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录得有副本，回头送来给大人看。”
“好！请你送来我看看。”
李勉林答应着，一回去马上将曾劼刚日记的副本，专程送到天后宫行辕。
左宗棠灯下无事，细细看了一遍，其中有两条对聂规缉的批评不好，一条记于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接家报，知聂仲芳乖张已甚，季妹横被凌折，忧闷之至。”
这是家务，清官难断。另外有一条记于当年九月十五日，说他不用聂仲芳的原因：“午饭后，写一函答妹婿聂仲芳，阻其出洋之请，同为妹婿，挈松生而阻仲芳，将来必招怨恨，然而万里远行，又非余之私事，势不能徇亲戚之情面，苟且迁就也。松生德器学识，朋友中实罕其匹，同行必于使事有益。仲芳年轻而纨袴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
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左宗棠心想，这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毛病。如果当时聂规缉如曾纪泽所言，现在看来却无此毛病。正好说明此人三四年以来，力矫前失，肯求上进。
李勉林在制造局有许多毛病，伯落在聂规缉眼中，故而拿曾劼刚作挡箭牌，不必理他。
主意虽定，但因第二天便须启程江宁，无法与李勉林面谈，因而亲自执笔写了一封信说：“曾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纪鸿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轻。上年弟在京寓，目睹纪鸿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劼刚在伦敦致书言谢，却极拳拳，是干骨肉间不敢妄生爱憎厚薄之念。亦概可想。兹于仲芳，何独不然。日记云云，是劼刚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
写到这里，自觉有些强词夺理，以他的地位，便是仗势欺人，所以凝神细想了一会，想出一番说得过去的道理。
“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阁下之处仲芳不难，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则进之，不能则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讦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鼓所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即有以对曾文正矣。“
在宗棠自觉这段话说得光明正大，情理周至，但意思还不足，因而又添了一段：“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送走了左宗棠，李勉林刚回制造局，便收到了左宗棠的信及送还的曾纪泽的日记，信上一篇大道理，不但坚持原意，而且隐隐责备他，不肯照顾聂规缉，反而离间人家郎舅至亲的感情，对不起曾国藩生前栽培之德。李勉林自然很不高兴。
没有法子！但心里在想，不怕官，只怕管，左宗棠要派聂规缉来当会办，是他的职权，写信解释，还是客气的做法。接下来又想，左宗棠赏识聂规缉，是因为他肯说实话，而且肯留心“西学”，不用说，制造局造船造枪械，他不会是外行，不是外行又肯说实话，制造局的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就瞒不住了。
左宗棠派此人来当会办，说不定就是专门来捉他的毛病的。
这样转着念头，不免心事重重，但还是得强打精神来应付，当即将亲信的文案、庶务都找了来，宣布聂规缉即将来当会办，关照文案备禀请派任的公事，措词要客气、要夸奖。然后交代庶务两件事：第一，替会办找个宽敞的公馆，陈设布置，务求华美，第二，派专人携带三个月的薪水，到江宁去接“聂会办”夫妇来上任。
这个庶务叫王伯炎，是李勉林的心腹，名为庶务，并不只管制造局的冗杂小事，他不但顾问可以干预工程及购料，甚至还是李勉林的智囊，随时可以提出建议，当然，他也是李勉林的耳目，外界对制造局的批评，一直很注意的。
将李勉林交代的事，办妥了来复命时，王伯炎提到福克，“跟福克的那
张合约，“他问：”总办是打算自己跟他谈呢，还是等聂会办来谈？“
“你看呢？”
“这要看总办的意思。”王伯炎说：“各有各的好处。等聂会办来谈，好处是左大人的面子十足，聂会办也很高兴，而且，聂会办如弄了好处，就有把柄在总办手里，以后不怕他不就范。”
“嗯，嗯！”李勉林问：“坏处呢？”
“坏处就是他不要好处。公事上是开了个例，以后这种合约都归他来谈，总办的大权旁落了。”
李勉林想了一下答说：“他刚刚来，决不敢弄好处，不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反而开了个恶例。”
“说得是，总办的做法也很高明，尽量跟他客气，敷衍得他舒舒服服，就是不给他实权，叫他少管公事。”
“对！怎么把他敷衍得舒舒服服，就交给你办了，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不要紧。”
“是！”王伯炎答说：“福克昨天来问道，什么时候谈合约，我说这两天左大人在这里，总办没有工夫，等左大人走了再说。现在，我就通知他了，叫他马上来谈。”
“好！你跟他谈。”
福克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品类、价格、交货期限、合约底稿，价格是照数量多寡决定，买得愈多愈便宜，但佣金却照比例实足计算。
军火的佣金，高低不等，但最少也得一个二八扣，不过福克开的佣金，只得一个折扣，王伯炎便向翻译笑道：“福克先生在中国多年，怎么说外行话？”
“是，是佣金的折扣不对？”
“不是佣金的折扣不对。”王伯炎又换了一个说法：“是拿我们当外行看。”
翻译跟福克叽哩咕噜谈了一阵，转脸向王伯炎说道：“福克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因为是面奉左大人交代，价钱格外克己，所以他是照成本开的，等于白当差，要请王老爷原谅。”
“言重，言重！”王伯炎说：“我们要请他原谅，这个数目，我怎么向上头交代？莫非他跟胡大先生做交易，也是这个折扣？”
“是的，”福克居然通过翻译，这样回答，不过他也有解释，“以前如果跟胡先生自己谈，什么话都好说，倘或是跟左大人自己谈，胡先生是连一个回扣都不要的。”
“唏，唷！”王伯炎大惊小怪地，“照这样说，他还算特为照应我们的？”
“话也不是这么说。”翻译答说，“据我们所知，回扣有多有少，看情形而定，好在以后还有生意，总有补报的时候。”
“我是头一回，总要让我有个面子。你跟他说，我下一回补报他。”
翻译跟福克又是谈了好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回复王伯炎，“王老爷，”
他说：“福克的意思，回扣多少都行，不过价钱要提高。”
“提高到多少呢？”
“这要看王老爷，要多少就是多少。”
“喔，他的意思是‘戴帽子’？”
“是的。”
“那么戴了帽子他承认不承认呢？”
“当然承认。不过……”那翻译吞吞吐吐地没有再说下去。
王伯炎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他说：“大家头一回做交易，要以诚相等。”
“那么，我说老实话，价目表早就开出去了。”
“开给哪个？”
“胡大先生。”翻译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这两天的事。”
王伯炎一听这话，大为光火，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地，最后吐出一句话来：“原来是个圈套！”
当下弄得不欢而散，王伯炎愤愤不平，再一打听，还有气人的事，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虽然胡雪岩表示，不愿不劳而获，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买军火两成回扣，是最起码的行情，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
李勉林本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在他的判断，胡雪岩将福克带到左宗棠那里，是以西征转运局委员的身分干预江南的军火采办事宜，京中的“都老爵”
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
“合肥道赵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佯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才好。”
“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绝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分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赚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
“我明白。”
“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
“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镰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约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伤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贴”说得冠冕堂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认为言之有
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暗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昰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官，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延。
朝延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既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张树声所派水陆两员大将，一个是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此人名在水师，实在是陆军，他是淮军宿将，驻扎山东登州，随带淮军六营，由登州坐招商局的轮船出海，幕府中人材济济，总理前敌营务处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江淮世家子弟，就是翰林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曾为左宗棠办过粮台的袁保恒的侄子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不喜读书，虽是世家子弟，行为无赖，不齿于乡党。在家乡存不住身，异想天开，召集了无业少年十余人，由河南项城到山东烟台，将同伴留在旅舍中，只身去见吴长庆。
吴长庆当时以广东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他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八拜之交，对故人之子，当然要照应，首先动问来意。
袁世凯答说：“身为将门之子，投笔从戎。”又说他带来的十几个少年，都是难得的将才，“请老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