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过基辅大公的“金言”，号召各王公团结起来捍卫祖国。第三部分，俄罗斯大地响应人民的呼吁，帮助伊戈尔逃出囚禁，重返祖国，象征罗斯的复兴。
当时基辅罗斯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王公们不断地相互残杀，而突厥族的波洛夫人则盘据在黑海沿岸，严重地威胁着罗斯人民的安全。作者指出形成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既非敌人强大，也不是神的意旨，而是王公们的争权夺利：
王公们抗击邪恶人的斗争停止了，
兄弟手足只顾争吵：
“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
对于一些细小的事情，
王公们却说：“这是大事。”
于是他们给自己制造了内讧，
而那邪恶人便从四面八方
侵犯罗斯的国土，势如破竹。
作者通过基辅大公的“金言”和自己的呼吁，要求王公们和人民踏上金马镫，为“罗斯的国王”、为“伊戈尔的创伤”雪耻报仇。基辅大公被写成一个捍卫全罗斯利益的英明统治者，他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远征记》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说：“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史诗一方面谴责伊戈尔贪图个人荣誉、孤军出征的轻率行动，另一方面却热烈歌颂他敢于抗御敌人的英雄气概。“钢铁铸成的”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誓师出征。他的战士个个都是“在号角声中诞生，在头盔下长大，用长矛利刃进餐”的健儿。作者把这次远征看作全民事业的一部分，伊戈尔的惨败震动了整个罗斯，伊戈尔的妻子在城头上的哭诉正反映了人民的悲痛和希望：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是温暖和美丽的：
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照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的远征不仅和人民有血肉联系，而且和罗斯土地也是息息相关的。不论伊戈尔出征、战败，还是逃回罗斯，罗斯大地上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甚至山川日月，都积极地分担他的命运，从而加强了史诗的爱国思想和抒情气氛。作者虽把自然万物都当作有灵之物，但基本上还是表现了基督教思想，马克思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
《远征记》和民间歌谣有密切的联系，如史诗中的固定修饰语、象征、哭诉、比喻等手法都取自民间歌谣。
骑士文学盛行于西欧，反映了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以出身而言，最早的骑士来自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他们替大封建主打仗，从后者获得土地和其他报酬。骑士有了土地，住在堡垒里，剥削农奴，成为小封建主，思想上是支持封建等级制的。后来骑士土地成为世袭，于是形成了固定的骑士阶层。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十字军东侵提高了骑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接触到东方生活和文化。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了。爱情在他们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并为她们服务。他们常常为了爱情而去冒险。在他们看来，能取得贵妇人的欢心，能在历险中取得胜利，便是骑士的最高荣誉。由于他们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低层，他们中间有些人也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他们并不反对基督教；正相反，他们有时也为宗教去冒险，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他们往往不顾基督教的出世思想和禁欲主义而要求享受生活，要求文化，从东方回来的骑士把东方文化带到了当时还处于野蛮状态的西欧国家。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些诗人和歌手。他们的诗作歌唱现世生活和爱情，歌唱骑士的冒险，同时也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弥漫着宗教神秘思想，并且往往掺杂着一些怪异故事。
十二、十三世纪是骑士文学的繁荣时期，以法国为最盛。骑士文学分两种：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
骑士抒情诗的中心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民族从法兰克王国瓦解以后，政治独立，商业发达，贵族文化也趋于繁荣。“它在近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普罗旺斯诗人被称为“特鲁巴杜尔”（或译行吟诗人），多数是封建主和骑士，也有少数手工艺人和农民。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的有数百之多，但作品留存的很少。他们的诗歌一般咏唱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其中以“破晓歌”最为著名。“破晓歌”叙述骑士和贵妇人在破晓时候分离的情景。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统治阶级中，婚姻是包办的，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封建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并举了《尼伯龙根之歌》中克里姆希尔特等人的婚姻为例。他又指出，骑士爱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人之爱，其作用是破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并且说普罗旺斯爱情诗的精华是“破晓歌”。这种诗歌在当时很受欢迎，后来就变得千篇一律了。普罗旺斯诗人运用的诗体有的是从民间诗歌接受过来的，有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的诗格律谨严，技巧复杂。他们对诗学作过一些探索，有“明”和“暗”两派。明派主张诗要明朗易懂，暗派提倡隐晦难解的风格。十三世纪初北方贵族在教皇策动下镇压了南方“异端”运动，南方一些贵族如土鲁斯伯爵等，由于容纳“异端”，也遭到覆灭，在他们宫廷中居留的许多普罗旺斯诗人逃亡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大利，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歌的发展。
德国这时也产生过大量的骑士抒情诗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尔特·封·弗格尔瓦德（1170…1227）。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骑士家庭，一一九八年后在各地漫游了二十多年，熟悉人民的疾苦，他的作品超出了一般骑士抒情诗的范围。如有名的抒情诗《菩提树下》不是写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而是写普通青年男女的淳朴爱情，音调和谐，语言简练，有民歌风味。更有意义的是他的政治诗和格言诗，主要反映当时教皇和王权的斗争。作者态度鲜明地维护王权，揭露教皇分裂德国的阴谋，谴责教皇的虚伪，表现了爱国精神。
骑士传奇的中心是法国北方。法国北方的诗人被称为“特鲁维尔”（也译为行吟诗人）。骑士传奇的主题大都是骑士为了爱情、荣誉或宗教，表现出一种冒险游侠的精神。骑士传奇不同于英雄史诗，它没有历史事实根据，而是出自诗人的虚构，有的取自民间传说，有的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骑士传奇可以按题材分为三个系统。
一、古代系统一般是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品，像《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伊传奇》、《埃涅阿斯传奇》等。这些传奇写古希腊、罗马故事，但它们的英雄则具有中古骑士的爱情观点和荣誉观点。
二、不列颠系统是围绕古克尔特王亚瑟的传说发展起来的，其中主要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西欧各国流传很久。法国诗人克雷缔安·德·特洛亚（12世纪）是这个系统的代表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朗斯洛或小车骑士》（1165？）、《伊凡或狮骑士》（1175？）、《培斯华勒或圣杯传奇》（1180？）。《朗斯洛》是最典型的骑士传奇，写亚瑟王的骑士朗斯洛和王后耶尼爱佛的恋爱。为了寻找耶尼爱佛，朗斯洛不惜牺牲骑士的荣誉，不骑马而坐上小车，随后又冒生命危险爬过一道像剑一样锋利的桥。在比武场上，不论耶尼爱佛命令他退让或还击，他都唯命是听，绝对忠诚。他集中体现了骑士的爱情观点。《培斯华勒》写骑士们到各处寻找盛过基督的血的圣杯，充满神秘幻想。德国诗人哈尔特曼·封·奥埃（1170？…1215？）、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1170…1220）等都以克雷缔安的作品为蓝本，写出长篇的骑士传奇。
《特利斯坦和伊瑟》（12世纪）也属于不列颠系统，是在德、法两国民间流行很广的一部亚瑟王传奇。保留下来的只有法国两诗人贝卢勒和汤玛（均12世纪）及德国诗人高特夫里特·封·史特拉斯堡（创作时期约在1205…1220）等人的残篇。这个传奇写特利斯坦和伊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其功效是使人永世相爱。他们受到伊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这个故事肯定骑士的爱情，把爱情描写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是和基督教把爱情看成是邪恶的那种宗教道德观点相抵触的。
三、拜占廷系统是用拜占廷流传的古希腊晚期故事写成的作品。《奥迦生和尼哥雷特》（13世纪）写贵族子弟奥迦生爱上女奴尼哥雷特，遭到父亲的反对。他为了爱情忘了保卫国家、抵抗外敌的骑士责任。这部传奇说明从罗兰到奥迦生的二、三百年中，骑士精神已经衰落了。《奥迦生和尼哥雷特》中咏唱和叙述互相交迭，咏唱部分是用韵文写的，叙述部分是散文体。
骑士传奇反映的生活面狭窄，虚构成分较多。它往往以一两个骑士为中心人物，把他们的冒险经历组织成一个长篇故事，在人物外形、内心活动、生活细节等方面都有细致的描写，对话生动活泼。这些艺术特点使骑士传奇初步具备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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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市文学
西欧各国从十一世纪起，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城市是在不断斗争中发展的，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十三世纪，市民为自己的独立，不分阶层，共同反抗封建主，建立公社。第二阶段是十三、十四世纪，手工业主反抗城市贵族上层分子，进行“行会革命”。第三阶段是十四世纪以后，城市平民（帮工、徒工、雇工等）反抗城市贵族和大行会。国王一向利用城市来和割据的封建贵族作斗争。城市是王权的支持者，因为市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农民反封建的斗争逐渐表面化，他们和城市平民结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冲击着封建制度。这又迫使小封建主向国王寻求保护，并支持王权。教会和国王之间虽有矛盾，但它一直是封建制度最顽强的支柱。
十二世纪，城市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它要求有自己的文化教育，办起私立的非教会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阿贝拉尔的学校。彼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是早期城市文化的代表。他用理性来限制宗教信仰的权威，他针对封建制度的辩护士所提出的“信仰而后理解”的口号，提出“理解而后信仰”的相反的口号。尽管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信仰，而只是反对盲目信仰，但教会还是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同时，在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异端”运动，形成了世俗文化。教会感到危险，竭力加以压制。它设立宗教裁判所，作为镇压“异端”教派和自由思想的工具。它又从理论上反攻，圣·贝拿尔（1091…1153）、圣·阿尔伯特（1193…1280）、圣·托玛斯·阿奎那斯（1224…1274）等是捍卫教会权威的理论家。
城市文学的产生同城市斗争及“异端”思想有密切关系，同时也适应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创作，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描写市民生活或提出市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它歌颂市民或农民的个人机智和聪敏，反映了萌芽中的新阶级的精神特征。它的主要艺术手法是讽刺，有时尖锐，有时温和，这要看作者是站在城市上层还是下层的立场。此外，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封建文学和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梦境等手法。它的风格简单朴素，语言生动鲜明，有时流于粗俗。
法国是西欧城市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城市文学也最发达。“韵文故事”是法国最流行的一种城市文学类型，当时数量很多，保留下来的却很少。它的特点是故事性和讽刺性都很强。作者把社会生活用生动的语言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把骑士和僧侣的丑态揶揄尽致，同时也暴露市民的贪婪自私。它反映的社会面广，从骑士、僧侣、法官到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仆役以及乞丐都成为它描写的对象。记述上和农民有密切联系，而且城市斗争在最初阶段是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布吕南》揭露乡村教士贪婪成性，想骗取农民的牛，结果却赔了自己的牛。《驴的遗嘱》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