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ㄌū保┤思涑霭嫔�2002年版，第92页。吕教授的“意外”，显然与对殖民主义者怀有过高的道德想象不无关系。实际上，大和民族固有的排外与傲慢情绪，再加上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即使是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也摆脱不了为日本侵略当局张目的“宿命”。
然而，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文明开化”的后果究竟如何呢？从表面上看，日本殖民当局的工业化、机器化运作，有效地促使台湾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型，台湾岛上、尤其是台北等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殖民当局在进行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的同时，自然不可避免地把西方现代国家体制、法律观念等等引进了台湾。应该说，正是这些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就”，使得一些台湾人，尤其是从殖民化过程获得利益的上层人物，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产生了一种暧昧的态度。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让任何富有起码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们所不应忽略的基本历史事实是：殖民地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底层百姓并没有从这种带有掠夺性质的“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实际利益，反而陷入到了更加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可悲境地。事实上，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满足本国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对外扩张的罪恶目的，完全把宝岛台湾变成了日本本国的原料生产场地与加工基地。殖民当局采取政治上高压、文化上怀柔与控制并存、经济上依靠官僚垄断、肆意盘剥的多面政策，把台湾民众尤其是底层百姓驱赶到了牛马不如的悲惨处境中。因此，社会经济机构严重畸形，少数人作威作福、穷奢极欲，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社会大多数人却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传统封建势力与殖民强权的结合，少数享有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再加上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终于共同把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抛到了极度贫困和破产的边缘。
这种少数人作威作福、多数人饥寒交迫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固然是一切剥削社会的共同特征，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侵略本性所导致的、对殖民地人民的疯狂掠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殖民地社会的两极分化。因为殖民当局对殖民地实行“现代化”的过程，是以殖民母国的利益为准绳的。至于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在殖民当局的考虑视野之内。以台湾的“现代化”过程为例，日本殖民当局向台湾的确输入了西方近代式的国家官僚组织、司法系统、警察制度等等，甚至学校教育也得到大力普及。但这些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惟独不包括议会组织等涉及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制度。不仅如此，日本当局还赋予台湾总督以至高无上的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凭借这些特权，殖民当局可以随意处置台湾人民。而一切从殖民母国的利益出发的畸形经济模式，更是一方面把殖民地台湾变成了殖民母国日本的原料供应基地，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殖民地台湾对日本的依附性发展模式。于是，经济压榨与种族歧视、民族压迫相互扭结，使得普通台湾人在民族屈辱之中被奴役和剥削。
其实，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对殖民地的霸占与掠夺。正如卡尔·马克思所精辟论述的那样：“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822、829页。日本虽然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在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方面，决不次于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日本法西斯主义兴起后，对殖民地台湾的殖民同化与高压统治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伴随殖民化而导致的畸形现代化，决不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底层百姓的福祉。关于这一点，不仅是吕赫若一人，也是日据时期不少台湾知识分子的共识。“台湾现代文学之父”赖和曾有这样的感叹：
时代说进步了，的确！我也信他很进步了，但时代进步怎地转会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里去，啊！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处并论啊！赖和：《无聊的回忆》，收于李南衡主编《赖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初版，第229页。
事实的确如此，时代的所谓“进步”与人民的幸福绝对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而当时代的“进步”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加剧了广大人民的不幸与灾难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善良无辜的百姓为所谓的“进步”鼓掌欢呼呢？因此，站在杨添丁的角度来看，他完全有理由憎恨汽车等机械化运输工具，因为正是它们的闯入与横行，才使得杨添丁一家陷入生活的困顿：“再怎么迟钝的杨添丁，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家近年来已逐渐跌落到贫穷的谷底。”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百姓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也许他们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但谁又有权力指责他们缺乏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甚至要求他们为时代的所谓“进步”付出残酷的牺牲？
当然，作为知识分子的赖和、吕赫若等作家，面对“现代化”的认知与态度，显然要比他们作品中的底层百姓复杂得多。日本学者垂水千惠认为吕赫若的早期作品《牛车》、《风水》等小说，具有与“否定日本有关”的“否定近代”按：“近代”在这里也可理解为“现代”。倾向，张恒豪：《日据末期的三对童眼》，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1页。应该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但垂水千惠对吕赫若身处殖民地的屈辱处境、在“近代化”剧变中承受的精神压力，显然缺乏足够的体察。的确，吕赫若在《牛车》、《风水》等作品中，不仅揭示了现代机器文明对底层百姓生活的冲击，更表现了现代机器与商业文明对台湾社会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在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冲击下，善良、朴实等传统美德的日渐沦丧。杨添丁一家的悲剧，也使我们管窥到：日本殖民统治者强加给台湾人民的社会“现代化”的结果，竟然是这些底层百姓的男性丧失了谋生的能力之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惜触犯法律，干起了偷盗的勾当；女性们则只能依靠出卖身体得过且过。——所谓“男盗女娼”社会道德的蜕化，竟然伴随着现代机器文明的输入同时进行，实在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残酷现实。但如果据此而认为，吕赫若是全盘“否定近代化”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凭吕赫若的现代文明见识与涵养，他在理性上是不可能否定台湾的现代化的，他否定的只是作为殖民侵略与经济掠夺伴随物的畸形“现代化”。
事实上，包括吕赫若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即使在理性上认识到：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是多么迫切需要工业文明，他们也决不可能接受这种以侵略和殖民的方式，强行“送”来的现代工业文明。不论是对于台湾岛，还是对于整个长期闭关锁国、积贫累弱的中华民族来说，不存在要不要输入工业文明、要不要建立现代化社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侵略和殖民的方式，来向别国强行输入所谓的工业文明。我想这里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打一个极不恰当的比喻，作为一名男子，他决不能以女性也有性需求为借口，就可以用暴力的手段胁迫与之发生关系。这是人类社会最起码的道德逻辑。同样，自恃强大的西方列强决不能打着“人权”与“解放”一类冠冕堂皇的口号，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暴力攻击与侵略。
不过，面对殖民化与现代化的复杂扭结，吕赫若的确表现出了内心深沉的焦虑、痛苦与矛盾。这种焦虑、痛苦和矛盾，在吕赫若对其笔下的“城市/乡土”这两组相互对立又彼此纠葛的意象的情感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与典型。笔者发现，吕赫若笔下只要一提到“都市”，总是与“东京”连在一起；或者说，吕赫若笔下的“都市”在一般情况下就是指东京。而吕赫若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不可排遣的孤独与寂寞，一种难以适应的焦虑。面对亲人的催促，他自己也发出了“回去吧！尽快地！”的呼唤。《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2年4月22日。同样，吕赫若心中的“乡土”又与台湾连在了一起。他的日记对此已作了最好的注脚：“自己试着反省：自己不是适应都会的人，适应不了东京。田园才是自己的精神故乡吧！”同①，1942年4月26日。很显然，这里的“田园”就是指乡土台湾。然而，当吕赫若真正回到家乡，置身于乡土田园之中时，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熏染的吕赫若显然又触目于家乡的落后与闭塞。他在日记中又这样自我表露：“梦中梦到东京生活的寂寞。不过，早上醒来后想到农村时代所梦想的东京繁华，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呢？事物是伴随着空想才美丽的。”同①，1942年5月2日。在吕赫若笔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询到两组彼此对立的概念，一组是“城市、东京（日本乃至整个西方列强）、现代化与殖民化”；另一组则是：“乡土、台湾（中国）、半封建性质的落后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意识”。当这两组概念越来越滑向截然相反的两极化的意义时，吕赫若显然表现出一定的困惑。而这种困惑，又何尝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人共同的困惑？而我们如何在保持民族尊严与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如何在拒绝被殖民化的同时，主动输入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步入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现代化？这将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乃至整个第三世界民族共同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二、个案的分析与比较：《牛车》与茅盾的《春蚕》
把吕赫若的《牛车》与大陆著名作家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与分析，决不是出于一种简单的随意性，也不单单是因为这两篇作品主题内涵的相通相近，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两篇同样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作品，仍然对当前海峡两岸的社会文化极具现实性的启示意义。
茅盾的《春蚕》写于1932年，吕赫若的《牛车》则创作于1934年，次年发表在日本东京的《文学评论》上。这两部小说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而复杂的关联。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陆，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下，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殖民化与半殖民化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而伴随着政治上的欺凌与侵略，经济上的侵略也进一步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拼命地向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输入跨国资本以牟取暴利，冲击着中国原本就十分脆弱的民族工业基础，而且还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落后的廉价市场大量倾销包括“洋米、洋面”在内的农产品与日常用品，使得千百年来基本上保持着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状态、依靠种地为生的广大农民，一下子跌入到了生活崩溃的边缘。可以说，除了殖民地的严重程度有所差别外，30年代初期的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社会性质以及现实问题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当时祖国大陆的东北地区已经同宝岛台湾一样完全沦落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之下，而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整个中国虎视眈眈。
共同的命运加紧了海峡两岸人民与知识分子的血肉关联。富有社会责任感与人道主义情怀的两岸现代作家，不约而同地把同情与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那些挣扎在时代剧变中、饱受中外统治阶级压迫的底层百姓的悲剧命运。包括茅盾在内的一些作家还直接触及到农民们“丰收成灾”的奇特社会现实，吕赫若的《牛车》虽然没有写到这一现象，但他通过原本依靠牛车运输而维持生计、却在“日本天年”时代走向破产的杨添丁一家的悲剧命运，形象性地揭示了伴随着殖民化而来的工业化、机械化浪潮，对底层农民的致命性打击，笔者认为其社会概括力与艺术典型性，当不次于茅盾的名作《春蚕》之下。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不论在主题内涵还是情感指向上，《牛车》都与茅盾的《春蚕》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