·艾德琳，活脱脱就是苍白无力的雷西夫人的翻版；没有人能发誓说她们跟和蔼可亲的父亲在一起毫不拘束，但每个人都知道她们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在雷西先生自我允准的范围内，最杰出的就是他的儿子刘易斯了。然而，就像一向直言不讳的詹姆森·莫杰利有一次注意到的那样，你不可贸然认为小刘易斯完全就是霍尔斯顿想要炮制出的那种工艺品，如果他事先对子嗣作过设计的话。

　　雷西先生身材极其魁伟。高度、宽度乃至厚度几乎相等，所以不管他转向哪一面，人们看到的几乎都是一样宽厚的身躯。他那巨大外缘上的每一寸都得到精心照料，在农夫的眼里，他使人联想到一片耕耘遍了的广袤的农田。甚至于他的秃头，与其他部位也比例适度，看上去好像是每天都在接受特殊抛光。在热天，他全身就像是大水漫灌的样板田。他身体那么大，又有那么多个平面，看着那一条条溪水顺着自己特定的流域奔腾真是迷人之极，甚至在他那肥大鲜嫩的手上，水滴也分成股以各自的方式从指梁上涓涓流下；至于他的前额和太阳穴，还有下眼皮下高高鼓起的两颊，每一个斜面上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溪流，它自己的水塘，和突奔而下的瀑布。这种景观看在眼里并无不快之感，因为他硕大冒泡的身体表面具有那样一种清洁而舒心的粉红，而缓缓流出的水分里一股高级科隆香水和最佳法国香皂的味道依稀可闻。

　　雷西夫人的体格虽然没有那么伟岸，却有着一种苍白无力的丰满。如果她穿上她最好的波纹绸衣（独一无二的那种），再把她的面容镶嵌在她那最新的巴黎帽子数不清的原色褶裥花边和一串串紫色葡萄中间，那就跟她丈夫的块头相去无几了。然而，正像海军准将常说的那样，这帆满索全的一对男女生出了一个又瘦又小的病胎子刘易斯来，婴儿期像个小虾米，孩提时酷似毛猴儿，现在虽说长成了一个青年小伙子，却虚弱得像一个常人正午的影子。

　　刘易斯把两条腿从阳台栏杆上荡下来，自个儿在寻思：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掠过了聚在他父亲的碗杯周围的四位先生们的心头。

　　罗伯特·于扎尔先生，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银行家，他在哪一群人中都显得身高体壮，但站在雷西先生旁边就相形见绌了。他向后一靠，举起酒杯向刘易斯欠了欠身。

　　“为遨游欧洲干杯！”

　　“别像只麻雀似的蹲在栏杆上，孩子。”雷西先生责备道。刘易斯纵身跳了下来，向于扎尔先生鞠躬还礼。

　　“我没有想，”他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他常挂在嘴上的借口。

　　银行家的弟弟安布罗斯·于扎尔先生、莱杰利先生以及唐纳德森·肯特先生，都举起杯来兴高采烈地应声说道：“为遨游欧洲干杯！”

　　刘易斯又鞠了一躬，随后把嘴唇贴在他忘记了的杯子上。实际上，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父亲的表兄唐纳德森‘肯特先生，他是一个貌似瘦鹰的沉默寡言的男子，看上去俨然是一名退休的革命英雄，但每天却为最小的风险或责任提心吊胆。

　　然而几年前，向这位谨小慎微的公民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全然不容辩解的要求：他得照看他唯一的弟弟朱利叶斯·肯特的女儿。朱利叶斯在意大利死了——唉，如果他喜欢在那儿生活，那是他自个儿的事，然而让妻子先他而去，又撇下一个年幼的女儿，还留下一份遗嘱，委托他尊敬的兄长，住在长岛肯特角和纽约琼斯大街的唐纳德森·肯特先生做他女儿的监护人——唉，正如肯特先生自己说的，也像他妻子替他说的那样，在肯特先生的态度或行动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明这忘恩负义的朱利叶斯（他不止一次地为朱利叶斯还过债）把这最后的包袱压在他身上是名正言顺的。

　　那姑娘来了、她才十四岁，人们认为她相貌平平，她长得又小又黑，瘦得皮包骨头。芳名叫贝雅特丽齐①，这就够糟糕的了，然而更加糟糕的是，这个名字又被那些无知的外国人简略为特里希。不过她热心，勤快，脾气好，正像肯特先生和肯特夫人的朋友们指出的那样，长得相貌平平倒事事方便。肯特家有两个男孩，比尔和唐纳德，他们就要长大成人了。如果这位身无分文的堂妹长得冰肌玉骨、雪肤花貌——嘿，她就该多加小心了，说不定会干出什么忘恩负义的坏事来回报她伯父伯母的恩德。然而她的长相排除掉了这种危险。所以他们对她和蔼可亲而无需担心，何况他们和蔼可亲也是人之常情。因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渐渐地成了她的监护人的监护人；因为肯特夫妇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依赖一个他们并不过分惧怕、也不十分怀疑的人同样也是人之常情。

　　①意大利诗人但丁曾钟情过一个名叫贝雅特丽齐的少女，此人后来被描写在《神曲》里，引导诗人游历天国。

　　“是的，他星期一动身，”雷西先生一边说，一边向刘易斯严厉地点头示意，因为他呷了一口就把杯子放下了。“喝干，你这个滑头！”点头就是命令。刘易斯只好把头一仰，一古脑儿灌下肚去，尽管这一口酒几乎在他那干瘦的喉咙上卡住了。出于无奈，他已经饮了两杯，即使这种简单的酒会，他也吃不消，最后很可能心情兴奋，唠叨个没有完，接着就一夜闷闷不乐，第二天早晨又是头痛。而他却希望那天能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地想特里希·肯特。

　　当然，他还不能跟她结婚。那天他正好二十一岁，仍然得事事依赖父亲。他要首次遨游欧洲并没有半点不安的意思。小时候楼上散发着地席味的走廊里的欧洲城市风景图片第一次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从那时起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心驰神往的事。而特里希给他讲的有关意大利的事则进一步坚定、增强了这种渴望。啊，带她一块儿去那里——让她做他的向导，也就是他的贝雅特丽齐，那该多好啊！（因为她把父亲的一本小小的但丁书给了他，书上有一幅贝雅特丽齐的铜雕卷首插画。还有，他的妹妹玛丽·艾德琳一直跟一位浪漫蒂克的米兰流亡者学意大利语，也帮她的哥哥学过语法知识。）

　　带特里希一起去意大利只不过是一场梦；但以后，结为夫妻以后，他们会回那儿去的。到那时，也许该是他刘易斯做她的向导了。该是他向她揭示她出生地的历史奇迹了，而对这些她知之甚少，仅仅通过小小的家庭渠道了解一点，而这些渠道又是那么离奇古怪，微不足道。

　　对未来的憧憬扩展了她的求婚者的胸怀，使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离别的主意。毕竟他私下感到自己仍然是个孩子，等到回来时他就是一个男子汉了；他打算在第二天见面时把这些想法告诉她。当他回来时，他的个性也就形成了，他的生活知识（他已经认为自己的这种知识相当可观了）将会完善，到那时谁也无法迫使他们分开了。想到他父亲的喝斥与吼叫对一个道游欧洲后归来的男子汉的影响将会显得多么渺小，他事先笑了。

　　先生们都在谈论着他们自己早年欧洲经历中的奇闻轶事。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包括雷西先生在内——旅行的范围有拟议中的刘易斯的旅行范围广。然而于扎尔兄弟由于银行事务两度去过英国。而海军准将莱杰利，由于是个勇敢的男子汉，不但到过法国，还去过比利时——且别说他早年在远东的经历了。这三位都在回首历历在目、开心逗趣的往事，倒略有几分不满色彩——“嗬，那些法国娘儿们哪，”海军准将露出一嘴白牙咯咯地笑着——然而可怜的肯特先生，出国去度蜜月，却在巴黎卷入了1830年的革命，又在佛罗伦萨害了一场热病，在维也纳差点儿被当作间谍逮捕。在这种灾难性的、从不重复的历险之中唯一令人满意的一件事就是他被一群人错当成威灵顿公爵（他就在穿着他那件信使穿的蓝色紧身长外衣准备从一家维也纳饭店溜出去的时候）——“嗨，那伙人真是热情到家了，”肯特先生承认。

　　“我那可怜的弟弟朱利叶斯怎么能在欧洲生活下去！唉，看看那下场——”他常常说，好像可怜的特里希平常的相貌对他的道德说教增添了令人敬畏的意义似的。

　　“在巴黎有一件事情，我的孩子，得警告你小心才是，就是帕利罗亚尔的那些赌窟，”肯特先生坚持说。“我本人从未涉足这些地方，可是瞟一眼外表也就够了。”

　　“我知道一个家伙在那里被宰了一顿，”亨利·于扎尔证实道。当海军准将喝他的第十杯酒时，咯咯地笑出了眼泪。“那些娘儿们哪，那些娘儿们哪——”

　　“至于维也纳——”肯特先生说。

　　“即便在伦敦，”安布罗斯·于扎尔先生说道，“年轻人也必须提防那些赌棍。什么骗人的把戏他们都会耍，那些招徕顾客的人眼睛总是盯着嫩芽子，这个词儿，”他追悔莫及地补充道，“他们可以用到初来乍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身上。”

　　“在巴黎，”肯特先生说，“有一回我差点儿被挑逗着进行了一场决斗。”他心有余悸又如释重负似的叹了一口气，然后释然于怀地朝海湾他自家宁静的屋顶那面瞟了一眼。

　　“嗬，一场决斗，”海军准将笑着说，“在这儿一个人随时可以决斗。当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