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法国文学简史(下)- 第13部分

　　《人的命运》是“亚洲系”小说，也是马尔罗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发表当年即获法国最负声望的“龚古尔奖”。它以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发动的“四·二”反革命政变这段历史为背景。不过正如小说标题所表明的，马尔罗的目的不是用这部小说来反映中国的这段历史，而是想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在武装起义和反革命政变中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

　　小说中的几个正面主人公除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陈是中国人以外，都是在华的外侨：俄国人加托夫，德国人海默里希和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的混血儿清。他们参加了一个工人战斗小组。为准备枪支举行武装起义，陈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军火商身上搜寻到准备售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的合同，加托夫率领同志们截获了这批武器。起义爆发后，陈率领一支工人纠察队，经过浴血奋战，攻克政府军的一个据点。但是，在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国内外反动势力也加紧了勾结，在上海的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提出给蒋以资助，要他镇压工人起义。于是蒋介石率军进驻上海，勒令起义者交出武器。而此时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却一味退让。清和陈忍无可忍，前往武汉找第三国际代表团，反对交出工人武装。但共产国际代表沃洛金却认为蒋介石力量强大，不能与他公开决裂。清和陈都对这个指示持抵制态度。清决定回上海领导工人抗击蒋介石，挽救革命，陈则誓死暗杀蒋介石，回上海后，他怀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汽车，可是蒋介石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却牺牲了。后来清和加托夫也相继被捕。清在敌人的刑讯和诱降面前，坚强不屈，服毒自杀。加托夫则被敌人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膛里。

　　马尔罗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和他们领导的事业，他所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都带有“冒险家”色彩。他们身在革命队伍之中，却与革命群众若即若离，充满孤独感，他们勇于牺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但这并非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而是通过死来肯定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但尽管如此，《人类的命运》仍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者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与同情，对蒋介石的叛变表示愤慨，并揭露了在华帝国主义分子幕后策划蒋介石政变的罪恶行为，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所针砭。所以，这部小说虽然是力图表现具有抽象意义的“人类的命运”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但它所包含的历史具体内容仍表明，它是西方作家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大规模而富有历史真实性的反映。它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也很成功。所以一发表，立刻引起强烈反响，短短时间内便印了25版，本来名不见经传的马尔罗因此跃入法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马尔罗“欧洲系”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希望》（1937），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表现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充满温情而转变为铁腕人物，从富有诗意的幻想转入你死我活的现实。主人公曼努埃尔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原是宽厚仁爱的知识分子，在战火硝烟中成长为坚毅果敢的指挥员。与《人类的命运》比较，《希望》的表现技法有明显变化。情节线索时断时续，淹没在冗长的对话中。哲理性的内容多，探讨了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友情和纪律等一系列问题，这使读者所看到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广泛的思考。

　　3。巴比塞（1873——1935）

　　亨利·巴比塞是巴黎公社开创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优秀代表之一，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早期的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带有悲观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写了两部著名的反战小说：《火线》（1916）和《光明》（1919）《火线》的副标题是“一个步兵班的日记”。它不是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而是对一个步兵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经历的记录性写照。这个班的士兵全来自社会底层，有矿工、佃农、船夫、车夫、店员等。他们身不由己地被战争飓风卷入同一个队列，受尽战争的磨难，大多数人惨死在战场。通过对这群士兵在寒冷泥泞的战壕，血肉横飞的战场和惨不忍睹的战场地医院的遭遇和命运的生动描绘，真实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景象和罪恶本质，并把战场惨象和世外桃源般的后方都市作了对比。严酷的现实逼迫穷苦士兵思考：为什么那些有钱的大人物煽动战争狂热，“直哄骗到我们流血为止”？为什么穷人都被赶上战场，“而那些最有势力的人却逃跑成功了”？为什么我们在前方受罪，有人却在后方享福，而且“老是他们这些人享福”？在思考中他们逐渐醒悟：原来“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分岐，比种族之间的分岐更深，这就是；在同一国度的人群之间有不劳而获的一群和劳苦终日的一群”，“劳苦终日的一群充当了战争的材料”，“从今以后再也不应该有战争了”。

　　德国兵并不是法国兵的敌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些用种种方式剥削和压迫人的人。如果战争要继续，那也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而是为了“人类的进步”。

　　在巴比塞写《火线》的时候，西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那些作家不是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美化帝国主义战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一味渲染战争恐怖。巴比塞与这些作家判然不同，他深刻地看清了战争的本质，并且得出了只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根除战争的正确结论。这与列宁当时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思想恰相吻合。《火线》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意义。

　　《光明》继续了《火线》的主题，集中笔力塑造了主人公西蒙的形象。他本来是个庸人，过着空虚的小市民生活，在沙文主义的盅惑下怀着满腔热忱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灾难使他逐渐觉醒，最后达到了“打破锁链，消灭一切特权，争取平等”的思想高度。

　　巴比塞被认为是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卓越代表。

　　4．其他作家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法国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活跃于战前的还有杜·加尔、杜·哈曼、莫洛亚，战后涌现的新秀则有卡马拉、巴赞、莎冈等。

　　马丁·杜·加尔（1881——195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发表作品，大战期间应征参战，二三十年代进入创作旺盛期。他的代表作是八卷集的“江河小说”《缔波父子》（1922——1940），是根据自己在战争期间所观察的社会生活写成的。小说通过缔波一家的经历、变化和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心情，以及寻找社会出路的努力。小说从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反对战争，情节跌宕起伏，风格质朴自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规模大、影响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马丁·杜·加尔因此获得193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乔治·杜哈曼　（1884——196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外科军医身份参加战争。亲眼看到伤员惨痛使他写下了反战小说《受难周》（1917），以沉痛的笔调，真实细致的描写，激起无数读者对士兵们的同情和对战争的憎恨，成为与巴比塞的《火线》齐名的反战小说。他的代表作是《沙拉文的生平与遭遇》　（1920——1932）和《帕斯基埃家族史》（1933——1945），都是规模宏大的多卷本小说。前者叙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沙拉文寻求个性自由的悲剧；后者写一个生物学家追求、奋斗和理想幻灭的过程。这两部小说对社会丑恶的揭露相当深刻，甚至显出了悲观主义色彩，艺术表现上则有自然主义的痕迹。

　　莫洛亚　（1885——1967）是著名的学者式作家。他是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精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对于沟通英法文化作了很大贡献。他的创作和著述有小说、散文、传记和历史著作，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传记。他写了数十部风行世界的名人传记，大都是英、法两国的名人，如《伏尔泰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雪莱传》、《拜伦传》、《狄更斯传》等。由于莫洛亚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他的名人传记与前述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记各有鲜明的特色。罗曼·罗兰的是激情洋溢，主观色彩浓厚，莫洛亚则以材料确凿而文笔生动而著称。他是世界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传记文学家。

　　彼埃尔·卡马拉　（1919——）是位颇有个性的作家。他当过小学教师，熟悉劳动人民，所以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以及清贫的知识分子对幸福、光明的追求和渴望。他的代表作是《小学教师》（1955），以质朴自然而饱含情感的笔调记叙一个小学教师在抗击德寇中英勇献身的故事。

　　爱维尔·巴赞　（1911——）是法国新现实主义也即　“新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小马之死》（1950）、《我敢爱谁》　（1959）、《伤心岛上的幸福人》（1970）、《艾克丝夫人》（1975）等。巴赞的小说大都取材于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注重描写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题材既平淡又有深刻寓意，因而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者。

　　弗朗索瓦·莎冈　（1935——）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有

　　《忧愁，你好》（1954）、《投降信号》（1965）、《惊魂》（1972）、《破床》（1977）等，大都是写妇女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第十章　现代主义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文坛出现一股色彩斑澜的“现代主义”思潮，它的策源地是法国，它的主要流派也多对法国为活跃中心。

　　十九世纪末，法国和欧美主要国家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时代至此出现了全面深刻的巨大反差；一方面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和现代化大工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对物质财富的大规模争夺和经济危机魔怪的徘徊不退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一巨大的反差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卷起令人眩晕的强台风，时代发出最沉重的哀叹：“上帝死了！”人们普遍失去了信仰和理想，产生一种在五光十色、闪烁不定的霓光照射下走向黑暗深渊的危机感，人际关系变得陌生，世界变得难以认识，连“自我”也变得不可理喻，谁也弄不清谁在操纵命运，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及心理学，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悲观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纷纷应运而生，颇盛于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上，加上十九世纪后期“世纪末”思潮的延续，就产生了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倾向是反传统、非理性。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对传统文学，尤其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有所背逆。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它表现出从个人的角度全面地否定社会的倾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揭示出一幅极端冷漠、残酷、自我中心、人与人无法沟通思想感情的可怕图景；在人与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关系上，它持二者对立或人被“异化”的基本态度；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它表现出贬低自我，无法把握自我，对自我感到陌生的特点。在艺术特征上，它广泛运用暗示、象征、荒诞、变形、意识流、黑色幽默等手法，以发掘人的内心奥秘，再现主观化了的世界图景，揭示某种抽象的哲理。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排除娱乐性而强调认识性的文学，其作者一般都有十分严肃的态度。

　　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评价，从来都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有的说，它是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的，因此是颓废没落的文学；有的说，它是先锋艺术，是人道主义的，甚至革命的，具有极大的真实性，艺术上大有创新，因此不必畏之如虎。这两种评价都有对的一面，也有片面性。总的说来，现代主义文学中不乏具有经典性意义的优秀作品，开拓出了文学的新路，但也大都有大难临头，前途黯淡，世界荒谬，人生痛苦的悲观主义、神秘主义色彩。它在认识世界，理解人生方面能起到传统文学难以具备的显微镜和放大镜的作用，但不是创造生活，开拓未来的方向盘和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