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涌现了大量的革命诗歌。督政时期以夏多布里盎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作家，标志着被推翻的封建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反扑。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的女作家斯太尔夫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曾寓居德国，受到同时代德国作家的影响，她的著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雨果早期受消极浪漫主义影响，但从复辟王朝后期起，他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逐渐明确起来。他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
十九世纪初，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产生了以白尔谢、曼佐尼和莱奥帕尔迪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基本上反映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它同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有密切关系。
在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作家和普希金。他们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反映了浪漫主义在俄国的两种不同倾向。
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吸收歌德、席勒和拜伦等的一些特点，为波兰民族文学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是主要的文学潮流，但是也出现了最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法国的司汤达1830年发表《红与黑》，巴尔扎克1829年发表《朱安党人》；普希金1830年最终完成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30年代，在一些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里，劳资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也更加反动腐朽。浪漫主义作家的理想日益显出它的空幻性，浪漫主义运动趋于衰落，批判现实主义逐渐成为欧洲文学中的主要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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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德国文学和歌德、席勒
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到1830年左右，德国文学非常繁荣，“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发展。尤其是歌德和席勒合作的十年（1794…1805），在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文学的“古典时期”。
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只在个别地区，如东部的萨克森、西部的莱茵河流域，有了一定的发展。法国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欧洲反动的封建势力进攻法国，企图扼杀这场革命，但在法兰西共和国人民军队英勇抵抗的面前遭到失败，莱茵河以西地区为法军所占领。后来拿破仑在法国取得政权，对德国发动战争，于1806年击败普鲁士，把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各邦组成莱茵联盟。1813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在维也纳举行分赃会议，随后又缔结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德国经过拿破仑战争的风暴，从二百九十多个国家合并为三十四个国家和四个自由市，它们在奥地利控制下组织了德意志联邦。这个联邦未能对德国统一起促进作用，只不过是各邦统治者用以控制人民、镇压进步力量的工具。德国人民所向往的统一和自由都成为泡影。这是一个黑暗的、反动的封建复辟时期。
对于法国革命，德国社会各阶级有不同的反应：封建统治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农民和工人表示热烈欢迎，个别地区有自发性的起义事件发生，但很快就遭到当地反动统治者的镇压；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度感到无限兴奋，他们认为前一代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即将随着革命而实现。但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脆弱的，它主要还是依附封建势力而生存，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抽象地赞同革命，却没有实行革命的要求和能力。他们既不满封建的专制制度，又害怕自下而上的斗争，所以在法国革命逐渐深入，尤其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除了少数人如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1754…1794）等以外，大多数都吓得倒退了，有的甚至成为革命的反对者。在贫穷落后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只能在精神世界中创造资产阶级的理想图像，例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歌德、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和一些浪漫主义者的梦幻，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等，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康德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互相敌对的世界观，在他承认客观世界即“物自体”的存在的同时，又宣称这个“物自体”是不能认识的，可能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及他对天才、自由、艺术即游戏之类的概念的阐述，替浪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他把艺术和审美活动看作自然界的必然王国和精神界的自由王国二者之间的桥梁，这一思想对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也起了影响。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曾对此加以发挥。费希特摈弃了康德的“物自体”，把“非我”看作“自我”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绝对理念的“另一体”或自身发展的结果，他发扬了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辩证思想，在哲学和艺术理论中都建立了历史发展观念。谢林则宣扬自然和精神、客体和主体在“绝对”中的统一；他说，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这种哲学对浪漫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不同于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更不同于德国启蒙文学初期高特舍特倡导的对法国古典文学形式的模仿。它是在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8世纪80年代，歌德和席勒先后脱离狂飙突进时期，在法国革命前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逐渐形成他们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发民，日益接受所谓人道主义的理想，他们企图培养完整的、和谐的人。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统，但是削弱了后者的反宗教、反封建的内容，而提倡以宽容和妥协来解决情感和理智、自由和法则、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在艺术上要求形式完整，语言纯洁。他们接受了温克尔曼用以概括希腊艺术特点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伟大”的看法，把希腊艺术作为典范，同时也从民间文学里吸取养分。但他们回避革命，不想通过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来改造人，只想用抽象的理想来教育人，甚至企图在“和谐”中维持旧的社会秩序。这种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人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虽然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但它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前看的，它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与此相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多数是消极的、向后看的，甚至是病态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结束于19世纪30年代。当“古典”主义主要只能由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名字来代表时，浪漫主义则拥有大量的作家和诗人。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除诺瓦利斯出身贵放外，史雷格尔兄弟、蒂克等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曾一度表示欢迎，随后由于对法国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厌恶，才否定现实，向后退却。他们缅怀过去，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时代。他们标榜要创造一种“新”的文艺，实际上这是一种反动的文艺。他们继承了狂飙突进运动崇尚情感、不受理性约束的方面，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神。在艺术上，同启蒙时期文学相反，他们混淆文学艺术种类的界限；同“古典”主义文学相反，他们的作品形式散漫，语言含糊甚至怪诞。他们写出大量作品，艺术上的成就却很有限，政治上则越来越趋向反动，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投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成为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先驱”了。
在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时期，德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爱国情绪高涨，涌现出爱国歌手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791…1813）等，他们抵抗法国侵略，号召人民起来行动，尽管他们的思想中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时势所趋，一些较晚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创作辞藻华丽、充满怀古情调的作品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中间，有人写出爱国诗歌，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有人搜集和整理民间童话和民歌。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此外，浪漫主义者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过卓越的成绩。这可以说是德国浪漫主义派对德国文学作出的带有积极性的贡献。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非常猖獗，浪漫主义文学内容更为空虚，不少浪漫主义者美化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上妖冶的服装，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文化助手。这期间老年的歌德却密切注意欧洲先进国家的进步事物，继续进行创作。他反对文学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主义的倾向，不断地谴责浪漫主义脱离现实和敌视人生。他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但他晚年的作品，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不能说纯粹是“古典”主义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分。与此同时，青年海涅已经写出清新生动的抒情诗和尖锐地讽刺德国落后现象的散文，预示德国文学中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他的创作本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他后来却“用鞭笞答谢了老师”。
歌德在1775年接受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魏玛任枢密顾问，担任军事、交通、财务等行政工作。意大利旅行（1786…1788）归来后，他摆脱了行政事务，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并领导魏玛宫廷剧院27年之久（1791…1817）。除少数几次旅行外，他长期居住魏玛，1832年逝世。
歌德初到魏玛的十年，是从狂飙突进运动转入“古典”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到了萨克森—魏玛公国，本来抱着一套改良主义的想法，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改革，但是没有成功。这时期他的主要创作是一些抒情诗和叙事谣曲，如《致月词》、《浪游人的夜歌》、《迷娘》、《魔王》、《渔夫》等。这些诗是青年歌德诗歌的继续，但是已经失去《普罗米修斯》那种反抗的精神，而代之以更多的抒情因素。到了80年代初期，他的诗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内容越来越多，他笼统地赞颂人的“高贵”、“友爱”、“善良”（如《神性》）。同时，他的某些具体工作如视察矿山等使他渐渐对自然界发生兴趣，他研究了地质学、生物学、解剖学，这对于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进化论观点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1786年，歌德到意大利旅行。他在意大利停留将及两年，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在意大利，他完成了1775年就已开始的悲剧《哀格蒙特》（1788），把1779年写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散文稿改为无韵诗体（1787），回到魏玛后，又写出八十年代初所计划的《托夸多·塔索》（1790）。这三部剧本，第一部标志着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后两部则是歌德“古典”主义初期的代表作。
《哀格蒙特》的剧情发生在16世纪尼德兰反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剧中主人公总督哀格蒙特伯爵为尼德兰人民所爱戴，但是他对敌人态度游移，不够坚强，最后被西班牙派来镇压尼德兰人民的阿尔巴将军逮捕处死。歌德在这里创造了哀格蒙特的情人克莱尔辛的感人形象，她来自民间，质朴忠实，在哀格蒙特被捕后，她勇敢地呼吁市民起义。但是往日表示拥护哀格蒙特的人们都慑于阿尔巴的威力，不敢行动。她呼吁无效，服毒自杀。哀格蒙特在临死的前夕，梦见克莱尔辛化作自由女神在云中出现，宣示他的死亡将给尼德兰带来解放，并且递给他胜利的花环。这个剧本还贯穿着像《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那种狂飙突进、反抗暴君、争取自由的精神，但是歌德把历史上反动的哀格蒙特写成一个正面的理想人物，把尼德兰解放战争中进行过英勇反抗的人民写成无能的群氓，这反映出歌德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轻视群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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