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无善无恶”说在知行观与伦理观上“不说工夫”、取消道德修养的倾向，顾宪成竭力反对“不学不虑”、“不思不勉”的“见（现）成良知”，提倡“躬行”、“重修”的知行观与修养论。顾宪成一贯提倡本体与工夫的“合一”，要求君子“立志”做圣贤。他说：“道性善，是说本体；称尧舜，是说工夫”，要求以尧舜为榜样，努力于仁义礼智的封建道德实践，所以他反对“不学不虑”的“见成良知”论，强调后天的“学”和“虑”。他反对《中庸》中“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说和朱熹的注释，认为要获得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必须有“发愤忘食”、“好古敏求”的精神，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认识实践，才能成圣人。这就打破了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传统观点，在知行观上有积极意义。
顾宪成在道德修养论方面提出“重修”。他认为“悟”由“修”入，修与悟是“下学”和“上达”的关系。“悟”又与“行”相结合、相始终。他之所以提出“重修”，是要以“修”来纠正王学末流的重“悟”之弊。具体的修养方法除强调“躬行”外，还主张居敬穷理，从“道性善”入手，落实到“积仁”，因为仁是四德之首。
相关人文景点：
顾宪成纪念馆：位于张泾泾声路，正馆坐南朝北，正门有当代书画家董欣宾书写的“顾宪成纪念馆”横匾，建筑总面积3154平方米，馆内设有顾宪成故居“端居堂”——5间两侧厢仿明建筑，面积240平方米，馆院中有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钱绍武教授创作的顾宪成石像一尊，像背面刻有顾宪成生平简介。
“端居堂”内正中挂有“端居堂”三字匾额及中堂，两边抱柱上是顾宪成的千古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堂内还设有顾宪成、顾允成等东林党人的资料及我国当代著名书画家的艺术作品。
人物言论：
三百多年前，明代东林党人首领顾宪成撰写了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如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它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双关语，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远的。
这副对联的遗迹，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旧址还保留着。
第四节 东林学社（3）
高攀龙
——当之无愧的东林领袖
人物介绍：
高攀龙（1582－1626），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别号景逸，明代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人。
学派：
儒家学派
高攀龙与顾宪成同为东林学派的创建者。著书讲学，抨击王学末流的谈空说玄、引释入儒，提倡治国济世的务实之学，被尊为“一时儒者之宗”。顾宪成病逝后，他“独肩其责”。
生平
高家最初务农，田地很少。高攀龙高祖翼经过艰苦经营，置田三百亩，成为稍有资产的地主。到其祖父材、嗣父校（高攀龙幼即过继给叔祖校为子）时，高家开始经营工商业。高家起于农业，又经营工商业，因此高攀龙同情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对工商业者也有一定了解，这在前述其政治思想主张中有明显体现。
高攀龙年少时就聪敏异常，19岁时他以品学兼优，为邑诸生。
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高攀龙考中举人，开始就学于当时的大儒顾宪成。
万历十七年，高攀龙考中进士，因为明朝中进士就可以出仕，所以高攀龙在此时就已经步入仕途，这期间，他先后任职于大理寺、行人司。并在工作之余研读二程与朱熹的著作，以程朱理学为宗。后来，因力持正论，谪揭阳。寻归，与顾宪成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时称“顾、高”，为东林党首领之一。天启初再用，曾为光禄少卿、大理少卿等，官至左都御史。因反对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而革职，后阉党派人往捕，投水自尽。作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高攀龙企图挽救当时行将灭亡的明王朝，并为此提出了一些思想主张。
万历三十二年与顾宪成等合力重修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指斥时弊。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长达22年。
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起用被贬谪的诸臣，高攀龙入朝为光禄寺丞，次年升光禄寺少卿。这时山海关外已被清兵攻陷，危及京师，他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专理守战的疏奏，为皇帝接受。孙承宗出关督师，收复了辽河以西失地。高攀龙后调任太常少卿，升太仆卿。
天启三年春，他回无锡主持东林书院讲会，同年，高攀龙初任御史，新官上任，三把火总是要放的，更何况他确是想大力整顿吏治，使得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就从一位名叫崔呈秀的贪官（御史）入手，准备挖一批朝廷蛀虫出来。谁知这崔呈秀系魏忠贤心腹。时魏忠贤权高皇上，专断国政，到头来，高攀龙没把崔呈秀铲除掉，反让崔呈秀诬告公报私仇。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兴起大狱，追杀东林党人，高攀龙被逐出朝廷，崔呈秀仍居高位。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崔呈秀合谋诬劾高攀龙和前应天巡抚周起元等7人。这时，崔呈秀想斩草除根，以免后患，派兵逮捕他。心如止水的高攀龙从同伴的身上看到了他以后的处境，在锦衣卫未到之前“肃衣冠，草遗表，”给熹宗皇帝留下一份遗疏，说：“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谨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遗。”于三月十七日凌晨从容赴水，终年64岁。
高攀龙的思想：
高攀龙继承了程朱“理”的思想学说，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极”则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事物之万善至好的标准，所谓“太极者，理之极至处也”。他也认为天地万物的形成，既要有“理”为生成之本，也要有“气”为生成之材料，是二者综合成的。在理和气的关系上，他坚持程朱以“理”为主的观点，却又推崇张载的“太虚”（气）为万物之本的观点，与他的以“理”为本的理气观相矛盾。
他认为“理”（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原，体现在人的身上则谓之“性”。他说：“《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说谓之天，在人身上说谓之性。……性即人之性也。”而人之本性，也就是“理”。
高攀龙从“性即理，理即善”的性善论出发，参加了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之说的辩难。他对管志道的儒释道“三教统一”论的批驳，是他的主要贡献。他揭露了“三教统一”说的目的是“本无三教，惟是一乘”，“总归佛门”，也就是说要以佛代儒、一统三教。高攀龙继承了程朱“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明确提出“学必由格物入”、“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的观点。同时，他的“格物穷理”说，对王阳明的“致知格物”说进行了系统的批驳；还对顾宪成的“格物草木”之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就使他的认识论突破了程朱“格物穷理”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束缚。
面对国危民艰的严重现实，高攀龙忧国忧民，产生了“实念”、“实事”的积极思想，把注意力从“至善”的道德原则转向了“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他把《大学》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正心诚意的个人道德修养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纲领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把治国平天下看作是前二者的必然结果，进一步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①的进步观点。这些看法，对于儒家的“经世”传统以至宋代叶适、陈亮的“事功之学”思想有所继承和发扬；而把“百姓日用”之学，联系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显示了他思想的进步色彩，与李贽的“百姓日用便是道”观点基本相通。这就说明高攀龙已经开始反叛程朱理学的教条，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1）
王夫之
——南国儒林第一人
人物介绍：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一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生明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朝康熙三十一年，年七十四。
学派：
王夫之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我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属易经学说。
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对自先秦至清初两千多年的文化遗产予以批判总结，几乎在传统哲学的所有范畴和命题上，都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王夫之的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他既对经学思想特色进行了高度概括，也道出其治《周易》的精神和宗旨。他治《周易》与象数家不同，不囿于繁琐的图书象数，而着力于发掘经中的义理，结合时代阐释《周易》的微言大义，创建了别开生面的易学。他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被誉为“明未清初三大思想家”，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生平：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王夫之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父亲叫王朝聘，字修侯，号武夷先生。王夫之是武夷先生的第三个儿子，夫之出生时，他已在知命之年了。
王夫之幼年勤奋好学，智力过人，自四岁起就在家从父兄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十四岁考入衡阳县学。
崇祯十五年，王夫之中了举人。在他父亲的督促下，又进京考进士。但是当时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大军正纵横驰骋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明王朝危在旦夕。王夫之沿着一般封建士子通过科举走向官场的路被堵死了。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缢死。五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王夫之闻此巨变，五内俱焚。他自动投到唐王政府，以求能为国家献一份力。1646年（清顺治三年），他到湘阴，上书司马监军章旷，建议募兵筹粮，调和南北督师的矛盾，团结一致，协力抗清。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唐王政府也于是年垮台。王夫之只得返回故里。
1648年（清顺治五年），清军进至湘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在衡山组织义军，英勇抗击清军。战败兵溃后，王夫之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越南岭，赴肇庆，1650年至梧州投效南明永历政权，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
永历小朝廷虽然还是汉族士大夫侥幸的一点希望，其时实在已不像一个政府了。楚省有三四十万军队，各部都保存实力，相互观望，没有能够统一指挥和调配军队的统帅；大批官僚麇集岭南弹丸之地，没有居住的地方，家眷僮仆不得不泊居在船上。他们还不接受腐败亡国的教训，往日没有机会体验过封爵滋味的藩将，趁国势之危要挟天子，各地请封的公文经常呈了上来，一班文臣们总要援引故事计较半天，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驻军贵州，自认为奇货可居，竟然提出请封秦王。宰辅宦官如王化澄、王坤之流以拥戴之功，窃据要津，收购纳赂，排挤贤良。有实力的镇将都想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天子行辕在数年内搬迁五六处，广州失陷，迁往桂林；王坤、马吉翔为了摆脱瞿式耜的羁绊，蛊惑皇帝又迁武冈；楚师演于长沙，迁于柳象；李成栋在广州“反正”，贿通王化澄，又迁回肇庆；湖南失守，逼于兵锋，迁往梧州……凡此种种都使王夫之感到非常失望。
王夫之看到在清兵压境、南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是奸臣当道，佥壬误国，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王夫之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上书，弹劾奸佞王化澄，几遭不测。全赖忠贞营统帅高必正营救，幸免于难。他见永历政权事不可为，从永历五年起，王夫之开始了为时40余年的隐居生活。最初十年间，为了躲避清人的缉拿，他流徙不定，在朋友家中踯躅二三年。顺治十一年移居常宁西庄园，由友人王文俨供给饮食，教授乡人《春秋》。
顺治十四年，王夫之返回衡阳，张献忠入湘时，他避兵南岳，结识了不少释家弟子，于是长居双髻峰寺院之中，直到顺治十七年，才定居在湘西金兰乡茱萸塘，初造小屋，名叫“败叶庐”，后来又筑“观生居”。再后来，王夫之又搬到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二里许，因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并自号“船山”。
在这十年流浪生活中，他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