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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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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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吕赫若小说的诗性特质  
  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诗歌是一种抒情艺术。但抒情与叙事在某些时候并无清楚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与人类心灵有关的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诗性艺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对宇宙人生与社会历史的诗性解读与感悟。正如黑格尔所说:“诗的适当的表现因素,就是诗的想象和心灵性的观照本身,而且由于这个因素是一切类型的艺术所共有的,所以诗在一切艺术中都流注着,在每门艺术中独立发展着。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3页。作为一名极具艺术气质的作家,吕赫若的小说无疑具有这种“心灵的普遍艺术”的诗性特征。 
  一、没有结尾的故事:吕赫若小说的诗意叙述 
  吕赫若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对故事情节与事件的处理上。应该说,吕赫若对小说中的“事件”并没有太多看重。他的小说在情节上大都比较单纯,也没有明显的传奇性。他甚至有意识地摈弃了小说情节的偶然、巧合、曲折等吸引读者的艺术手段。他更像是精心地截取了一段生活流,就那么平实自然地娓娓道来,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讲述完结了,但事件并没有结束,正如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一样。《春的呢喃》、《田园与女人》这两篇小说简直就是主人公江伯烟从学校毕业回到老家赋闲期间、连续几天的生活与心态实录。尽管小说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线索:伯烟与丽卿之间的爱情发展。但这个线索其实在小说中极为模糊。相反,作品仅仅记叙了几件看似不相干的生活琐事。这在把故事的完整性看得高于一切的古典小说家们看来,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漏洞”与疏忽。 
  吕赫若还常常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突然收笔,作为小说的结尾;如同一首乐曲在高潮阶段戛然而止一样,在余音袅袅中给人留下诸多回味。《牛车》中的杨添丁正欲把偷到的鸡鸭等带到农贸市场卖掉时,突然被警察抓住,在杨添丁“大人、大人”的呼喊声中,作者写道:“之后,有关他的事就杳无音讯。”作者显然有意留下了一个悬念让读者去猜想;《合家平安》的结尾,是生活陷于困顿、苦于无钱购买鸦片的范庆星,为了更“理直气壮”地占有养子有福的血汗钱,厚颜无耻、花言巧语地劝说早就被他赶出家门、从小没有对其尽到一点点父亲责任的儿子有福搬回自己身边居住,而有福面对着老泪纵横、一副可怜相的父亲,一方面痛感于生活的压力和父亲的嗜毒成性,一方面却又觉得无力拒绝晚景凄凉、身边乏人照顾的父亲的要求,愧疚于自己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同时一向照顾自己全家生活的舅舅又在一旁劝诫他不要中父亲的圈套。有福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小说却在此戛然而止;《逃跑的男人》的结尾也是如此:主人公庆云偷偷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离家出走,但他逃离家庭之后能否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甚至能否养活自己和儿子,都让人揪着一把心;同样,《月夜》也更是在女主人公翠竹试图跳水自杀的情节高潮中戛然而止的。至于翠竹自杀未遂以后的生活将会怎样,作者自然也把无尽的悬念留给了读者。 
  也许是我的偏见,我总认为,吕赫若的艺术专长并不在于讲述一个个生动完整的故事和塑造一位位具有丰满性格的人物形象,而在于写景状物和对情感氛围的渲染,以及对于充满着浓郁生活气息的风土人情的精细描摹。我必须承认,在第一遍读完吕赫若的小说之后,掩卷沉思,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决不是眼前晃动的几个人物,更不是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夕阳中站立在微风吹拂的山头上、具有东方女性所特有的沉静、美丽与含蓄的少女之脸庞;是月光下或没有月光的黑漆漆的夜晚中晃动着的、为生活所迫的几个人影;是那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但日渐凋敝、人迹冷落的四合院落;是那院落中生机盎然、争奇斗艳、姹紫嫣红的花草树木,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株白玉兰,还有那一颗颗在晨光中折射着熠熠光彩的小小的露珠……严格地说,吕赫若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小说中的故事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下来,而且这些故事本身并不怎么曲折传奇,相反,往往是生活中可能出现或者经常碰见的事情。他的《财子寿》、《合家平安》等小说,更是经常以大段的静态叙述代替情节的发展。 
  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吕赫若那现实主义的文学信念使他对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还是他干脆不具备编织传奇故事的才华?而在人物塑造上,吕赫若小说中的人物尽管不乏真实自然,但很难称得上丰满典型。这与他当时所信奉的左翼写实理论,特别是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文艺观点甚至不无偏离之处。但是,吕赫若的艺术天赋以及他创作个性的特质也许就在这里,那就是他对生活细节和自然具象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敏感,他对生活细节精雕细刻般的描摹,对稍纵即逝之美的敏感与把握,以及他对浓郁的乡间气息和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的客观展示。 
  二、山川草木与乡土田园:吕赫若小说的诗性表现对象 
  对自然、气候与时间的敏感,是吕赫若作为小说家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质。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描摹与小说文本的角落中,往往显示出作家那不易察觉的艺术气质。例如《蓝衣少女》的结尾,当万钦激愤地要用剪刀毁掉自己的作品、却被妙丽用手按住,小说行文至此,本该戛然而止,但作家却平添了一句:“天色越来越暗。”这看似不经意且显得略有多余的叙述话语,却不可以等闲视之,它至少显示出作家对时间流逝和事件“过程”的特殊重视。同样,在《前途手记》的结尾,当叙述者讲述完女主人公淑眉悲剧而凄惨的人生经历以后、本该结束全文的时候,他仍然不忘再加上一句:“走出门口,刚好两只燕子从屋檐的鸟巢飞出,在田野上飞来飞去。”燕子的自由飞翔与长期生活在牢笼中并被牢笼生生折磨而死的淑眉联系起来,的确给人无限感慨。而《庙庭》中写到农村日益衰颓和被人冷落的关帝庙时,也不忘加上一句:“庙庭的石块上,到处都有类似小孩擦屁股的粪迹,而鸡群在其间走动。”这样真实细腻的写实语句,则是乡土农村原始生态的传神写照,它渗透着生活的实感与质感,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一个没有真正的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是绝对杜撰不出来的。吕赫若这种对生活细节与富有特征的写实意象的捕捉,实在令人拍案叫绝。——正是在这里,可以显示出吕赫若那与众不同的气质,显示出一种真正的“艺术家风范”。那是一种从容的人生态度,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于细节的特殊关注与执迷。而当吕赫若把这种特殊的关注与执迷与他那浓厚的乡间情怀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的艺术天赋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吕赫若对乡间田野里的鸡鸣虫叫以及自然界里的一切声响,都细细聆听而陶醉其中;对大自然的一切光与色,都细细凝神驻足。他的笔触似乎只要一写到田园,总有一种无可抑止的亲切感。 
  现代人越来越远离了大自然母亲,远离了泥土的芳香,远离了山川草木。在坚硬而冷漠的钢筋水泥上行色匆匆,在一幢幢怪物般的摩天大楼里疲于奔命,为了一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所谓奋斗目标而心力交瘁。那种生命之中细微的温暖感动与怦然心跳的微妙感觉是越来越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吕赫若对自然的描摹与表现,不仅是其作品诗化特征最突出的表现,也给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的现代人以丰富的启示。而在笔者看来,吕赫若笔下的自然景色往往具有本体的独立意义,决不仅仅是故事情节和情感抒发的辅助物。不论是在紧张或是悲惨的故事叙述中,作者总掩藏不住他对大自然美景的热爱和眷恋。哪怕是天空中的云起云涌、风云变幻,以及皎洁的月光与肃穆的星空,还是绿叶中滚动的露珠,都激发了作家心灵深处的感动与震颤,激起了他无穷的诗意。 
  当然,一个作家的艺术特长与他的艺术缺陷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笔者发现,即使是像《财子寿》、《合家平安》这样的小说,由于太过专注于细节的精雕细刻、从而导致了情节的进展过于缓慢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关于这一点,吕赫若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自觉,例如在1942年9月18日的日记中,吕赫若就曾针对小说《风水》慨叹说:“总觉得内容上有情节展开薄弱之感,没奈何。”而且,由于“反思”的主观意向过于强烈,使得这些小说的理念化色彩也显得有些过强。此外,过强的道德感有时也限制了吕赫若对人物客观冷静以及准确、全面的把握。一般地说,他善于摹拟那些生活中弱小者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不幸与悲苦,他们在重压和侮辱之下发自心灵深处的呻吟与哀号。吕赫若把自己满腔的同情、挚爱与悲悯都倾注到了他们身上。但对那些他所抨击和厌恶的“反面人物”,那些社会的强权者与家族的“败家子”,吕赫若的描写给人的感觉就不很充分。作家对他们往往采取一种“远观”的态度,更多地侧重于外在表现,往往从其行为和言语、肖像等方面给予揭露与批判,但很少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挖掘出他们性格的复杂性与灵魂之中复杂、隐秘的一面。可以说,正是过于强烈的厌恶与反感之情绪,使吕赫若与他所描写的这些反面人物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从而与他们之间产生一定的隔膜与陌生;而这种过强的厌恶与反感,也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吕赫若那理性深邃的批判目光。一个作家,如果对他笔下的人物缺乏一种“历史的同情”的态度(哪怕这些人物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完全的负面典型,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说,绝对是个“坏人”),那么他极有可能摆脱不了概念化、平面化的缺陷,从而对“坏人”的表现也很可能缺乏应有的人性深度。 
  美籍华人学者刘若愚先生曾将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自然世界分为“自然作为人生的同类物、自然作为人生的对照、自然作为人情的分享者、自然作为一种感情表达的间接方式、自然作为感情的激发物、自然作为美学的对象、自然作为一种象征”等几类。[美]刘若愚著、王镇远译:《中国文学艺术精华》,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10页。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几种古代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在吕赫若小说里也同样有清晰的表现。《前途手记》中,女主人公淑眉所看到的庭院里的景色是随着她的心情变化而变迁的,这就使得这篇小说的心理刻划与景色描写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是女主人公“触景生情”,还是她“因情设景”了。而这样的景色描写,对于人物的塑造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作品一开始,失意而对未来充满忧虑和恐惧的淑眉一个人孤独地在庭院中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庭院景色是这样的: 
   
  庭院是日本式的庭园,她渡过石桥眺望着茂密的榕树松树,慢慢地享受着。红色的牡丹绽放着,蔷薇的花瓣随着轻柔的风散落着。在水泥墙外散布着苍绿和明眸般的田圃风光。觉得那些是很美的事物。接着仍旧感觉寂寞孤独的气氛包围在自己的四周。她想起在山中小屋的生活种种,然后又环视着庭园轻声地哭泣着。 
   
  景色是如此的美丽,特别是对于刚刚做了贵夫人的淑眉来说,眼前的这一切美丽景色的确都是“很美的事物”,值得她细细品位和好好珍惜。特别是当她回想起自己在农村里生活的种种情况,她那深山中贫困的家的时候,淑眉何尝不应该感到庆幸与满足?但面对着这满园春色,淑眉的心绪又是复杂的。她愈是感觉到当前生活之“美好”,也就对未来愈是充满焦虑和担忧。那随风飘落的蔷薇的花瓣,既可以看作是淑眉命运的某种暗示,也更加激起了淑眉对时光之流逝的慨叹,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叹息。 
  当淑眉向自己的丈夫提出要领一位养子而被坚决拒绝、又被大太太奚落和诅咒了一顿以后,作者则不失时机地这样描写道: 
   
  淑眉含着泪水来到庭园,紧紧抓着树枝,泪水不断地掉落下来。桂花绽放着芬芳的香味,蔷薇却仍随风四处飘零。 
   
  在这里,“蔷薇”的意象再次出现了,作家不经意间的景色描写,与女主人公孤独忧郁的心绪有机地统一起来。我们的古人总是从落红飘零中感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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