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远近闻名的举人，向来以“武力和财势享盛名”，在当时可谓是无人不晓。而且那时候整个家族的生活过得非常奢华，单是佣人就有二十多个。他们家的奢华通过祖父王举人的丧事最为典型地表现了出来，丧事竟然持续两个月以上，经费则花了十几万元，单是坟墓的建造就花了五万元。但祖父的去世也成为整个家族走向衰颓的转折点。不仅因为举办这场规模浩大的葬礼，王家欠了不少的债，而且祖父去世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们很快就瓜分了整个家产。更重要的是，作为长子长孙的主人公王庆云的父亲这一支，尽管分得了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二强，然而毕竟经不起父亲吸食鸦片的奢靡，进而毁掉了家产。此后随着庆云母亲的去世，这个家庭就只能靠卖田维持日常的开销了，它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末路。作者还用主人公的两个叔叔家由于厉行节俭，勤劳持家，他们每家的财富在逐年增加，很快就达到了父亲一家财产的五倍之多这一细节，与父亲一家的迅速没落故意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达到检讨父辈的罪过，为封建家庭的衰败寻找原因的良苦用心。
总之，在吕赫若笔下，我们看到旧式家庭内部，封建家长的挥霍腐化、败坏门风以及各成员之间的勾心斗角等恶行恶德，已经突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封建家族不仅在外观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颓，而且从文化根基上、在骨子里也已腐烂透顶。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吕赫若在冷峻地写出旧式封建家族败亡的必然趋势的同时，又因这“忽喇喇似大厦倾”般的家族衰亡而痛惜不已；一方面，吕赫若从小就深受自己封建家庭的心灵伤害，特别是作为家长的父亲留给他的更多的是一种负面的心理阴影。吕赫若在这个家庭中更多地感受到了压抑、愤怒乃至叛逆；另一方面，吕赫若又深深地爱着这个生他养他与他有着扯不断的血脉传承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一切都在他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个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都使他那样熟悉、那样亲切、那样留恋，以至于时隔多年以后他还是记忆犹新。而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又何尝不是吕赫若对整个传统文化母体既反思又留恋的复杂心态的缩影呢？
三、家族叙事之二：冷峻的“审父”倾向
与对封建家族走向衰颓的表现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叙事主题，是吕赫若小说中强烈的“审父”倾向。考察吕赫若笔下所倾力塑造的、作为父亲角色的一系列中老年男子形象，他们几乎清一色地总是处在被批判与被讽刺的位置上。这些中老年男子堪称是社会与家庭的“中流砥柱”。他们掌握着家庭和社会的经济命脉，在家里是大权独揽的家长，在妻子和子女们面前保持着自己的权威形象；在家庭以外，他们则往往以腰缠万贯的商人、受人尊敬的绅士与“社会精英”而自居。但是，在作者笔下，他们却是腐朽、贪婪和专制的一代人，是别人痛苦和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一句话，是“反面人物”的典型。他们与朝气蓬勃、充满民主精神和反抗意识的年轻一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作者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孤苦无依、备受侮辱与压制的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妇女群体，把变革社会的期望寄托在反叛家庭与父辈的青年人身上，则把愤怒的谴责与冷峻的讽刺泼洒到了这些“中流砥柱”的中老年男性身上。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作家当时的年龄与心理状态，就会发现这些中年男子形象更像是作家本人的父辈，作家对他们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审父”意识。吕赫若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地启示读者：正是父辈们的无能、自私与短视，以及专注于贪图自己的享乐，才导致了整个家族的迅速衰落和败亡。不无巧合的是，在这几篇小说中，家庭的衰败与这些作品中的父辈形象大都吸食鸦片有着直接关系。父辈们的嗜食鸦片逐步挥霍光了全部家产。而父辈们的恶行恶德更是彻底败坏了清白、正直的家风，动摇了封建家庭的伦理根基。
《合家平安》中的范庆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和浪荡子形象。范庆星曾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之子、巨额财产的继承人。但是，高人一等的优越家庭环境与巨额的家产不仅没有成为范庆星进一步开拓进取的基础，反而成为他纵情享乐、得过且过的借口，并从小形成了他那根深蒂固的寄生性格。小说描写道，范庆星年轻时，曾经把当时还比较少见的百元大钞“像银纸般地任意挥霍”。但无论多么富有的家庭也经不起如此过分的奢侈与浪费。更要命的是他染上了鸦片烟瘾，整天陶醉在鸦片之中，在一种虚幻的“羽化登仙的状态”中消耗着生命与活力。而且不仅范庆星一个人吸食鸦片，还纠集了一帮子“烟友”与食客围绕在他身边，共同在他们家里坐吃山空。起初这些“烟友”与食客，还只是范庆星的一些远房亲戚，后来甚至出现一些“陌生的面孔”混杂在其间。久而久之，范家竟成为“近邻部落驰名的鸦片巢窟”，“不管是遥远地方的鸦片吸食者或经济拮据者，都毫不客气地聚集在范庆星的家中”。这帮人在范庆星家中不仅吸食鸦片，还在范家白吃白住，向范庆星借钱，拉他入伙投资，而“一有亏损，就一律归咎是范庆星的责任”，搞得范庆星只好变卖田产还债。他们还利用范囤积鸦片的心理，乘机抬高鸦片的价格，赚取范庆星的钱财。然后再假称要帮范庆星加工鸦片，“却尽情与他一起吸食”。等到范庆星家产荡尽，那些先前从他那里白白获得了鸦片，在他家里“蹭饭”、“蹭烟”的“朋友”们，又纷纷抛弃范庆星。——在人际关系上，范庆星可谓是近于白痴般地总遭别人算计。但归根结底，还是他太迷信于自己家的财产之庞大，总以为这庞大的家产是吃不尽耗不完的，“他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到破产的地步”。然而他的的确确凭着一枝鸦片烟管，硬是耗尽了巨额家产，落到了一贫如洗的可悲地步。
我们发现，鸦片烟瘾硬是把范庆星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废人。他在家产彻底败落以后，只能靠亲戚们的资助暂且度日，他前妻的兄弟们曾帮他在一家信用合作社里找了个书记员的职位，这是一个相对清闲但有一定收入的工作，然而没多久，他就被老板辞退了。原因是他常常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用公司里的钱为自己买鸦片；在亲戚们的帮助下，他也曾有过重振家业的机会，他集合儿子们在闹市区开了一家饭馆，但生意刚刚起色，范庆星的鸦片烟瘾再次复发，经常偷偷地拿店里的资金换取鸦片吸食，结果生生把整个店铺拖垮并破产，再次使得自己全家的生活落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
对于自己的孩子，范庆星没有承担起一点点做父亲的责任。他尽管在自己的“烟友”们面前表现得很是慷慨大度，但对待自己的亲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却极为刻薄吝啬。他共有三个儿子，但对他们的前途与生活，范庆星从来不管不问。老大范有福因为是前妻带过来的养子，范庆星对他简直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对他百般虐待和歧视，这导致了有福从小就苍白、羸弱、营养不良的身体状况，也从小造就了有福对于父亲的叛逆心理。作者通过有福小时候在舅舅家与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耍时遇到父亲的一个生活细节，典型地表现了父亲对他的冷漠与歧视，以及对有福造成的心灵伤害：
“姑丈！姑丈！”孩子们大叫。
“阿爸！”有福想叫，却被大家的声音盖住，错失了叫唤的机会，无法捕捉到父亲的视线，于是保持沉默，胸口起伏不定。
“好！好！大家都很聪明。来！这个给你们。”
听他这么一说，孩子们一起把手伸向轿子的小窗，然后用力大声叫喊“姑丈！姑丈！”，从范庆星的手中接过糖渍柑橘与些许银币，仿佛看到神明似地仰望着姑丈，边舔起柑橘。有福傲慢地看着大家争先恐后的情景。自己在最后时要大声喊叫“阿爸”，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东西吧。过了一会儿，看到大家都拿到了，他站在轿子的小窗前，盯着父亲的脸直瞧。胸中感慨万千，无法言语。不过，有福认为父亲一定会给他非常好的东西。范庆星只是稍微看了一下他的脸，然后放下轿子窗户的帘子，催促轿夫离去。有福觉得自己的脸缩小了，在轿子后面追了两、三步。应该不会这样的。父亲一定没有发觉自己的存在。不过，刚刚已经与自己的视线相接了，所以应该不会这样的。有福如此认为。为了更加慎重起见，他用力大声喊叫。
“阿爸！”
轿夫稍微回了一下头，不过轿子依旧没有停下来，消失在竹荫里。有福伫立着，咬紧嘴唇，泪水簌簌流下，凝视逐渐消失的轿子。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给小小的有福留下了怎样深重的心灵伤痕，却可想而知。范庆星的故意淡漠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暗示：你并不是你父亲的儿子，我和你没有关系。这暗示的结果就是：有福真正明白了自己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从此以后他“断了对父亲的爱”。
对于儿子们，范庆星除了榨取他们的钱财作为自己吸食鸦片的费用以外，从来没有为儿子设身处地的考虑过任何事情。尽管从小对作为养子的大儿子有福没有尽到一点点父爱，但在有福长大成家立业以后，范庆星却大言不惭地在养子面前摆起老子的架子，厚颜无耻地一次次伸手向儿子索取钱财。有福稍微有些怠慢，他就“死皮赖脸地大声叫唤”。他打着亲情的旗帜与父亲的权威，实际上不过是千方百计地想着如何在儿子身上榨取更多的金钱，筹措自己吸食鸦片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对待养子是如此，对于有福的弟弟，自己的亲生儿子们又如何呢？当第三个儿子该上大学的时候需要一笔学费的时候，他的选择是“即使有鸦片的资金，范庆星无论如何也不肯把它充作儿子读书的费用”。而在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已经到了该娶亲结婚的年龄的时候，范庆星尽管神志清醒的时候也信誓旦旦地保证：“我绝不拿他们两人的薪水。该存起来当聘金了。”但一犯起鸦片瘾，他就把妻子儿女等等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把儿子省吃俭用存下来的血汗钱全部拿来换成鸦片，陶醉于自己一时的快感之中。鸦片，已经把范庆星心底深处的善良与温情，甚至他的人性也一点点地吹得烟消云散了。
即使是他一向温顺忠厚的妻子都觉得丈夫太过分，作者描写道，当范庆星再次重抄“旧业”，又吸食起鸦片的时候，“这时，玉凤从丈夫的表情中，突然看到了没落时代的散漫交织着厚颜薄耻的阴影”，这无疑是对范庆星这一类人物腐朽本质的高度概括与传神写照。
如果说范庆星等人物形象身上，集中体现出来的是封建家长无能与腐朽的一面，《财子寿》中的周海文则代表了封建家长专横、自私与贪婪的另一面。周海文虽然不像范庆星等人那样吸食鸦片，成为自己家庭衰败的罪魁祸首，但他也同样表现出自私、贪婪、专横、吝啬与冷酷无情等丧失人性的本质特点。他心中只有赤裸裸的贪婪的物欲，所谓的亲情、爱情、友情等人之常情，在他身上都统统不存在。相反，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冷血动物”的特征。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以后，由于有一万元的保险收入，他竟然惊喜过望而“无暇悲伤妻子之死”；他的第二任妻子玉梅饱受自己所骄纵的下女的虐待，虽然是临产前后却连粗食淡饭都吃不上，而他竟然不管不问。直到妻子得了产褥热而不敢声张，最后被逼得神经失常。但她自从害病以来，周海文竟然没有在玉梅的床前出现过一次，可见其冷酷无情到何种程度了；对待妻子是如此，那么对自己的母亲和儿女们又如何呢？他的母亲去世以后，周海文耿耿于怀的只是办葬礼前前后后所花费的金钱，以及亲友们到来后人多手杂，“整天忙着环视家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短失了”，“光是记载支出的明细表就足以使海文彻夜难眠”。根本不要提对母亲之死的悲伤了。
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样冷酷无情。平时由于讨厌孩子们的吵闹，他干脆把他们安排在远离自己的房间里居住。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周海文更是没有起码的手足情谊。父亲去世以后，他作为嫡系的长子继承了整个大家庭的财政权，却从来不为大家庭着想，相反，只是整天算计着如何存自己的私房钱。事情败露后，弟弟们吵嚷着要分家，这正遂了他的心愿，他可以独自享用一大批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了。
正因为赤裸裸的物欲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