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的束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君主立宪思想。
梁启超认为君主体制有三种即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梁分析认为：民主立宪政体，施政方针变动太多，选举总统时竞争太激烈，对国家不利；君主专制政体，君民之间尖锐对立，人民极苦，而君主和大臣也极危；只有“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对君主立宪极为推崇。
同时，梁启超提出根据中国目前的条件，特别是根据国民现有的素质来看，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从事预备立宪。对于如何从事预备立宪，梁启超也做了很详细的分析说明。梁启超指出，要预备立宪，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他指出：“立宪政体者，心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提倡开民智、启新学；并以实际行动办学传教，从国民素质角度改造中华民族。“开民智”是梁启超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严复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的“开民智”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报人加强新闻的社会教育功能开了先河。
第二节 近代维新变法思想（4）
梁启超思想中的重要观念有求自由、塑造新民、君权变法等。梁启超是从“中国所最急者”，即“参政问题”和“民族建国问题”入手来论述自由思想的。为了谋求团体、国家的自由，就必须舍弃个人自由。在群众与个体、体用关系上，他将团体的、国家的自由凌驾于个人之上，并赋予它一种历史的解释。他也谈个人自由，却不是主权意义上的公民自由或少数原则，而是强调它不受古人、世俗、境遇、情欲的束缚，冲决一切罗网的个性解放内容。
相关人文景点：
梁启超故居：位于广州新会的会城镇茶坑管理区。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座古老的青砖平房。入门跨过小天井，便见一古色古香的房间。正厅、两厢的耳房都有小楼阁，楼阁上有走马式的曲折栏杆，使建筑物具有晚清建筑特色。正厅和偏厅门前都有小天井，两厅相隔一条水巷，有石梯可上偏厅屋顶的阁亭，亭前有小阳台。离故居不远，还有两处是梁启超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一处是故居前的“怡堂书室”，另一处是村口的“奎楼”，俗称“文昌阁”，后来成为“宏文社学”的所在地。
梁启超趣事：
梁启超自幼勤奋好学，善做八股文，并以才思敏捷闻名乡里。十岁那年，梁启超跟随父亲进城，当晚住宿在秀才李兆镜家。李家院子正厅对面有个杏花园，梁启超第二天早晨起来便走到杏花园玩耍，但见杏花鲜艳夺目，十分可爱，便顺手摘了几朵。突然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梁启超急忙将杏花藏于袖里，但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心思一动吟出：“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来斥责梁启超的行为。梁启超抬头想了一会儿，看见大厅檐悬挂着的“挡煞”大镜，随即念出：“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李兆镜拍掌叫绝，忍不住想再考考梁启超：“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梁启超立刻对上：“策马入长安。”李兆镜连声叫好，在欢悦的气氛中，父亲饶了梁启超的过错。
第三节 新儒学（1）
梁漱溟
——最后的儒家
人物介绍：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讨论了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预测。而意欲、直觉和理智是贯穿其间的三个哲学范畴。
梁漱溟自言一生的思想变化历经三个时期，在辛亥革命以前他信奉西洋的功利主义，之后他转而信奉印度人的佛学，至1920年左右在他任教北大期间才归于儒家。《究元决疑论》一文是先生三年研佛的总结，也是他崇尚唯识学的开端。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导致了《唯识述义》的写作，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后即聘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在北大任教之初，他很快便写出了《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两部讲义。
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从佛家到儒家转变的转折点，梁漱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对东方学及孔子哲学做了深刻的研究，对中国、印度、西方三个文化系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系统的分析，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计。此书成为梁漱溟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梁漱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更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自抗战开始，先生便被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中，此后五十年间一直为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人心与人生》和《中国——理性之国》是他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
生平：
梁漱溟祖籍是广西桂林。他的曾祖来京会试中进士后，举家宦游到北京。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是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候补侍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他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梁济官位不是很高但是口碑一直很好。
梁漱溟上有一兄，下有两个妹妹。由于梁父思想开化，他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是送梁漱溟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学习理化英文，接受新式教育。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欢运动，体质较弱，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到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是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是他对自己童年的评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常名列第一。梁漱溟的特点是喜欢做翻案文章，而且从不落俗套，能出奇制胜。以至于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有些先生对他还是比较赏识的，一位姓范的先生在惊叹之余，写下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褒言。
由于梁父对子女采取了信任与宽容的态度，凡事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子女讨论国家大事。所有这些成全了梁漱溟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激发了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也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梁漱溟博览群书，同时对人生苦苦思索。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食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
梁父60岁生日前夕，全家为给他祝寿进行大扫除。梁父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家人得到消息说他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此时的梁漱溟正因思考人生问题不得其解，也曾多次想自杀。父亲自杀后，梁漱溟开始看重自己的生命，决心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漱溟中学毕业，他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早先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外勤记者。他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亲眼目睹了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此时西方各种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梁漱溟读了日本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精髓》，受到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开始热心社会主义。他于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离开了报社。
由于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在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梁漱溟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也度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1917年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梁漱溟开始对东西文化作比较研究，后来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梁漱溟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此番思想转变也促成了梁漱溟的婚姻。他的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由于文化差异，两人感情平淡。1935年黄靖贤因难产去世，客观上使他得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务于社会。”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理想。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邀请，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的群众运动，借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1931年，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接着梁漱溟又和同仁一起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止。
第三节 新儒学（2）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人生。1941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致力于抗日宣传以及国共合作。由于世局多变，在1946年10月力辞民盟秘书长一职，并公开宣布退出民盟，离开政治舞台，并申明从此以后对国“只言论，不行动”。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周恩来还在天安门城楼上，颇有感慨地对各界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亦有同感，并指示有关部门务必尽快把梁漱溟请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950年梁漱溟应邀由四川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梁漱溟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最终也未能实现。
1953年，在当时全国展开的批判运动中，梁漱溟重农的思想和当时的总路线相左，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他开始潜心致力于著作，于1960年着手写哲学著作《人心与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梁漱溟三代家藏图书被毁，参考书尽失，《人心与人生》的写作被迫中断。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梁漱溟身居陋室，面对一叠白纸，萦绕他脑际的却始终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了，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正是凭着这个信念，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用写“交代”的纸和笔，偷偷地撰写《儒佛异同论》，历时月余，全文四万余字。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东方学术概观》。1970年，才得以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梁漱溟坚持“只批林，不批孔”，使写作再次陷于停顿。直到1975年此书才得以完成。正如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梁漱溟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改革开放后，梁漱溟虽在耄耋之年，毅然将自己的著作精心整理，先后出版了《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忆往谈旧录》等著作。尤其是1984年自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历时半个世纪始完成。这是继《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总结其一生思想的结晶之作。
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甚至世界思想史上，梁漱溟都是一位必须以浓墨重彩提及的人物。他创立了新孔学的思想体系，同时提出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