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等，此外还有理论著作《新小说阐明》（1963）。
他的第一部小说 《橡皮》是新小说派的开拓性作品，也是该派代表作之一。小说写的只是一天内的事，看起来象一部侦探小说。主要人物杜邦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一家对全国的经济乃至政治都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公司里担任要职。有个恐怖组织企图把这个公司里的重要人物全部杀死，以打击最高统治阶层的势力，在暗杀了八个人以后，对杜邦下手了。这个恐怖组织总是在晚上七点半执行暗杀。杜邦负伤但未致命，为迷惑对手，他散布消息说，他已重伤死在医院。于是巴黎方面派了一位青年密探华莱斯来调查侦破这起谋杀案。华莱斯受命后几次走进一家文具店买橡皮，从橡皮受到破案的启发。当天晚上七点半他埋伏在杜邦的书房里，等候恐怖分子来盗取杜邦保存的重要文件。果然有人潜入书房，华莱斯开枪将其击毙，再近前一看，却是杜邦教授。他担心文件被盗，亲自回来取出，却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死于非命。这部小说的特点在于，不是人物与人物活动处于前列，而是处处都是由物及人，从物见人，这正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人是在物质的包围之中，时刻受其影响”的观点而构思的。小说情节没有传统小说那种连贯性的逻辑关系，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像从不同角度去连贯和补充情节并探索其中的意义。
娜塔丽·萨洛特 （1902——），新小说派的重要作家和主要理论家之一。她是一位俄罗斯血统的法国女作家，三十年代末就开始发表小说，且有创新意义，因此被认为是最早创作“新小说”的作家。她的主要著作有小说 《无名氏肖像》（1946）、天象仪》（1959）、 《黄金果》（1963）、 《“傻瓜们”说》（1977）和论文集《怀疑的时代》（1955）等。
萨洛特的代表作是《无名氏肖像》。它比罗布—格里耶的《橡皮》早，对传统小说的冲击也更激烈，可以说是最早的“新小说”。它勾画出一幅专制的父亲如何强迫自己年龄渐大的女儿出嫁的情景。父亲很吝啬，不愿满足女儿的挥霍，因此父女不和。后来女儿找到一个有钱的丈夫，父女又言归于好。小说中，叙述者像一个暗探，用各种方式去探测父女二人的思想意识活动，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忌和冷酷。罗布——格里耶评论这部小说时说：“我们不妨称之为反小说。”“新小说”便因此得到了它最初的“反小说”称号。萨洛特和罗布——格里耶分别代表新小说派中的两种倾向：萨洛特的作品着重剖示人的“内心动作”和下意识活动，被称作“内心小说”，可以归入前述的“窥视派”；罗布——格里耶的作品则客观详尽地描写“物”，有“笔录小说”之称，是上述“写物派”的典型代表。
克洛德·西蒙（1913——），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在新小说派中本来是第四号人物，在罗布——格里耶、萨洛特，还有比托之后。由于获诺贝尔奖，名声骤然高扬。法国很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竟尊他为“新小说之父”。他一辈子边种葡萄边写作，是同时在葡萄园和“文学园”里辛勤耕耘的园丁。他早期的创作基本上还是传统小说的模式，五十年代初终于探索出自己的新路。到1984年，他已发表十六部小说，其中主要的是《风》（1957）、《草》（1958）、《佛兰德公路》（1960）、《三折画》（1973）等。
《风》是西蒙最早的“新小说”，也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主人公蒙泰斯是一个所谓“反中心人物”。他应财产公证人的邀请到南方一座小城去继承父亲生前经营的200公顷葡萄园，公证人要他把葡萄园卖掉，净增一笔大收入，他却被一种古怪的孝心所驱使，决定保住父亲的产业。想不到这一无辜的举动触犯了以公证人为代表的社会价值观念，公证人把蒙泰斯看成一个十足的大傻瓜。但在一般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心目中，他却因其温和、善良、天真、开朗而被视为圣徒，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等待解决遗产的日子里，他与旅店的女招待罗丝发生恋情，但他的表妹出于维护既有的“精神秩序”，破坏了他与罗丝的关系，使罗丝惨遭杀害。七个月后，蒙泰斯在小城里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卖掉父亲的产业，带着巨大的内心创伤离开了小城。通过这样一个“反中心人物”，即没有个性、毫无作为的人物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风》显示出作者对世界的主观意象：现实世界是一个庞大而荒诞的迷宫，它是不可认知不可把捉的，人在其中受着盲目力量的支配和捉弄，抗拒是毫无作用的。小说标题“风”象征着反复无常的变化，也即存在的荒谬。
《风》的艺术特征是大规模运用绘画式的“同步描写”，让时间处于凝固状态，而把小说的空间大幅度地铺陈开来，所以，小说还特地加了一个副标题——《试图重建祭坛后面巴罗克式的画屏》。这说明西蒙想通过小说的形式来重建十八世纪时已经衰落的巴罗克风格，或者说用古老的巴罗克风格来建立新的小说形式。《风》既像一幅五光十色的大型油画，又像破碎的彩色玻璃图案构成的万花筒。而“反中心人物”蒙泰斯，就是这幅巴罗克画屏式的祭坛上的圣者与牺牲。西蒙的巴罗克式技巧和风格在他后来的作品，特别是 《佛兰德公路》和《三折画》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挥。因此批评界有人夸张地说，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绘画艺术吸引走了。
从新小说派的几个代表人物的创作可以看到，这个流派的作家各有鲜明特色。但鲜明特色之下也有共同倾向。这一派的小说摒弃一切传统，尤其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三个方面来破“旧”立“新”：第一，反情节：新小说派作家认为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纯系全知全能的作者所杜撰出来的，严重歪曲了生活，把读者引进了一个谎言世界，结果忘记了自己所面临的现实；因此，他们主张取消小说的情节，只要“生活”，不要故事，“生活”虽酷似现实，却是无头无尾，遍布裂痕，犹如一副七巧板，可以任读者拼合。第二，反人物：他们认为传统小说一切从塑造人物出发，必然使世界蒙上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从而混淆了物与人的界限，也歪曲了客观世界中一切事物的本质意义；因此，他们主张小说要着重写物，要准确地“记录物与我的距离、物自身的距离和物之间的距离”，把小说的焦点由“人”转向了“物”；他们也写人，但不刻画人物性格，并往往把人写成物一样的简单存在。第三，反倾向：他们认为传统小说作家的身影太多，作家总想扮演小说中无处不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倾向去影响读者，牵引读者跟自己一道前进，这是剥夺了读者的思想，玩弄了读者的感情；因此，他们反对在作品中表达作者的倾向，大多数作品都用小说中的“叙述者”来代替传统小说中的作者口吻，作者完全彻底退出了小说，他的工作等同于摄影师，摄下一组照片，不附任何解说地交给读者。此外，在语言上，新小说派也进行了很多反传统的尝试，在个别作家那里，用来交流思想的传统规范语言变成了逻辑混乱、句法残缺、辞章诡谲的语言异化物。“新小说派”试图在小说发展史上发动一次最彻底的革命，也确乎为小说艺术增添了很多前所未见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它走过的道路上，也留下了不少歪斜混乱的足迹。这种情况还不光是“新小说派”才有，对所有的现代主义流派，整体上都应作如是观，只不过是程度的不同和得失的差异罢了。
六十年代起，正当新小说派处于鼎盛阶段的时候，法国文坛又出现了新小说派的变种——“新新小说派”。它的代表是菲利普·索莱尔（1936——）和让·蒂博多 （1935——）等。他们以自己创办的 《原样》刊物为阵地，发表宣言、理论和作品，因此又称“原样派”。他们的根本主张是文学创作要与世界的本来面目完全吻合，要在文学中表现出一个完全“原样”的世界。新新小说派在反传统文学方面比新小说派走得更远，文学在他们那里几乎成了填字游戏，他们甚至提出要把“文学”改称为“文字”。由于他们对一切固有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主张都表示怀疑和拒绝，走到了虚无主义的路上，很难被读者接受，因此他们的影响范围小，也没有产生什么重要作品。“新新小说派”的昙花一现，说明十九世纪末叶产生的法国现代主义文学，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两度高潮之后，已开始走向低落。到七十年代，一批以前述莫迪亚诺为代表的“新传奇小说”作家崛起于文坛，这使法国文学在现代主义的余波中，又出现了传统文学逐渐回潮的趋势。可以预言，二十一世纪的法国文学史，必将由“传统”与“现代”这二者共同孕育的新一代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