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
应该承认，吕赫若对台湾民间“洗骨葬”的描述，不仅在文学领域（如表现题材的开掘）体现着独特的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尤其对我们了解台湾地区独特的民风民俗，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但是，这种“洗骨葬”的安葬方式并不是台湾地区所独有的。据史料记载，在汉民族中，虽然最为流行的安葬方式是“仰身直肢一次葬”：即人死后在把死者入土安葬时，让死者仰面朝天，四肢平放。这是汉民族最普遍最基本的葬式，但也有部分地区长期流行二次葬的形式。二次葬又称之为洗骨葬或拾骨葬。我国出土的大多数省份的新石器墓地中，都发现了大量的这种“洗骨葬”墓例。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17页。古代的历史文献中更有大量的类似记载。据《梁书·顾宪之传》所载，在衡阳地区则流行着一种当地的风俗：“……山民有病，辄云先人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这种“洗骨葬”的习俗与吕赫若小说《风水》中的描述极为相似。
那么，为什么要对死者实行“洗骨葬”呢？其原因当然还要归结为人们思想中普遍信奉的灵魂不死的观念。因为在很多原始初民看来，灵魂是可以自由离开躯体的，但是必须依附在某种物体之上。那么，人死后的灵魂往往与尸体联系在一起；当皮肉腐烂和消解时，它就走入到骨头里去，而且主要是头盖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也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血肉是属于人世间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并且永远不死。因此，皮肉虽已腐烂掉，而灵魂则已进入另一世界里生活了。并且，人们还十分盼望死者的肉质尽快烂掉，以便迁移骨骸，举行正式的埋葬，使家族成员在另一个世界里早日得到团聚。”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1页。据称，“洗骨葬”在客家移民和居于台湾北部、中部的闽南人中曾普遍流行。为什么在台湾，“拾骨重葬”的风俗如此流行并且长盛不衰？有的学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台湾人多系移自大陆，他们对故乡有着深沉的眷念之情，因此他们的子孙往往根据其遗志，在初葬几年后再洗骨携回故乡，另择吉处安葬。“目前在台湾的拾骨习俗，北部较盛，南部可能开发较早，绵延数代，对本土较认同，且与气候干燥等有关，故较不流行。”周宗贤：《台湾地区丧葬礼俗及其发展的探讨》，载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丧葬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学林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118页。
三、“招魂”及其他：民风民俗的生动呈现
吕赫若小说的《玉兰花》讲述了日本友人铃木善兵卫跟随叙述者“我”的叔叔来到台湾，并暂居在“我”家中，与“我们”全家结下了深厚友谊的故事。不巧的是铃木善兵卫突患疾病，多亏了“我们”全家的照料才得以痊愈。病重期间，主人公全家都期盼着他早日康复。其中的一个细节鲜为人注意：年轻祖母带着“我”来到野外铃木善兵卫与“我”经常钓鱼的小河边，举行了一次小小的“招魂”仪式：
年轻祖母再一次慎重询问：“就是这里？”然后点燃香，向着水流的方向拜拜，口中开始念念有词。我静静地在旁边伫立。黑暗渐渐笼罩四周。眼前的流水呈现白光，从埤圳流下的水声，滔滔地响个不停。苍穹的晚霞逐渐消失，举头仰望，鹫成列地飞过。不久后，年轻祖母燃烧金纸，拿着铃木善兵卫的上衣，在火焰上划圈。眼看着天已全黑。河边的绿意也模糊不清，我渐渐地感到孤寂迫近身旁。金纸燃烧完毕后，年轻祖母呼喊我：“到家以前不可以讲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跟祖母讲话哦！”“嗯。”年轻祖母拿着香的手上抱着铃木善兵卫的上衣，走近水边，以两根手指掬水，数次洒在上衣上。我也走近。水面映着淡灰色的树丛影子。忽然间，我看到灰色的树影间有一颗星影。因惊讶而抬头仰望苍穹时，有两、三颗星星在闪烁，然后年轻祖母卷起衣服的前摆，把铃木善兵卫的上衣放进去，以持香的手紧紧地抱着，走在前头，步上归途。边走边喊：“铃木先生！回来吧！铃木先生！回来吧！”路已经越来越暗，因为年轻祖母缠足，她走路的样子看起来有点蹒跚。我从背后望看年轻祖母每走一步就左右摇晃的身体。默默聆听年轻祖母呼喊“铃木先生！回来吧！”的声音。
这段文字所描绘的为日本友人“招魂”的仪式，尽管只有主人公“我”与“我”的继祖母（按：即文中的年轻祖母。）参加，确切地说仪式的执行者只有年轻祖母一人，但她在举行这一仪式时所表现出的神情举止，是何其庄严虔诚。通过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善良百姓们，他们在用自己的真诚信仰祝福着远道而来的日本友人，并向他表达着自己心底深处的善意与良好的祝愿；而他们表达的方式，却是纯粹的汉民族式的，有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招魂作为一种古老的习俗，它同样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灵肉二元、魂魄离散的原始观念。——既然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那么它就有可能从身体中走失，这样的推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当一个人神志不清或身患疾病的时候，民间常常会认为这个人“丢了魂了”，或者是被什么鬼怪精灵扣住了魂儿，那就要为他招魂或喊魂。走失的灵魂则常常附着在某一物体上。在上段文字中，年轻祖母带着“我”找到昔日铃木与“我”经常游泳玩耍的地方烧纸祭拜、“口中念念有词”，很可能就是在祈祷扣住铃木“魂儿”的妖魔鬼怪将其放行，而年轻祖母“拿着香的手上抱着铃木善兵卫的上衣，走近水边，以两根手指掬水，数次洒在上衣上”等行为，则象征着铃木的灵魂附着在他的上衣中了。——我们可以嘲笑这些底层百姓的愚昧和迷信，却无法不为他们善良美好的愿望、虔诚认真的态度所感动。事实上这些夹杂着原始迷信内容的民间习俗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古今文学作品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其不朽篇章《招魂》、《大招》等作品，就是根据楚地的招魂习俗和民间巫词，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精心创作而成的。当代大陆的许多小说家也在作品中涉及到这些原始的风俗习惯。据笔者所知，直到今天，在不少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的山区，那里的人民仍然保持着这种古老的“招魂”习俗。这固然反映了这些地区科学理性的不发达，但不也恰恰说明了传统习俗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吗？
略加比较就会发现，吕赫若笔下的“招魂”与两千多年前屈原作品中的类似表现，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服传统的惯性竟然会如此强大。而汉族人在移居台湾的过程中，也把祖国大陆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带到了台湾。仅以民间信仰为例，台湾民众所信奉的佛祖、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孔子、关公、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一系列神仙，都是从祖国大陆移植过去的。台湾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关帝庙，与福建省关帝庙的“普及”恐怕不无关系。因此，招魂等习俗在台湾的扎根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些学者在谈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时曾指出：欧洲移民到达美洲以后，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将精力专注在开拓大自然上，其原有的宗教和生活的礼俗仪式有一个很大的简化过程，成为一种较为节俭纯朴的形式；可是在台湾情况却不一样，汉人移民从福建和广东带来一套完整无缺的婚丧喜庆的规矩，即使在工业化的今天，这套繁复的规矩也仍在很大程度上坚守着，难以割舍。事实上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它恰恰印证了汉民族文化的礼仪性特征。正是那些最普通的台湾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华文化代代相传，使台湾在整体上保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整个社会文化上，则更是全面移植了祖国大陆的宗法制度和社会结构形态，儒家的道德观念也更加深入人心。吕赫若的不少作品都体现着原汁原味的汉族文化的民风民俗特征，笔者发现，即使是他为自己小说人物所取的名字，也同样渗透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因：《合家平安》中，范庆星的三个儿子，老大叫有福，老二、老三分别叫万传、万成：“福”字恐怕是汉民族文化里最受欢迎的字了。人们逢年过节都要在家里家外贴上个大大的“福”字。有的还故意倒着贴上去，取谐音“福到了”的意思。把“福”字加在姓名之中，而且还要“有福”，则明显地包含着一种期待和祝福；至于“万传”、“万成”等名字，则隐含着“流传万代、万事如意”一类的内蕴。《暴风雨的故事》里，农民老松的大儿子叫木生，很明显与中国传统五行循环理论密切相关；而《财子寿》中的周海文似乎阅读的诗书要多一些，他给两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子思、子贤，体现出一种儒雅风范。
吕赫若在小说《石榴》、《牛车》等小说中，还涉及到农村底层百姓中一度实行的“招赘”婚俗。招赘，通俗的说法就是丈夫到妻子家“倒插门”，招赘而来的女婿也一般被称为“赘婿”。在传统宗法制和“男尊女卑”的观念作用下，“招赘”婚姻中的丈夫常常是被人瞧不起的。因为宗法文化特别强调“香火的传递”，而成为女方的赘婿，自然就被认为是替别人家“传递香火”去了。因此这对稍微有自尊心的男人来讲，都会是一种耻辱。《牛车》中的杨添丁之所以被妻子屡屡辱骂，妻子阿梅在丈夫面前则显得颇为“跋扈”，除了家境的困顿、丈夫的无能以外，另外一个不应被忽略的原因恐怕与杨添丁入赘她家不无关系。阿梅动辄就对丈夫吆喝：“出去！家是我的。”她还把丈夫骂为“窝囊的男奴”；杨添丁在妻子的辱骂面前表现得是如此理不直气不壮，除了他实在无法养家糊口、心里有亏以外，自然也是因为他的“赘婿”身份。小说结尾处，当杨添丁无法从妻子那里获得被警察“大人”罚没的必须限期交纳的两元钱时，长期积聚在内心的一个男人的屈辱终于爆发了出来，他对妻子留下的未说完的一句话是：“我再也不受你照顾了。事到如今……”很显然，他已下决心铤而走险。他从踏进妻子家的门就一直受着妻子的“照顾”，而家境弄到如此地步，竟然需要靠妻子的卖淫来养活全家，作为一个男人，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不过他的铤而走险，自然也意味着在走向人生的末路。
因此，“招赘”婚姻的产生，大多是迫于生活与传宗接代的压力而不得已作出的抉择。《石榴》中的金生、大头兄弟俩就是因为父母双亡、生活太过贫困才答应入赘他家的：“生活这般贫困，如果不入赘他家，是无法娶妻的。”对女方家而言也同样存在着实际的生活困难需要通过招赘婚来解决。金生的妻子家是因为男性劳力的缺乏，才决定招他为赘婿：“为妹招夫的动机是希望有个劳动的帮手。所以看中金生默默勤奋工作的优点。”而且答应金生为妻家劳动八年以后，就可以“无条件让他独立”，生下的小孩也可以随父姓。客观地说，这应该是很“优惠”的了。这实际上是在生活的压力和传统宗法习俗下，双方互相体贴而作出的妥协，也是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得已发生的对传统习俗的变更。尽管如此，金生毕竟是入赘到女方家，意味着八年之内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大头向兄长金生报告弟弟木火失踪的消息时，不明就里的金生猛一见到二弟，还有些嗔怪之意。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弟弟感情淡漠，而是担心被妻家或其他人看见会说三道四。作者真切地描写着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话里含有虽然他是家里三兄弟的长兄，但现已入赘别人家，希望他不要常常来拜访的意味。幸亏周遭黝暗，看不见弟弟听到冷淡的言语后表情的变化。不过，可以想象他对于唯一可信赖的兄长表现的态度一定深不以为然。昔日兄弟泣别的悲哀现在突然涌上心头。但是，自己既已被招赘，就是别人家的人，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再管亲弟弟的事，这种意识强映入他的脑海。
这段文字细腻地展示了金生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作为一个恪守信义的人，他既然答应入赘妻家，就要说到做到、言行如一。但同胞兄弟毕竟是最亲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