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弯着腰，尤其在演讲开始的时候更是这样，并不是在鞠躬，却好象是
竭力向前冲着身子想要朝听众扑过去似的，而且几乎就象把他那长长的
脊背的一半弯了下来，在他的细长的腰上安装了一个铰链，使它简直差
不多可以弯成九十度的直角。他开始说得仿佛有点散，似乎不大有系统，
分别一件件地就事论事，但最后却联成了一个整体。他的演说可以分成
两部：前半部是对于公诉的批评和辩驳，有时带着恶毒和嘲弄的口气。
讲到后半部，他仿佛突然改变了语调，甚至连说话方式也变了，一下子
变得慷慨激昂。会场的听众似乎正等候着这个，高兴得战栗起来。他一
开始就直接进入正题，起头先说他虽在彼得堡履行律师职务，但到俄国
各城市为被告辩护已不是初次，但他所辩护的总是那种他自己深信他们
无罪，或预感到他们是无罪的人。“这一次我所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
他解释说。“从读最初报上的通讯，我就异常吃惊地觉察到了一点对被
告有利的情况。简单地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某种法律事实，这样的
事实在司法的实例中虽然累见不鲜，但我觉得从来没有象在本案中那样
完整而且富有特色。这事实我本来应该等我快要说完话的时候，在结尾
部分再加以概括的，但现在我却想一开始就先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
我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开门见山，不想故弄玄虚，拖延不说，以求制
造效果和惊人的印象。这在我来说也许是缺乏计算，但也恰恰说明，这
是诚恳的。我的想法、我的论点是这样的：尽管大量事实的总和确实于
被告不利，但如果一件件单独地加以分析，却没有一桩事实可以经得住
批评！我越往下注意报纸的记载和各项传闻，就对于我的意见越加确信。
这时，我忽然从被告的亲属方面接到了替他辩护的邀请。我连忙立即赶
到了这里，而来到这里以后，我就更加完全地确信了。我现在承担为这
个案件辩护，就是为了要击破这个可怕的事实的总和，证明据以指控的
每个单独的事实是多么没有根据，而且荒诞不经。”
律师这样开了个头，然后突然宣布道：
“诸位陪审员，我在这里是新来的人。我获得一切印象都丝毫不带
成见。性格暴躁、放浪不羁的被告并没有在事前冒犯过我，象他也许曾
经冒犯过成百个住在本城的人那样，——就为了这个原因有许多人预先
对他怀有成见。自然我也承认，此地社会上激起了道德义愤是理所应当
的，因为被告生性确实暴躁而又放浪。但尽管如此，此地的社会却仍旧
接待他，甚至在才干卓越的公诉人的家里，他也受到了优渥的招待。（Nota
bene①：他说出这句话来时，听众中发出了两三声笑声，虽然连忙收住，
但是大家都听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检察官接待米卡并不是出于自愿，
完全是因为检察官太太不知为什么把他当作是十分有趣的人。她是一位
极有道德的、可尊敬的太太，但是好发幻想，性格执拗，喜欢在某种情
况下，特别在琐碎的事情上和他的丈夫作对。不过米卡并不常到他们家
里去。）但话虽如此，”律师继续讲下去，“我敢斗胆地说，即使象我
的对手那样具有独立头脑和正直性格的人，也会对我的不幸的委托人抱
有一些错误的成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按这个不幸的人所作所为，人
家即使对他抱成见也是太罪有应得了。受了侮辱的道德感，尤其是受了
侮辱的审美感，有时是残酷地渴望报复的。自然，在检察官的才气横溢
的演词里，对于被告的性格和行为有严格的分析，对于案件也抱着严格
的、批判的态度，而主要的是在说明案件要点时表现了难得的心理深度，
一个人如果对于被告的态度具有多少故意的、恶毒的成见，是不会达到
这样的深度的。但是要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东西是会比最恶意、
最抱有成见的态度还要更加糟糕、更加坏事的。比方说，如果我们醉心
于某种所谓艺术游戏，产生了诸如编写小说之类艺术创作的兴趣，尤其
是在上帝赋与我们丰富的心理研究的才能的时候。我在彼得堡临动身到
这里以前，有人警告我，——就是没有警告，我自己也知道，——我在
这里将遇到一位堪称是深刻精明的心理学家的对手，这位对手凭他的这
种特长，早已在我们年轻的法律界里博得了一种特别的声誉。可是诸位，
心理学虽然是很深刻的东西，却到底象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听众
里发出了笑声）。啊，当然啦，你们是会原谅我作这粗俗的比喻的；我
不是十分巧言善辩的能手。但我可以从检察官的演说里，随便引用一段
作为例子。被告深夜在园中跳墙潜逃，用铜杵把拉住他腿的仆人打倒。
然后又立刻跳回园中，在被打倒的人跟前忙碌了整整五分钟，竭力想弄
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检察官怎么也不肯相信被告所供的话是实在
的，不相信他的跳下来看格里戈里是出于怜悯。‘不，在这种时刻，还
会有这样多情善感的心理么。这是不自然的。他所以跳下来，就为了想
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证人是还活着，还是已被杀死。他这种行动
恰巧可以证明，他确已犯下了罪行，因为决不会为了别的理由、别的动
机或情感而再跳进花园里去的。’这就是心理学。但如果我们就把这同
样的心理学拿来，应用到案件上去，只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结果也同
样是言之成理的。凶手跳下墙来，是出于小心警惕的意思，想弄明白证
人是否还活着，而同时根据检察官自己的证明，凶手却竟把一个极大的
物证遗留在被他杀死的父亲的书房里，那就是被撕破的信封，上面注明
内有三千卢布。‘只要把这信封拿走，全世界就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信
封，里面还有钱，那笔钱一定是被告劫走的。’这是检察官自己的话。
现在瞧吧，一个人对于一桩事情毫无戒备，又慌张又害怕，匆忙地逃走，
把物证遗留在地板上，而过了两分钟，打死了另一个人以后，却正如我
们心愿似的，立刻产生了全无心肝、极有计算的戒备心。可是管它哩，
心理学的奥妙处就在于在前一种情势下，我象高加索的兀鹰一般，嗜血
成性，目光如剑，而在随后的一分钟里，却又麻木不仁，胆小如鼠。但
① 拉丁文：按。
既然我这样杀人不眨眼，既残忍又精明，杀人以后，还要跳下来，看证
人活着没有，那么为什么还要在我的新的牺牲品旁边忙碌五分钟之久，
何况还冒着可能会引出新证人来的危险呢？为什么要用手帕去擦被打倒
的人头上的血，弄污手帕，以后使它成为不利于我的有力证据呢？不，
既然我具有这样的计算心和硬心肠，那么跳下来以后，何不干脆就用原
来的铜杵，一连再朝仆人的头上狠砸它几下，索性把他完全杀死，以便
消灭证人，去掉自己的一切心病呢？再说，要说我跳下来，是为了查明
证人是不是还活着，为什么同时又在小径上遗留下另一个证人，就是那
根铜杵？要知道，这是我从两个女人那里抢来的，以后她们两人永远会
辨认出这铜杵是自己的东西，并且可以证明是我从她们那里抢来的。而
且我还并不是把铜杆遗失在路旁，由于心慌意乱而无心掉在那里的。不，
我恰恰是有意扔掉我的武器的，因为它被发现时，是在离格里戈里被打
倒处的十五步以外。试问：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这样做，是因为我
杀了一个人，杀了老仆而感到痛苦，因此在懊恼中，怀着诅咒把作为杀
人武器的铜杵扔掉，只能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把它那么使劲扔出去呢？
但既然会因为杀了人而感到痛苦和悯，那么自然我并不曾杀死父亲。因
为如果已杀了父亲，就决不会由于怜悯的心情而跳到另一个被打倒的人
身旁去，那时便会有另一种情感，那时就会顾不得怜悯，只顾到自救，
那是毫无疑义的。恰恰相反，我要再重说一句，我一定会完全砸破他的
脑袋，而不会去在他身上花费五分钟之久。所以能有怜悯和善良情感容
身的余地，就因为他本来是问心无愧的。因此，这又是另一种心理学。
诸位陪审员，我自己现在故意也来援用心理学，就为的是要明白地指出，
从这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推出任何结论来的。问题全在于它落在什么人
手里。心理学甚至可以诱使最严肃的人也去想入非非，而且会完全身不
由己。我说的是过分迷恋心理学，诸位陪审员，我说的是对于心理学的
某种滥用。”
这时观众里又传出赞成的笑声，全是针对检察官而发的。我不打算
详尽引述这位律师的全部演说，只想择出其中主要的几段，几个最主要
的论点来说一说。
十一 既没有钱。
也没有抢劫的事
律师的演说中有一个论点，使大家都大吃一惊，那就是完全否认这
倒楣的三千卢布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抢劫的可能。
“诸位陪审员，”律师开始说，“在这个案子里有一个极为突出的
特点最使一切刚来的、没有成见的人觉得惊愕，那就是控诉抢劫，同时
却完全不能在事实上指出：所劫的是什么？据说，所劫的是钱，就是那
三千卢布，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是否实际存在。你们想一想：
第一，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三千卢布，谁看见的？只有仆人斯麦尔佳科夫
一个人看见过，而且指出这钱是放在信封里，还注有几行字。也是他，
在灾难发生以前，就把这事告诉了被告和他的兄弟伊凡？费多罗维奇，
也曾通知过斯维特洛娃小姐。但是这三个人自己都并没有看见过这笔
钱，看见过的还是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这里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
问题：假使果真有这笔钱，斯麦尔佳科夫果真看到过，那么他最后一次
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如果主人把这笔钱从床上拿走，又放在小箱里，
没有对他说，又怎样呢？你们要注意，据斯麦尔佳科夫说，钱放在床上
被褥底下；被告应该从被褥底下摸出来，但是床铺一点也没有弄皱，对
于这层，笔录里记载得清清楚楚。被告怎么会一点也不弄皱床铺？还有
他的染满了血的手，怎么竟没有弄脏特地铺上的干净而细致的床单？有
人会说：地板上那个信封怎么说呢？关于这信封，倒正值得我们好好谈
一下。我刚才甚至感觉有点惊讶：才智高超的检察官在提到信封以后，
就在他指出关于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这种怀疑十分荒诞的时候，曾突然
自己说明，——诸位听清楚，他是自己声明的：‘假如没有这个信封，
要是它不留在地板上成为一个物证，要是抢劫的人把它带走了，那么全
世界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信封，信封里面有钱，从而知道那钱是被告抢
走了。’因此，甚至检察官自己也承认，只有这一块上面写着字的破纸，
是控告被告抢劫的根据，‘要不然，谁也不知道抢去了钱，也许根本就
不知道有这笔钱。’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有一块破纸留在地板上就能算做
里面曾放过钱，而且这钱已被抢走的证据么？有人会回答：‘可是斯麦
尔佳科夫看见过这信封里有钱的。’但是他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是在
什么时候看见的？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句话。我同斯麦尔佳科夫谈过，
他对我说，他在灾祸发生的前两天看见过这笔钱！但是为什么，比方说，
我不能作以下的设想呢，那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老头子独自关在
屋里，在不耐烦地、歇斯底里地期待着他的情人来到时，由于无事可做，
突然把信封拿出来，拆开封口说：‘要信封干吗，也许她还不会相信哩，
如果把三十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摆在一堆给她看，也许会印象更强烈，引
得她流出口水来。’于是他撕破信封掏出钞票以后，作为主人，自然有
权把信封随手扔在地板上，不会担心什么物证不物证。诸位陪审员，请
问，还有比这种设想，这种情况可能性更大的么？这有什么不可能呢？
但要是类似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的话，那么关于抢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
了：既没有钱，自然也不会有抢劫的事，如果那个信封留在地板上，就
是里面有钱的证据，那为什么我不能提出相反的说法，就说信封所以落
在地板上，正是因为里面已经没有钱，那笔钱已由他的主人事先取了出
来呢？‘不错，照这样说，这笔钱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从信封里
取了出来以后，既然家里进行搜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那么它究竟到哪
里去了呢？’第一，在他的小钱箱里发现了一部分钱，第二，他在早晨
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