窕庇搿熬稣健毕碌淖匪鳌篮杖艟稣绞逼诘男∷怠罚掠痴娴戎堵篮杖糇髌费芯俊ㄍ宓谝徊抛印罚ㄌū保┝衔难С霭嫔缬邢薰�1997年版，第50页。吕赫若是否就按照吕正惠先生所说的那样抛弃了左翼立场暂且不论，但是，回归传统，回归乡土和田园，回到父母与亲人的身边，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母体中，从父母的亲情与挚爱中，从故乡亲切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那里汲取反抗殖民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力量，这的确是吕赫若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政治高压下作出的理性选择，也是他反抗殖民强权的坚忍不屈的精神资源。
笔者在本书第五章中已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吕赫若在作品中对传统民风民俗以及宗教信仰的挖掘，而且也指出了作者所抒发的对汉文化的依恋之情背后的良苦用心。在这一节里，笔者只想进一步强调指出，在政治皇民化艰难处境中的吕赫若，是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民间信仰和乡土田园的归依，不屈不挠地抗争着殖民当局的文化同化。
按照西方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划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主要指与社会的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其背景则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它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并通过官方钦定的学校教育以及正式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则是指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较为薄弱的边缘地带。小传统（民间文化形态）虽然与大传统（在社会占主导地位、并被官方大力倡导的精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它更贴近底层百姓的原始生活与本真心灵，因此，它在漫长的演化与积淀过程中，构成了一个相对自足与稳定的结构。转引自余英时：《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该文收入《内在超越之路》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93页。
以中国文化传统而言，大传统主要指官方钦定的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等。小传统则是指活跃在广大农村的、与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互为里表的民间信仰与民风民俗。它们扎根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心灵深处，当然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承传性，并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保持着一定的疏离关系。但它无疑也是民族传统中最核心与最富有特色的文化成分之一，因为由民间信仰与民风民俗所构建起来的代代相传的民族文化血脉，是多少年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心血的结晶，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之一。我们的祖先也很早就注意到了民风民俗的极端重要性。《礼记·王制》中就有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礼记·王制》。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是采自底层百姓的民间歌谣。后世的很多朝代则设置了专门负责“采风”的官员，到各地观察和收集民风民俗，以便为统治者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而一旦遇到异族侵略的特殊关头，这些民俗与民间文化也就成为底层百姓抵抗殖民统治最有力的精神资源，成为抗拒殖民同化最坚固的堡垒。日本殖民主义者显然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几乎从占领台湾的那一天起，就采取一种殖民强权与文化同化相结合的统治政策。同时大肆毁坏台湾传统的民间庙宇，破坏民间信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民风民俗的坚决捍卫、刻意挖掘与表现，也就成为对殖民同化的最坚决的抵抗方式。
笔者发现，尽管处于殖民地的险恶环境中，吕赫若不可能在公开的报章上发表文章，倾诉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依恋与向往，但透过惟一保存下来的吕赫若自1942至1944年的日记，我们完全可以窥见到他那委婉复杂的心态，那对故国文化的深沉眷恋。1943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吕赫若记载“买了很多书”，而且都是与中国有关的，他紧接着写道：“我认为可以藉由那些书来看台湾生活。”很显然，在吕赫若看来，中国与台湾在文化传统上是完全一体的，所以才能藉由那些关于中国的书籍来了解台湾。1943年6月7日，吕赫若在日记中又记载：自己购买了《诗经》、《楚辞》、《支那史研究》等书。他还告诫自己说：“研究中国并非学问而是我的义务，是要知道自己。”《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6月7日。无论如何吕赫若的这一文化战略眼光都是令人赞赏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在海峡的那一岸，才有自己真正的文化之根。而只有充分认识了中国，才能对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有深切的了解。相反，如果对有四万万同胞的祖国大陆及几千年衍变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仅仅把文化视野局限于台湾岛本部，说得刻薄一点，可能要犯下“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而从这里可以看出，吕赫若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是有着清醒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自觉的。
笔者还发现，在吕赫若提到的那些研究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著作中，还包括一些异国人撰写的、站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审视中国古老文明的著作。这些著作可能带有一定的民族偏见，但吕赫若对这类著作同样很感兴趣。例如他对美国传教士卡尔库罗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大加赞赏，佩服其对中国国民性“细致入微”的观察。他还阅读了日本作家高田直治的《支那思想之研究》。《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6月5日。这体现了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眼光。而这样一种文化反思视角，与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又是何其相似！长期处在殖民高压下、接受的又是日本殖民政府奴化教育的吕赫若，能有这样的文化眼光，实属难能可贵。当然，这也表露了吕赫若对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政策的高度警觉与深切忧虑。至于他自己近乎“贪婪”地购置并阅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又何尝不是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行为？这是一种隐忍不发但却坚定无比的抗拒，相比于单纯的武力斗争，它要隐蔽许多，却具有“外柔内刚”的长久性力量。
吕赫若在殖民高压下对乡土田园的回归，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们的隐逸传统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自从孔夫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千古名言以来，中国历代文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这一教导。一旦在仕途失意、社会黑暗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隐居乡间，过着一种悠闲宁静、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晋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他所表现出的清高与气节，更是中国文人们传诵千古的佳话。陶渊明痛恨豪门贵族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直坚持不与统治者合作的立场。后来虽然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做了个彭泽县令的小官，但却厌恶阿谀奉承的那一套，据说上任不到三个月，作为上司的督察要来此地视察，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陶渊时应该穿戴整齐地前往迎接，而他不仅不这样做，还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则吟唱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宁肯寄情于山水之间，也不愿再次涉足肮脏复杂的“荣华富贵”。这些古代文人们的一身正气与骨气，无疑也是吕赫若仰慕的对象与重要的精神资源。
乡土田园不仅是吕赫若朝思暮想的故乡，而且是他心灵寄托的精神家园，是他安稳其灵魂的最后一片栖息地；既像是久别了的儿时情人，又像是记忆中母亲温暖的怀抱。也许《山川草木》中的宝莲所说的一段话，更能体现作者的人生理想与审美境界：“并不是因为景色好我就称赞这里，而是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她指着四周的山川草木深有感慨地说：“这棵莲雾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间，这棵树在这儿动也没动过。而且它的叶子年年新鲜翠绿。我认为这种生存的方式是很美的，这点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吗？我们在艺术、学问中打转，是否遗忘了什么？那座山也是！数十年，数百年来，它都是那么奕奕地存在着。和这些比起来，我觉得我们都像患了梦游症的人。”像一棵树一样扎根在一方土地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所向往的，是一种单纯、自然而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种达观、自信而知天顺命的人生态度。
对于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吕赫若都表现出了无比的热爱与依恋，而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又怎能容得下异族铁骑的践踏？吕赫若在这里不也同样隐含着对像“患了梦游症一样”四处扩张侵占他人土地的日本侵略者们的抨击吗？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乡土田园与对祖国文化传统的依恋，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所谓“本土文化”，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汉文化传统。在日据时期，正是这种本土化的汉文化资源对于抵抗异族的殖民同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有这种思想认识和情感认同的决不止吕赫若一人，而是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共识。例如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曾这样谈到日据时期的祖国爱：
……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吴浊流：《无花果：台湾七十年的回想》，（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心目中，爱台湾与爱祖国是完全一致的。这和当今一些狂热鼓吹“台独”论者人为地将“爱台湾”与“爱中国”对立起来、甚至将岛内主张与大陆统一的台湾同胞斥责为“卖台”一类的喧嚣，是何其不同！
三、以普通人情人性消解政治“皇民化”
在吕赫若心目中，始终把日本殖民当局与那些在台湾的普通日本百姓作了严格的区别。日本殖民统治瓦解前后，不少人不无偏激地把对殖民当局和法西斯统治者的愤恨，迁怒于在台湾的日本百姓身上。这种过激的情绪化做法，从长远来看，对两国人民的心灵都是一种伤害。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感与反对，吴浊流在创作于1949年5月的小说《菠茨坦科长》中，曾通过女主人公玉兰的眼睛这样描写日本战败后不少日本百姓生活的困顿景象：“日本的战败马上影响到天真无邪的小孩，很多小学生可怜地在马路上卖香烟。……那叫卖的声音刺人心腑，流露出生活的困苦，听着使人悲伤。……忽而看见每一个日人脸色都是凄凉的。不但如此，只短短几个月间就完全落魄憔悴的面容，令人一惊。白嫩的女孩子，年轻的太太，女性知识分子，主妇等在马路边铺下席子在卖家财什器，文雅的茶橱、长火盆、南部铁罐子等不用说，弘法的字，大观的画都一一落入利欲病者的手里去。……停战以来尚未经过多少时间，可是不论哪一个日人都象老了十年似地使她感到不可思议。”作者还通过玉兰的口吻感慨道：“他们那种心境是不难想象的，能不禁一掬同情之泪？啊！战祸这样波及无辜之辈，不论是非战论者或是反战论者，都一同罹难，遭池鱼之祸。”吴浊流：《菠茨坦科长》，收于《台湾乡土作家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7—98页。的确是这样，日本广大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法西斯统治与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幸命运同样值得我们同情。而两国人民息息相通的心灵共同铸成了反抗法西斯统治与殖民侵略的钢铁长城，加快了殖民统治者们必然灭亡的历史进程。
吕赫若对日本人民及大和民族的理性认识，通过这样一件小事可以典型地反映出来：1945年8月，日本战败的消息公开以后，台湾人民一片欢呼，长期感受到被殖民奴役的屈辱并身受战争之苦的吕赫若更是兴奋异常，但即使在那样情绪高涨的特殊时刻，吕赫若仍然保持住了清醒的头脑。据与张文环、吕赫若等交往甚密的日本友人池田敏雄记载，他在1945年10月11日遇见过吕赫若，两人在台北的一家咖啡馆里曾作过深入的交谈，吕赫若向他反复申明的一个意思就是：“我虽然讨厌日本政府但并不讨厌日本人。”转引自蓝博洲：《吕赫若的党人生涯》，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