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吕赫若本人是否意识到，他都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再一次证实了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先知先觉性。他自己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是其苦闷心灵的真情表露，是他对封建地主家庭乃至当时的主流社会的最为真挚的抗议。他把长期积郁心中的痛苦与隐秘的人生体验，通过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形式，最大限度地宣泄了出来。而他从先祖那里承接下来的不屈服于命运的叛逆个性，经过少年时期封建地主家庭生活的“发酵”，最终要在文学艺术这片自由的王国里尽情舒展与翱翔了。
林至洁曾将吕赫若的创作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符合吕赫若的创作实际的，故在这里仍予以采用：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8—23页。（有日本学者曾将吕赫若的创作历程划分为初期（1931—1937）、中期（1941—1945）、后期（1945—1951）三个时期，但似与吕赫若创作实际略有偏差，故本书不予采用。）
第一阶段从1935年吕赫若创作《牛车》、《暴风雨的故事》等作品开始，到1939年他负笈日本学习声乐为止。这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前途手记》（1936）、《女人的命运》（1937）、《逃跑的男人》（1937）等。这一阶段的吕赫若尽管在文学上刚刚起步，但其创作的基本风格与特色已经形成。作者对时代剧变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的特殊敏感，对婚恋与家庭题材的特殊爱好，在此阶段都已显出端倪。但是，由于日本殖民当局越来越严厉的高压政策，像《牛车》那样直接表现尖锐社会斗争的作品，吕赫若后来再也没有发表过。特别是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殖民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所谓“战时体制”，把台湾本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争原料基地。他们还强迫、诱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台湾百姓为其法西斯战争卖命。在加紧对台湾经济侵略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强化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从根本上遏制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因此，文化上的法西斯专制特征越来越得到强化。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身为殖民地作家的吕赫若，自然痛感于可自由发挥的文学空间实在过于狭小。再加上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爱好，音乐天赋极高，于是在1939年到东京武野音乐学校音乐科学习声乐。
吕赫若创作的第二阶段是他在日本求学期间的1939年至1941年。这时期他在紧张繁忙的声乐学习与演出之余，仍然完成了《季节图鉴》（1939）、《蓝衣少女》（1940）、《春的呢喃》（1940）、《田园与女人》（1940）等小说。其中除了《季节图鉴》还没有被翻译成汉语、笔者尚未看到外，其他几篇初看起来，更像是随笔式的散文与单纯细致的人物素描。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含蓄细致的神韵在内。与前一阶段的创作相比，作者显然更侧重于人物内心情绪的流动与心理感受的细腻刻画。林至洁认为，这与作者直接感受到日本文坛的气氛，并深受其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8页。
1942年5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吕赫若携家人赶上最后一班轮船回到台湾。从1942年到1945年台湾光复前，尽管处于日本皇民化政策的高压之下，吕赫若的文学生命仍然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平也高，最集中地体现了吕赫若独特的审美情趣。仅在1942年，他就创作完成了《财子寿》、《庙庭》、《邻居》和《风水》四篇小说。这四篇作品，除《邻居》外，其他三篇均涉及家庭婚恋题材，其中《财子寿》还在次年获得了“台湾文学赏”。1943年，吕赫若又有《月夜》、《合家平安》、《石榴》和《玉兰花》等作品问世。1944年，吕赫若的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一些，但仍完成了《清秋》、《山川草木》、《百姓》等小说的创作。并出版了小说集《清秋》，其中收录《清秋》、《邻居》、《石榴》、《财子寿》和《合家平安》等七篇小说。这是当时台湾文学界出版的惟一一部小说集。1945年初，吕赫若被殖民当局派往台中州下谢庆农场参观，并撰写了具有“响应时局”倾向的《风头水尾》。
林至洁将这一时期看作吕赫若创作的成熟期与高峰期，并高度评价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他的描写方法及叙述风格，已不只停留于对腐败现象的片面的描述，他掌握到写实主义的精髓，经过艺术设计，透过典型人物深入复杂错综的人际关系，进而藉由人物心理变化，提出对生命的反省，对社会的批判，展现了吕赫若对事对物的不凡思考。这些小说，不仅是吕赫若个人成熟的代表作，也是台湾文学成熟期的优秀收获。”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9页。这样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吕赫若在这一时期攀上创作高峰，究其原因，固然与他从事小说创作已有些时日，积累了不少实际的写作经验不无关系；另外，吕赫若在这一时期毕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生活虽然贫寒，但与前后几个阶段相比，还是要相对安定了许多。因此尽管处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下，尽管他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与舞台生涯都比较繁忙，但吕赫若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心态倒显得最为平和从容。一方面，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与社会的破败萧条，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不满和忧虑；另一方面，他本人又对这愤懑和忧虑的情感有着清醒的理性认知，因此他能够把这情绪深藏在心底，通过小说创作的形式把它升华或宣泄出来。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心态恰恰是一个作家保持良好创作势头的最佳状态之一。文学创作固然离不开充沛的情感，然而过于激烈的情感、尤其是过于激烈的情绪反差，却可能给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带来破坏性影响。笔者的这一分析，也同样可以解释吕赫若在1947年以后何以会终止小说创作。
1945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和台湾的光复，吕赫若的小说创作也步入了第四个阶段。由于汉语写作的困难，吕赫若的创作暂时出现了滑坡现象。他这一时期的《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和《月光光——光复以前》等，不仅篇幅短小、结构简单，而且在艺术上显得粗糙，语言也颇生涩。但这些作品不仅突显了台湾光复后吕赫若尝试用中文写作的努力，更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殖民当局的谴责和讽刺，展示了作家本人真实的思想状况。而他最后一篇小说《冬夜》，不论思想内涵的丰富含蓄，还是艺术手法的圆熟凝练，都已达到光复前他的日文小说的艺术水准。可惜二·二八事件的血腥与残暴，使得这位极具文学潜力的作家，中断了自己的创作生命。
在不到十三年的文学历程中，吕赫若一共留给我们二十六篇小说，其中日文作品二十二篇，中文作品四篇。但总起来看，笔者认为吕赫若创作历程的阶段性特征并不非常明显，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这恐怕与作者文艺思想的相对稳定不无关系。他对家庭和婚恋题材的敏感，对时代剧变中小人物尤其是作为弱者和社会边缘者的女性命运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笔者认为，文学艺术对于吕赫若的意义，就好比是在黑暗沉闷的牢笼里打开的一扇天窗一样珍贵而不可缺少。通过这扇窗户，吕赫若可以暂时呼吸到新鲜清凉的空气，可以让心灵在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他那忧闷而躁动的心灵也可以获得暂时的平静与超脱。但生性渴望自由与正义，对社会理想有着热切向往的吕赫若，已不满足于仅仅用这扇小小的窗户眺望远方的自由天空。一旦在他认为条件适宜的时候，或者他再也不能压抑住内心愤怒的烈火，甚至连文学这扇窗户也变得越来越小，眼看着要被堵死的时候，他终于要挣扎着挺身反抗了，他要冲破这人生的牢笼与社会的樊篱，实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了。
第二节 早期人生体验与家族叙事
在中国文化里，“家”可谓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国家”这一词语，最直接鲜明地体现了古人“家国同构”的文化观念：“国”是放大了的家，家则是“国”的象征性缩微。在传统社会里，家与家族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中心。这就毫不奇怪：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中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如《红楼梦》、《金瓶梅》等，都以家庭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相对于西方作家，中国作家们更善于以“家”为窗口，通过家与家族的衰颓变迁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沧桑变化，进而抒发对整个国家与民族兴亡变迁的感叹。与古人不同的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现代作家们，往往从现代文明的立场出发，以理性的冷峻目光深邃地揭露着封建旧式家庭的罪恶，预示了它们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而封建家庭的衰亡和年轻一代逃离出封建大家庭的牢笼，则预示着新的希望和生机。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到曹禺的《雷雨》、《原野》等，以及台湾作家王文兴颇为激进的小说《家变》，都体现着这一创作轨迹。
同样，只要对吕赫若的小说作品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家”在他的作品中居于最中心的位置，也始终是他关注的最集中的焦点。关于这一点，不少台湾学者早已有了充分论述：“吕赫若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从‘家庭’着手。一切的小说都与家脱不了关系……”林瑞明：《吕赫若的〈台湾家族史〉与写实风格》，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6页。这虽然是针对吕赫若的《牛车》等小说而言的，但又何尝不可以推广为对吕赫若全部作品的评价呢？可以说，对家族内部关系与女性命运的关注，始终是吕赫若小说最主要的两大叙事母题。吕赫若留给我们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没有游离于这两个主题之外。关于吕赫若小说中的女性主题，本书将专列一章加以讨论；笔者在这里集中论述一下与吕赫若早期的家庭体验密切相关的两个叙事主题——“家与家族的衰颓”、“冷峻的审父倾向”是如何具体体现在作品中的。
一、吕赫若的早期人生体验
依据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一个人幼年时期的经历，会对他以后的人格形成与个性心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尤其对一位作家来说，他幼小时期的人生经验与情感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规定”了他成年以后看取并表现人生的基本定势与范围。因此，少年生活对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极端重要的。但是，由于资料有限，目前我们对吕赫若的少年生活所能了解的，的确是太少了。《吕赫若小说全集》（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书后附有林至洁撰写的《吕赫若创作年表》，应该说是迄今为止关于吕赫若生平与创作活动的最为翔实的资料之一，但该年表在1914年（吕赫若一岁）至1934年（吕赫若从台中师范学校毕业）之间，却是一片空白。这是很遗憾的，不过可以欣慰的是吕赫若生前的一些朋友及他的子女大都还健在，他们的回忆和诉说尽管不很全面，但毕竟为我们了解吕赫若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提供了一些参照，特别是吕赫若的儿子吕芳雄先生的回忆，为我们准确地把握吕赫若的个性特征，探讨他的创作与其人生经历之间的隐秘关系，提供了一系列珍贵而重要的佐证。
一个人早期的人生体验，当然离不开他的家庭，正如我们经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一样。探讨吕赫若早期的家庭经验，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个敏感的话题：吕赫若与他父亲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者说，吕赫若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应该是怎样的？尽管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很难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吕坤霖的性格与人品，也没有发现吕赫若本人对父亲的公开看法。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应该比较确切：吕坤霖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父亲形象，而吕赫若与他父亲的关系也至少不是非常和谐的。对于自己的祖父，吕芳雄曾回忆道：“年轻时便过着丰衣足食舒适生活的祖父，已不再像曾祖父那样勤劳的工作，靠着曾祖父所遗留下来庞大的田地收益，过着富足安康的生活，对勤劳的工作也就兴致缺缺。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