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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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史- 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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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所常用的“返回自然”的主题,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以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和老茨冈的道德加以理想化,用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这表明,作者已意识到浪漫主义主人公返回自然的愿望也是虚幻的。 
  1824年,普希金在米海洛夫斯克村过着幽禁的生活。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童话和民歌。这一切,丰富了他的创作,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民族特色,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起过良好作用。 
  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1825)是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描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俄国动乱年代的故事。据当时民间传说,奸臣戈都诺夫在1591年害死了年幼的皇储季米特里。戏剧开始时写1598年戈都诺夫登上皇位。1603年,一个青年僧侣葛里戈里偶然知道了戈都诺夫篡位的内幕,怀着个人野心,僭用季米特里的名义,投奔波兰。次年假皇子季米特里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举兵反叛戈都诺夫朝廷,人民不堪戈都诺夫的苛政,拥戴假皇子,使他取代了戈都诺夫的地位。悲剧虽然涉及争权夺利的宫廷纠纷和俄国与波兰的民族矛盾,但着重揭示的是戈都诺夫失败的社会原因。戈都诺夫杀死皇储,篡夺皇位,取消“尤利节”,使他失去了人心。作者让假皇子的一个近臣加夫里拉·普希金点明全剧的中心思想: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 
  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作者以古喻今,在剧中指出沙皇和人民相对立,人心向背是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俄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规劝沙皇施行开明政治的意思。这部历史悲剧打破古典主义的陈套,分为二十三场,剧情发生的地点不断变换,前后经过七年,人物众多。戈都诺夫和假皇子的性格比较鲜明。剧中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这在俄国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全剧用无韵诗体写成,为了符合人物身分,作者有时采用俚俗的语言,有时采用高雅的语言,有时用诗,有时用散文。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次年,新即位的居古拉一世为了收揽人心,把普希金召回首都。普希金对他抱有幻想,曾写过《绝句体诗》和《致友人》两首诗,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慈念”上。这是普希金思想上软弱的一面。但他又不能忘怀旧日的朋友十二月党人。1827年,他写了《致西伯利亚》一诗,向十二月党人说道:你们“悲壮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胜利终会到来。他托人把这首诗带给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立即写了一首诗给普希金,诗中说:“我们悲壮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熊熊的烈焰。”这段时期,沙皇亲自监察普希金的思想言论,秘密警察不断纠缠他。1830年秋,他在波尔金诺逗留了三个月,写出四个小悲剧、一部长诗、六篇小说、约三十首抒情诗等。六篇小说中的五个短篇合称《别尔金小说集》(1832),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员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写作前后经过八年(1823…1830),1833年出版全书。小说描写当时一个贵族青年奥涅金感到社交生活空虚无聊,离开首都,来到乡间。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在决斗中杀死挚龙连斯基。他漫游全国之后回到彼得堡,又遇见达吉雅娜,这时她已成为社交界的贵妇人。他追求她,但遭到拒绝。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读过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卢梭的《民约论》,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他也曾有过热烈的梦想,希望在俄国出现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可是,他看见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墨守成规。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不可能看到变革俄国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不愿出任公职,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是远离人民,结果一事无成。这就是他们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普希金通过这一典型的塑造,实际上是谴责了形成这种性格的专制农奴制社会。 
  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的一个理想的贵族妇女形象,她不喜欢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爱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品,更珍爱俄国的自然景色,她生活在俄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幻想世界里。普希金强调她对奥涅金纯洁真诚的爱情和对普通人的尊重,用以和贵族上流社会相对照。后来她违反自己的心愿,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为彼得堡贵族沙龙的受人景仰的女主人。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二十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它以简洁的笔触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画面比较广阔,细节描写精确,所塑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书中吸收了拜伦长诗的一些艺术技巧,运用大段的抒情插叙。全诗分八章,每章节数不等,每节十四行;诗句洗练流畅,富于变化。 
  三十年代时,普希金继续写出许多作品。他的抒情诗的艺术造诣得到进一步提高,如《我又重新造访……》(1835)等。童话诗优美而富有民间故事特点,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等。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金钱骑士”。此外他还发表一些政论和文论,并于1836年创办文学杂志《现代人》。这个时期他对农民问题尤其关切,创作过两部有关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5)和《上尉的女儿》(1837)。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取材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到边防炮台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阻,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并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御寒。格利涅夫到炮台后,爱上了上尉司令的女儿玛莎。后来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攻破炮台,杀死了司令等人。格利涅夫也被起义军俘获。普加乔夫感念旧恩,把他释放,并成全他的婚事。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格利涅夫因这件事受到怀疑,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儿玛莎只身前往彼得堡谒见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澄清了怀疑,格利涅夫遂被释放。这部小说以格利涅夫的个人命运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暴动的历史事件。普希金在写作前曾到普加乔夫当年活动地区访问调查,研究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历史书籍,并于1833年撰写了《普加乔夫史》。 
  贵族社会一贯把普加乔夫丑化为无恶不作的强盗,而普希金在小说中却把普加乔夫写成一个勇敢机智、乐观豪迈、热爱自由、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运动领袖,同时还生动地描绘了这次运动的宏大规模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写法在俄国文学中是没有先例的,它表明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普希金已经站到革命农民一边。相反,他借格利涅夫之口说道:“这遍地烽火的广大边区的景象,真是可怕极了……愿上帝保佑你,不让你看到俄国的暴动——既无意义又残酷的暴动”;“青年人啊……请你牢牢记住:最完善而持久的改革,应当是由于风气的改良而来,不经过任何暴力的震动。”尽管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但由于他的贵族立场,却又反对使用革命暴力,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暴动,只把变革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社会风气的逐步改良上面。此外,小说又通过普加乔夫与格利涅夫之间的关系,宣扬超阶级的同情、友谊与互相信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 
  普希金是生活于俄国解放运动中的贵族革命阶段的人物。他的创作既反映了当时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追求,又反映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从艺术成就上看,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现实主义的确立和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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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和密茨凯维奇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中欧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歌维那、马其顿、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都处于外族的奴役与统治之下,其国土或被外族独占,或被列强瓜分。当时在这个地区,原有的封建关系日益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同时,随着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加深,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复兴运动,也在风起云涌。 
  波兰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先后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这三国都在分割的领土内,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制度,实行殖民政策。结果波兰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危及小贵族、工商业者和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进步的小贵族发动的起义,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响应。1794年3月,克拉科夫爆发了由塔杜施·科希秋什科领导的起义,四月间进而席卷华沙。这次起义虽然在当年十月为俄国军队所镇压,却在波兰民族独立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和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1830年十一月,波兰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又在华沙起事,不幸失败,从此,俄国在波兰的反动统治更变本加厉了。 
  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中欧的古国。远在十五世纪初叶,在宗教改革家杨·胡斯(1369…1415)的思想和主张的感召下,就爆发过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和日耳曼贵族封建统治的胡斯革命运动(1419…1434),对捷克人民的生活和历史,特别是对文化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六世纪初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了防止土耳其人入侵,建立一个包括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内的多民族的中欧国家,实际上是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547至1620年间,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但在1620年白山战役中失败后,就完全丧失了民族独立,进入捷克历史上的所谓“黑暗时期”,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民族复兴运动开始时为止。这个时期,捷克文字被禁止使用,捷克文书籍被大量焚毁,有名的学者和作家纷纷流亡国外,农民遭受的剥削更为残酷,十八世纪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农民多次发动反封建的起义,迫使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在1781年废除农奴制。十九世纪初叶,捷克和斯洛伐克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过程,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匈牙利和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和民族,从十五、六世纪起先后受到土耳其人的入侵和奴役。1526年土耳其人在莫哈契战役中获胜,侵入匈牙利本土。十七世纪,奥地利和土耳其为了夺取匈牙利领土,连续不断地互相争斗。1699年奥地利和土耳其签订卡尔罗维茨和约后,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并开始在那里实行殖民地政策,使匈牙利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遭到沉重压迫。1703至1711年,匈牙利爆发了由拉柯契·费伦茨领导的、有广大农民参加的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十八世纪末叶,匈牙利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794至1795年间又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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