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入唐求法僧人见闻录
《巡礼行记》：
入唐求法僧人见闻录
得到“东洋文库”影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部，共四卷，系日本僧圆仁撰，用汉文记唐开成会昌间（838～847）在中国时事。圆仁上人（794～864）为传教大师弟子，入唐求法，经历现今之苏皖直鲁豫秦晋七省，归国后专力于宣教行化，确立天台宗派，殁后赐谥慈觉大师。《巡礼行记》历记十年内所见闻阅历之事，其价值可与玄奘法师之印度纪行相埒，读之不特可知当时社会情形，颇有趣味，亦多可以补史乘之缺，如会昌灭法事在正史上所记均简略，今据此记可稍知其详。本书有活字本，在《佛教全书》等丛刻中，惟系大部，殊不易得，此本系据古写本影印，卷末署云：
“正应四年（1291，元至正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于长乐寺坊拭老眼书写毕。……法印大和尚位遍照金刚兼胤（七十二）记之。”字体古朴，有唐人写经意，颇可喜，惟系老年之笔，故有时笔画模胡，不易判读。今择取数节转录于后，有显系脱误处已为改正，余悉仍其旧。
（一）寿宗卿
太子詹事寿宗卿撰《涅注疏》二十卷进，今上览已，焚烧经疏，中书门下令就宅迫索草本烧焚。其敕文如左：
“敕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国范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寿宗卿，忝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废典坟之旨，簪缨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虽欲包容，恐伤风俗。宜从左官，犹谓宽恩，可任成都府尹，驰驿发遣。”
太子詹事宗卿进佛教《涅经》中撰成《三德》廿卷，奉敕：“《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具已详览。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乃中土之圣，经闻利益之言。而寿宗卿素侪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况中国黎庶久染此风，诚宜共遏迷聋，使其反朴，而乃集妖妄，转惑愚人，位列朝行，岂宜自愧？其所进经，内中已焚烧讫，其草本委中书门下追索焚烧，不得传之于外。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三日下。” （《巡礼行记》卷四）
（二）赵归真
道士赵归真等奏云，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化人令归涅，涅者死也；感谈无常苦空，殊是妖怪，未涉无为长生之理。太上老君闻生中国，家乎太罗之天，逍遥无为，自然为化，飞练仙丹，服乃长生，广列神府，利益无疆。请于内禁筑起仙台，练身登霞，逍遥九天，鹿福圣寿，永保长生之乐，云云。皇帝宣依，敕令两军于内里筑仙台，高百五十尺，十月起首（案此是会昌四年），每日使左右神策军健三千人搬土筑造。皇帝意切，欲得早成，每日有敕催筑。两军都虞侯把棒检校。皇帝因行见问内长官曰：“把棒者何人？”长官奏曰：“护军都虞侯勾当筑台。”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当，须自担土！”便□船去。后时又贺筑台所，皇帝自索弓，无故射杀虞侯一人，无道之极也。 （同上）
（三）乞粮食
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便修状进节度制使张员外乞粮食：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 请施斋粮
右圆仁等，远辞本国，访寻尺教，为请公验，未有东西，到处为家，饥情难忍，缘言音别，不能专乞，伏望仁恩，舍香积之余供，赐异蕃之贫僧，生赐一中，今更恼乱，伏涂悚愧。谨遣弟子惟正状，谨疏。
开成五年（840）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员外阁下，谨宣。
员外施给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便修状谢：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谨谢
员外仁造给米面，不胜感戴，难以销谢，下情无任感愧之诚，谨奉状陈谢，不宣，谨状。
开成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
员外阁下，谨宣。 （同卷二）
（四）吃人
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频有敕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罚者何？彼兵众惊俱，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对刀于街衢而斩三段，两军兵马围着杀之。如此送来相续不绝，兵马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湿土为泥，看人满于道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辽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原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吃，诸坊人皆云，今年长安人吃人。 （同卷四，案此系会昌四年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抄）
第三部分汤岛圣堂参拜之感想
东京的本乡汤岛，和我是颇有情分的地方。光绪丙午为明治三十九年，余初至东京，即住在汤岛一下宿内，将及两年，故汤岛实为旧游之地中最可记念者也。汤岛圣堂见于载籍，素所知悉，惟向未得到，盖平常由汤岛东行往本乡三丁目，往神田则南行过御茶之水或水道桥，又或往日本桥，亦乘电车经过须田町，则绕出圣堂之西矣。七八年前曾趁暑假往游东京，择居于本乡之菊坂，至汤岛二丁目一看，震灾后下宿固久已不存，圣堂正在复建，亦尚未毕功也。今年四月，以事东行，在东京停留四日，乃得有机会参拜圣堂，可谓幸事，唯时间匆促，惜未能细观耳。大成殿门墙梁柱皆黑色，宇野先生云，此系依照朱舜水之说，不知何所取义。案中国孔庙并不如此，查舜水《朱氏谈绮》卷中，大成殿项下确说明用黑漆，想别有根据，今不可得而知矣。斯文会出版有《日本现存文庙》一书，共列三十一图，其中自以汤岛规模最为宏大，其他地方有全同神社，或只一楹者，余见之重有感，更觉得孔子意义之重大也。亚洲古来曾出二圣人，是为孔子与释迦，佛法本是宗教，教化所及，寺院遍于东亚，盖无足异，若儒家所说但是道德，而影响亦及于国外，不为种族地域所限，则孔子视释迦为尤难矣。窃思孔子之教大抵只是一仁字，此与释氏之慈悲近似，但后者推至究极，而前者则止于中庸，此固可云不彻底，惟其可贵处亦即在此。盖孔子之道，常道也，看似平凡，却至真实，以理想论，其空灵微妙或不及出世法，若论实践，则惟此可常亦可久耳。《孟子·离娄下》云：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又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儒家用世以禹稷为理想，亦自坚苦卓绝，但以视菩萨投身饲饿虎之精神，则又可见其同而异矣。孔孟心在为民，惟不曾全把自己没杀，乃是推己以及人，如《大学》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焦理堂《易余龠录》中有一则云，“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简单的几句话，贯彻物理人情，能将圣人之常道说得明白无遗蕴。墨子主兼爱，而说明云己亦在人中，由是可知人己并重盖是东方道德上之一健全性，根基本甚深广，而儒家则所存独多者也。晚近思想界多受西洋影响，盛行各派极端的主张，其言或甚美，而多近于宗教，不合于人情物理，无论其为左为右，均为过激，大抵害多于利，如凡极端为社会国家而轻个人者，其危险倾向皆可惧也。孔子中道，庶几为救时之良药，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民间多文庙，今又得至汤岛瞻礼圣堂，知孔子影响之远大，深希望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已。
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四日记于北京
第三部分从羊羹到羊肝饼
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如有名茶点的“羊羹”，便是最好的一例。
“羊羹”这名称不见经传，一直到近时北京仿制，才出现市面上。这并不是羊肉什么做的羹，乃是一种净素的食品，系用小豆做成细馅，加糖精制而成，凝结成块，切作长物，所以实事求是，理应叫作“豆沙糖”才是正办。但是这在日本（因为这原是日本仿制的食品）一直是这样写，他们也觉得费解，加以说明，最近理的一种说法是，这种豆沙糖在中国本来叫作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相像，传到日本，不知因何传讹，称为羊羹了。虽然在中国查不出羊肝饼的故典，未免缺恨，不过唐朝时代的点心有哪几种，至今也实难以查清，所以最好承认，算是合理的说明了。
传授中国学问技术去日本的人，是日本的留学僧人，他们于学术之外，还把些吃食东西传过去。羊肝饼便是这些和尚带回去的食品，在公历十五六世纪“茶道”发达时代，便开始作为茶点而流行起来。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