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法官是国王》（1620…1622）。但是也有些“斗篷加剑”的喜剧只写贵族家庭纠纷和维护贵族荣誉的题材，局限较大。第二类剧本是谈社会政治问题的，主要取材于民族历史和民间传说。这类剧本揭露了暴君的罪恶，塑造了一些理想君主的形象，如《塞维利亚之星》（1623）。有些则直接描写西班牙农民对封建主的反抗。
《羊泉村》（1609…1613）是维加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描叙1476年羊泉村人民反抗领主的史实。剧中写卡拉特拉瓦骑士团队长费尔南·戈麦斯在驻地羊泉村企图污辱当地村长的女儿劳伦夏，劳伦夏被青年农民弗隆多索救出。随后费尔南又破坏这对青年的婚礼，劫走新娘，要把弗隆多索绞死。劳伦夏逃回村中，呼吁乡亲起来抗暴。全村人民起义，攻占城堡，杀死了费尔南。事后，国王赦免全村人民，把羊泉村收归自己管辖。
剧本揭露了封建主的专横暴虐，歌颂农民为维护自己的荣誉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剧中的农民集体的形象最为动人，他们的反抗情绪随事态的发展而增长，法官严刑拷打他们，全村三百多人众口一词说杀死队长的是“羊泉村”，连十岁的小孩也这样坚强。女主人公劳伦夏的形象也很生动，她从一个聪明倔强的姑娘成长为英雄。剧本最后也反映了维加对专制王权的看法，以为人民和国王的利益可以一致，共同反对封建主。
维加的剧本都是三幕诗剧，场次很多，场景经常变换，剧情进展很快，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交织在一起。维加善于安排富于戏剧性的场面，情节引人入胜，结局往往出人意外，偶然的因素在情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维加剧本中人物众多，描写真实生动，但是性格刻画不够深刻。
维加的剧本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剧场几乎天天上演他的戏。塞万提斯称他是“自然的奇迹”。他的创作奠定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基础，形成一个戏剧流派，并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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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
十四世纪以后，英国封建经济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兴起。“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从十四到十五世纪，羊毛业有很大发展，到了十六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成长更快，圈地运动使资本主义深入到农村。地中海航道的改变以及英国战胜西班牙后夺得的海上霸权，进一步刺激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的掠夺，促成经济的高涨。
在十四世纪，市民阶级已经兴起，到了十六世纪形成资产阶级。世袭贵族在农民起义、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之后，到十六世纪已大部消灭，一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化，成为新贵族。另一部分贵族不甘灭亡，勾结国外封建势力，和王权斗争。王权在基本上消灭了世袭贵族，并进行宗教改革之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王权利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支持王权，以扫清世袭贵族的残余势力。但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资产阶级掀起清教运动来反对代表王权的国教，为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依靠残酷剥削国内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而取得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给资产阶级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也促成文学的繁荣。人文主义思想在新文学的园地里开花结果，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七世纪初期，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都很发达，成为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文学的全盛期。但阶级矛盾在当时是十分尖锐的，因而文学也反映出不同的倾向，大体可以分为民主和贵族两类。圈地运动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陷于饥饿贫困的绝境，城市贫民人数激增，政府颁布血腥的法令迫使他们廉价出卖劳动力。有一些新兴资产阶级作家对劳动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他们不仅反封建，而且对资本主义也有所批判，如莫尔、莎士比亚。另一些作家则带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倾向，他们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关心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但和劳动人民有很大距离，如斯宾塞。
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英国的另一表现形式是清教运动。清教这一教派反对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因素，反映资产阶级上层利益。它提倡节俭，以上帝的意志为借口，替资本积累作辩护。它反对世俗文化，尤其是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戏剧。从思想上说，它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
具有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中最早的代表是杰弗利·乔叟（1340？…1400）。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市民阶级兴起，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统治的年代。他和兰格伦同时，但反映了新的潮流和趋势。
乔叟出生于富有市民家庭，早年在宫廷服务，多次出使法国和意大利；脱离宫廷后，任伦敦海关监督和外省官职。他的长诗《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1381？）是根据卜伽丘的长诗《菲洛斯特拉托》改写的，叙述特洛伊战争时期特洛伊王子特洛伊勒斯和一个贵族寡妇克丽西达恋爱，后来克丽西达又爱上希腊将领，背弃了特洛伊勒斯。作者从新兴市民阶级的立场出发，肯定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反对封建礼教和教会的禁欲主义。作者把爱情看作人的“天性”，嘲笑王子在开始时表现的对爱情的抗拒态度。他歌颂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同情王子的不幸结局，宽恕女主人公的“变节”。在性格塑造上，作者发挥了传奇文学中的心理刻画手法。故事虽然发生在古代的特洛伊，但诗中描绘的则是十四世纪英国贵族的生活图景。
乔叟的主要作品《坎特伯雷故事》（1387…1400），以一批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朝圣的客人的旅行为线索，写了24个短篇故事，绝大部分用诗体写成。卷首有总序，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介绍了朝圣的香客，有声有色地刻画了他们的外表、举止和精神面貌。他们之中有骑士、侍从、地主、自耕农、贫苦农民、形形色色的僧侣、女尼、市民、商人、海员、大学生、手工业者等，构成了十四世纪英国社会的缩影。
故事有的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口头文学，有的取材于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但故事反映的生活属于十四世纪英国的现实社会。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爱情和婚姻问题的，作者的基本态度和《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中所表现的相同。他否定那种诉诸武力的、骑士式的爱情（《武士的故事》），肯定女权（《巴斯妇的故事》）；他对丈夫一再考验妻子表示不以为然（《学者的故事》，即《十日谈》最后一个故事），反对买卖婚姻（《商人的故事》），主张夫妇互相敬爱（《自由农的故事》）。另一部分是讽刺僧侣的欺骗（《法庭差役的故事》、《船手的故事》、《赦罪僧的故事》中的开场语），揭露教会对人民的压迫（《游乞僧的故事》）也有揭露金钱的罪恶的（《寺僧的乡土的故事》、《赦罪僧的故事》）。乔叟的故事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因素，反映出十四世纪英国历史的趋势，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朽败落。但作者并未能摆脱宗教思想，表现了消极容忍的人生哲学（《梅利比的故事》）。和卜伽丘一样，他在肯定爱情，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也流露出市民阶层对纵欲的欣赏。这些都是本书的糟粕。
乔叟的现实主义成就很高。他为市民创作，继承了城市文学的描写现实的传统。在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他都远远超过英国以前和同时代的作家，甚至超过卜伽丘。他所塑造的人物不仅外貌栩栩如生，而且结合外貌展示人物的内心特征。他利用故事之间的插曲，或使人物用所讲的故事彼此讽刺，来突出人物之间的矛盾，使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喜剧性。在结构上，各个故事的框架并不呆板，作者从现实生活中选出朝圣的场面，予以充分发挥。作品尽管还有许多题外话，但由于他善于选择和安排情节，因此故事性强。他的风格特点是幽默和讽刺，在揭露人物的虚荣、伪善、庸俗、愚蠢时，不作强烈谴责，这是和作者的市民立场分不开的。乔叟不用法语或拉丁语写作，而用伦敦方言。他的语言生动活泼。他在许多故事中所首创的诗体，称为双韵体，成为以后英国诗歌中最通行的一种。乔叟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
乔叟死后，出现了一批模仿者，但他们的成就不大。整个十五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处于停滞状态，但英国知识界（贵族、僧侣）仍不断和意大利有密切交往，介绍古代哲学和文学。十五世纪末牛津大学正式教授古代语言，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学者，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先导。印刷术的传入也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最主要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他出身伦敦市民上层，在牛津大学学习，和埃拉斯慕斯交往，后来任下议院议长和英国最高法官。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随宗教改革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莫尔同情人民，反对宗教改革，并因此被杀。莫尔写过许多关于宗教改革的论战文章、历史和传记，而主要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1516）。
《乌托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作者出使尼德兰，遇见一个葡萄牙航海家，通过和他的对话，作者批判了当时的英国和欧洲社会。第二部分，航海家描写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乌托邦》有力地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作者目击农民由于圈地运动而陷入惨境，对于这“羊吃人”的社会提出忿怒的谴责。他以对人民的深厚同情，揭发了法律的残酷，封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贪得无厌的掠夺和寄生生活，以及其他不公平现象。他认为社会罪恶的原因在于私有制，必须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正义。针对这一情况，他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人劳动，产品丰富，按需分配。这里没有专制暴政，没有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但乌托邦的经济基础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古式的手工业，它的政治组织是若干城邦的联合体。乌托邦仍然允许奴隶存在，脑力劳动者仍占优越地位，宗教仍然是必要的。它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宗法社会、中古生产方式、城邦政体的混合物，纯属空想。这部作品是资本主义产生以后一系列畅想未来的著作的开端，对后来描写理想社会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是英国文艺复兴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大批作家。在诗歌方面，这一时期内产生过大批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创作，歌颂爱情，歌颂祖国，宣扬新思想。诗人们借鉴古典的和外国的诗歌格律，介绍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并创造了在英国诗坛影响深远的无韵诗体。这批诗人中，除莎士比亚以外，最有成就的是埃德门·斯宾塞（1552…1599），他的长诗《仙后》（1589，1596）歌颂女王，宣扬资产阶级新人应具的品质，是第一部英国资产阶级的民族史诗。在风格上，他继承了骑士传奇文学，也模仿意大利的阿利奥斯托。
诗歌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分不开的，意大利的文艺理论推动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活动。锡德尼（1554…1586）的《为诗一辩》（1580）是对清教徒的反击，总结了英国民族文学的成就，并传播了意大利多年来探讨的关于三一律等的创作理论。
从五十年代开始，古希腊、罗马和当代其他国家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英语，对传播新思潮，推动文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应当顺便一提的是《圣经》的翻译，从1525年起共出过9种英译本，以最后的1611年译本为定本。《圣经》的翻译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译文朴质、严肃，能够发挥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自成风格，对后来英国散文影响很大。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小说也开始发达。一种属于传奇性质，适应贵族趣味，如约翰·李利的《攸弗依斯》（1579，1580）、锡德尼的《阿刻底亚》（1590）。另一种反映社会下层的流浪汉生活或手工艺人发家的经历，如纳施（1567…1601）的《不幸的旅客》（1594）、狄罗尼（1543？…1600？）的《纽伯利的杰克》（1596…1600），这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声。
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新大陆的发现，资产阶级的国外掠夺，使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历史和地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