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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纳尔沃思堡》主要写16世纪伊利莎伯朝恃权争宠的大臣莱斯特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声名地位，残杀了和他秘密结婚的妻子。作者也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了伊利莎伯女王，宠臣萨塞克斯和莱斯特两大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莱斯特公爵的城堡肯纳尔沃思举行的招待女王的盛大宴会和各种反映历史、传说的化装表演。小说还穿插了不少伊利莎伯时代的文坛轶事和有关民间艺人、药师、巫师、小酒店生活的记述，使小说成为一部丰富多彩的风俗史。
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和司各特有联系的出版公司破产，使他负债13万英镑。司各特写书偿债，因而损害了健康。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取材于12世纪以后的历史，善于描写历史上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往往把一些个人的遭遇同巨大的历史变革结合在一起，给人民以较为显著的地位。他的作品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富于生动的地域特点和民族色彩，规模宏大，情节离奇曲折，场面绚丽动人。他擅长通过风景和环境来烘托气氛，并把它们和故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的小说为此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欧洲许多著名作家推崇他的作品，有些还受到他的影响，如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大仲马，俄国的普希金，意大利的曼佐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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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和雨果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1794）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尖锐，国内有保皇分子的阴谋破坏，国外有欧洲封建联盟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派别斗争。在短短的五年中，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789年7月到1792年8月是自由主义贵族阶级、国王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阶段；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党执政的阶段；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专政的阶段。雅各宾党体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的利益，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最坚决的代表。这种复杂而尖锐的政治斗争在当时戏剧、散文和歌曲里得到强烈的反映。
这个时期的戏剧比较重要的有悲剧和时事短剧。悲剧取材于历史，或者歌颂罗马时代的英雄事迹，或者揭露法国历史上的封建罪恶和宗教迫害。其目的是借古喻今，服务于当时的革命事业。玛利—若瑟夫·谢尼耶（1764…1811）是写这类悲剧的著名作家。他的时事短剧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没有复杂的情节，它是革命斗争中逐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舞台上迅速的记录和直接的反映，颇为革命观众所欢迎。
为了鼓动和宣传的需要，演说和政论文盛极一时。在封建专制时代，演说主要是统治阶级用以宣传宗教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给演说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听众，因而演说体散文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个时期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1745…1793）、丹东（1759…1794）、罗伯斯庇尔（1758…1794）等人也都是著名的演说家。法国在革命以前没有日报，只有杂志和不定期的报纸，而且内容都是属于文学、科学和宗教方面的，不涉及政治。革命爆发以后，创办日报之风大兴，于是与演说文相类似的政论文也应运而生。
革命时期歌曲创作极为丰富，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创作，有的出自职业作家之手。在当时传播最广的歌曲中，《一切顺利》（1790）反映法国人民在革命艰苦时期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卡尔马纽勒歌》（1792）讽刺路易十六和王后阴谋叛国、逃亡未遂的可耻勾当。卢歇·德·利勒（1760…1836）的《马赛曲》（1792）显示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铲除封建暴君的坚强意志，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的战争中起着“共和国最高统帅”（拿破仑语）的作用；玛利—诺瑟夫·谢尼耶的《出征歌》（1794）表达了前后方人民奋起杀敌、捏卫共和的愿望。歌曲是法兰西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革命时期的歌曲诙谐轻快，充满战斗激情，它是法国人民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光辉体现。它对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产生过影响，而且也为巴黎公社时期的诗人们所批判继承。
玛利—若瑟夫·谢尼耶的哥哥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的诗歌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享乐主义的倾向，以及希腊、罗马抒情诗的影响和造型艺术的特征。《牧歌集》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科学诗，歌颂科学发明和启蒙思想。1789年革命爆发时，他同情革命，发表了迎接自由的颂歌，但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他却参加君主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反对雅各宾革命政权，因而被判处死刑。囚禁期间，他写了《古体讽刺诗集》（1794），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对雅各宾政权进行恶毒咒骂和诬蔑，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安德烈·谢尼耶在诗体改革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反对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代作品。他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死后25年，他的诗集才出版问世。他的诗受到浪漫派诗人的重视，对19世纪60年代巴拿斯派也产生了影响。
1794年雅各宾政权被推翻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随之建立；人民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巴贝夫的秘密组织——平等社的活动遭到失败，保皇党的叛乱不断发生。拿破仑以平息国内叛乱和击退国外封建联军而震动全欧，但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查理十世执政，是波旁王朝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极端保皇分子进入内阁，天主教教会势力更为猖獗，这样就促成了人民群众反对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1830年七月革命后，掠夺革命果实的银行家统治着法国，金融资产阶级进入全面胜利和巩固时期，但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折之中，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封建势力妄图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渴望实现革命的理想。消极的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流派就是上述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卢梭的学说起过重大的作用。卢梭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卢梭这种关于感情的学说，成为后来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导致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成。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这个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品大量地被介绍到法国，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使法国作家扩大眼界，在促使他们摆脱古典主义法则的束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在法国是同时出现的。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盎，而他的同时代人斯太尔夫人则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反对古典主义，但在政治上并不一致。夏多布里盎是正统王朝的拥护者，斯太尔夫人则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属于消极浪漫主义的还有19世纪20年代开始登上文坛的拉马丁和维尼。
1824年以后，以雨果为中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20年代后，法国人民反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是促使积极浪漫主义者展开活动的重要原因。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在这个时期的歌曲创作，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理论著作《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1825），都在不同情况下有助于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展。1827年雨果发表了《克伦威尔序言》，全面提出浪漫主义的纲领，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史上一件大事。《序言》从戏剧角度猛烈抨击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强调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并提出对照原则，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要素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他指出古典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只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而忽略了“丑怪粗野”的一面。同时《序言》也提出艺术选择问题，认为艺术是自然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不是单纯表现事物本身；艺术的真实是一种高于现实的真实。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进行选择，不是选择“美”的东西，而是选择有特点的东西。《序言》还涉及了描写地方色彩、韵文体优于散文体以及吸取普通语言等问题。尽管《序言》有些看法是错误的，例如认为基督教把人类引进新的发展阶段，并根据基督教宣扬的“善”与“恶”两种因素构成人的本性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提出艺术上的对照原则；但就其总的精神来说，《序言》还是强烈地反映了1830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也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对当时文坛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积极浪漫主义不但有它的纲领，而且有它的刊物（《地球》）、组织（“第二文社”）和基本队伍，参加这个队伍的除了作家以外，还有画家和雕刻家。1830年2月雨果的《欧那尼》上演，剧本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以及演出时剧院中那场激烈的斗争，显示着积极浪漫主义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胜利。
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勒内·德·夏多布里盎（1768…1848）出身于旧贵族家庭。法国革命爆发后，他曾至北美旅行，后来因在反革命战争中受伤，流亡伦敦，在那里发表了反对启蒙思想的《革命论》，并着手撰写《基督教真谛》。1800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阿达拉》（《基督教真谛》中一个片段），1801年，正当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之际，《基督教真谛》全书出版，对于恢复宗教势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他又将书中另一个片段《勒内》抽出，和《阿达拉》合印出版。
《阿达拉》描写爱情和宗教的冲突，结果宗教战胜了爱情。作者在这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宣扬原始罪恶、惟有基督教能使人免遭尘世苦难等反动观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印第安女子阿达拉爱上异教徒夏克塔斯，但是由于母亲许过愿把她献给上帝，她不敢违背誓言，让母亲在来世受苦，于是服毒自尽。阿达拉临终时，由于传教士对她进行天国的说教，她也就不再感到死亡的痛苦。夏克塔斯曾经因为阿达拉的死而诅咒过天主教的残酷，最后也与天主教和解了。在《勒内》里，夏多布里盎以他自己为蓝本，描写一个没落贵族青年的形象。勒内为了追求“无名的幸福”，焦躁不安，四处飘泊，抱怨宇宙人生，而对死亡和荒凉残破的景物则特别留恋。勒内这种宿命论的、无法解脱的忧郁心情，实际上是被剥夺了特权的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夏多布里盎对勒内这个人物抱有无限的同情；他把他写成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并认为这种不幸正是出身高贵的勒内与众不同之处。假如说，作者在《阿达拉》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那么在这里，就是要挽救那个注定要灭亡的贵族阶级的威望。
夏多布里盎在政治上一直忠于正统王朝，波旁王朝复辟他又恢复政治活动，成为当时法国反动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在创作方面，夏多布里盎还写了小说《殉道者》（1809）、《纳契人》（1826）、《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1826）、游记《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1811）和自传《墓外回忆录》（1850）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