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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前辈的文章，使我终身受益，这时我又悟到，冰心的为人，也将使我终身受益，当然，要学到这一点，那是很难很难的。
1986年4月6日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2节 探病中周扬（1）
1985年1月12日，夏衍同志带领沈宁和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冰心和周扬两位前辈。行前，夏衍同志对我们说：“我们先去冰心房间，然后你们两个上去看周扬，我不上去了，在楼下冰心房间等你们。我怕周扬看到我激动。沈宁向苏灵扬说明一下。”
大家都知道周扬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容易激动。另方面，就夏衍同志来说，见到病重的老友，也一定会动感情。这对两位老人的情绪和健康都没有好处。因此，沈宁和我都赞成这样安排。
在冰心房间坐了一会儿，沈宁和我就准备上楼了。我们刚走到门口，夏衍同志把我们叫住，关照我说：“见到周扬的时候，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连忙称是。
在进周扬同志病房之前，对于夏衍同志的特别关照，我以为只是由于我平时也爱激动，所以他才提醒我注意，但见到周扬同志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病倒之后的周扬同志。尽管一年多来我也曾听到了他自广州发病以来，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的消息，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已严重到这种程度。
征得苏灵扬同志同意后，她将我们引进房内。中国作协张僖同志先我们而在。我们和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招呼后，就直奔床前。周扬同志仰卧在床上，正在接受静脉滴注，面色苍白并有些浮肿，目光也有些呆滞，全然不像1980年我在上海见到他时的模样了。灵扬同志对他说：“沈宁和小李来看你了。”周扬同志眼皮阖了一下，很吃力地做了一个点头的动作，然后双手向两侧伸出。我俩赶快向前分别握住他的两手。他紧紧抓住我们的手，十分用力。他说不出话，眼泪从他眼角慢慢地渗出并流淌了下来。
见到这无言的泪水，我立即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激动了起来。但是，我立即想起了夏公的关照，“不行，不行，我得忍住，我不能哭，绝不能哭。”
沈宁开始讲话了：
“周伯伯，您比我上次来看您要好些，这样就会慢慢好起来。您别心急。”
周扬同志的目光朝向她，表示在听她说话。
我赶快接上：
“这次来开作家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好多人都想来看您，但怕影响您休息，才没来。”
周扬同志微微点一下头，我接着说：
“大家都惦念您，开幕式上读到您给大家的来信的时候，掌声持续了一分钟三十四秒——这是坐在我旁边的新华社记者看表记下来的，这是谁也指挥不了控制不了的。这是大家对您表示的敬意。”我觉得我的声音由于激动开始发硬发颤。我赶紧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又接下去说：“您要保重，希望您赶快好起来。”
张僖同志接过来说：
“周扬同志这几天好多了，我刚刚还和他说，再好一些，易地疗养一下也许有好处。到上海去住一阵，说不定上海医生另有什么治疗方案。周扬同志也同意。”
“您情况稳定下来就到上海来吧，那儿您有那么多熟朋友和老同志。您到上海不会感到寂寞。我们也可以帮苏校长跑跑腿。”我说。
他老人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到上海呢？是他想起“文化大革命”前夕肺癌手术后在上海疗养的那一段日子，还是在这生命的最后阶段回忆起了在上海度过的青年时代？
沈宁向我示意可以告辞了，这是我们事先约定的，探望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避免周扬同志疲劳。
“周伯伯，我们走了，您好好休息。爸爸也问候您。”沈宁开始站起身来，我也站了起来，说：
“周扬同志，我明天回上海了，下次来北京再来看您，希望那时看到您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周扬同志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他将沈宁放开的那只手也移过来一起握住我的手。
我明白您的意思，沈宁在北京，可以常来看您，而我这一去，谁又知道还能再见或者不能再见了呢？！我强忍住涌上来的眼泪呜咽地说：
“我现在已经没有对于家里的后顾之忧了，今后会常来北京，常来看望您的。”
1947年周扬在张家口
然而他的手握得更紧了。我明白，我明白，您有许多话要说，像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那样，叮嘱、开导我，甚至教训我。我也明白，有些话，您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晚辈说的。——那样一个只知工作不知其他，那样一个精干而不知疲倦的人，如今被病魔折磨成这样，显得如此衰弱而无助，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我感到，我的克制力量已经到了极限，防线马上就会崩溃。我用力抽出自己的手朝着房门奔去，刚冲出门口，强压在心底的呜咽一起涌了上来，我出声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不要哭！”苏灵扬同志像平时那样带着命令的口气，拍着我肩膀说：“小李，别哭！那些人还在压你吗？我们年纪大的骨头还硬些，不怕压。压你们年轻人，真不像话！只要真理在你这边，你就不要怕，总有是非在嘛！”
我连忙带着没有止住的哭声回答：
“不，不！苏校长，我现在的情况没什么，我不要紧。”
虽然我早已过了五十岁，但是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年轻人”。她指的是我前几年在作协工作中不断受到的指责。在这种时候，周扬同志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苏灵扬同志还关心到我——其实这时我哪里还顾得上想那些事呢，我哭得更厉害了。……
其实，我和周扬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我觉得他为人有可亲的一面。虽然他多年身处文艺界最高领导的职位，又是具有权威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而且，不时也流露出某些领导者所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声势夺人的作风，但是，可能由于他与夏公关系的亲近，或者也由于他对周围年轻人具有一种富有人情的宽容态度，所以，我们这些“初生的牛犊”在他面前并不感到手足无措、拘束紧张。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3年春，夏公访问印度回来，机关派我和警卫员去北京迎接。当时周扬同志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讲起话来，一口湖南口音，滔滔不绝。即使两三个人谈话，周扬同志讲话也像开会一样，言必马列，有条有理，一丝不苟。到了开会场合，那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我认为湖南人个个口若悬河，人人雄辩健谈。他固然健谈，却又显得有些拘谨，他不仅言必马列，而且言必工作。夏衍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每次去京，他常到车站来接，还每次必来夏衍同志住处看望，或约到他家谈话。即使是在这些场合，他的谈话也很少超出工作的话题。夏公保持浓厚的文化人作风，一到北京，就不断地有一些电影、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个方面的艺术家找上门来，聚会小酌，天南海北地神聊一番。
在这类聚会中，我一次也没见到过周扬同志。我几次听到夏公十分婉转地向他建议，多找艺术家们聊天，这可以听到会议上所听不到的意见。但是，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习惯，周扬同志似乎更习惯于开会，似乎从开会中能够得到很大的乐趣。连苏灵扬同志似乎都有这种看法。1961年春我因病在杭州工人疗养院疗养，一天得知周扬、以群同志来杭州讨论电影剧本《鲁迅传》和以群同志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文学原理》，便从屏风山跑到杭州饭店去看他们。不知哪一位建议去虎跑喝茶，于是一二十人乘着一部面包车去了。好像这是我认识周扬同志以来他第一次随意闲逛。我随着许多领导人闲逛过，潘汉年、陈老总（毅）自不必说，连道貌岸然的饶漱石，在夏衍同志到北京来开会时，也邀大家一齐去逛过十三陵，周扬同志却一次都没有过。大家都到过虎跑，没多大兴趣，转了一下就陆续走了下来。不用谁指挥，大家坐成一个大椭圆形，周扬同志位于中心。那天谈些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了，反正不少人都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周扬同志讨教一些问题。开始语声嘈杂气氛热烈，逐渐四座肃穆安静下来，周扬同志开讲了。苏灵扬同志气恼地对我说：“这个人就知道开会，离了开会就过不了日子。难得出来走走，坐下来又开上会了，真没办法。”
我突然对周扬同志生出一种同情。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开会，这种生活该有多单调。许多领导同志公余都有一些爱好，周总理爱跳舞、看越剧，陈老总爱下围棋（路过上海在机场停留几小时都叫棋友去下棋），潘汉年爱打百分，夏公爱集邮，周扬同志业余可喜欢什么呢？我没发现。似乎除了开会就是变相开会的谈话。
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作报告
难道这是一种天性吗？似乎也不然。夏公的夫人蔡淑馨同志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和我闲聊，讲到他们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生活，谈到周扬同志时，她说：他刚刚从湖南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一群人中他最年轻，那可真是风度潇洒啊！我想起鲁迅先生骂他们西装革履坐咖啡馆谈革命的那段话，再印证夏公他们当年参加飞行堡垒那些活动，看来周扬同志也有一个十分活跃的青年时代，并不是一个刻板迂腐的人。在我与他有限的接触中，我也常常感到他心灵深处隐蔽着一个富有人情的角落。大概就是1953年我去北京接夏衍同志那一次，一天到周扬同志家讨论作家协会改为专业团体的事，我坐在沙发上当记录，会散后，我的派克钢笔找不到了，那时我们都是供给制，买一支好笔不容易，尽管夏衍同志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先在茶几上乱翻一气，又趴到地上去找。周扬同志也来帮忙了，他看看我坐的地方，就翻起了沙发坐垫，果然，钢笔滚落在坐垫夹缝里。他颇为“得意”地说：“你看，果然在这里。”从他那动作及笑容中我感到一种“童心”的表现。这好像不大符合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
这虽是一件极小极小的事，当时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反胡风运动中他对王元化同志的态度。众所周知，这个大冤案曾牵累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冤案。王元化同志是其中受害者之一，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当时我在上海市委文艺部文学处工作，曾听说周扬同志提出王元化同志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如果他肯承认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元化同志仍然坚决拒绝承认，结果被戴上了“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据我所知，他与王元化同志在此之前素无交往。他无非出于爱才之心，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一个学者。反右派斗争时，对于著名的翻译家傅雷，他也曾企图保护过关。这些都未能如他所愿。不言而喻，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许多事情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我见到过好几位领导同志作过这种努力，但都终究归于失败。更何况在过去，每个人无论职位高低，都被安置在一台机器的一定位置上，有的是轮，有的则是螺丝钉。高层领导一声令下，机器立即启动，零件不论大小，凡不顺其指挥运行者，当即折断，被碾为齑粉。
另外我还想起一桩在“文化大革命”前闻名于上海文坛的事。那就是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文学方面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四十九天会议。由于工作关系，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除去领导这场批判的三五成员之外，当时上海知名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几乎无不受到了伤害。此事受到北京有关方面的注意，并有意就此会议情况发一消息，以推动全国文学方面的所谓反修批判。上海方面曾派我带新闻稿去京送审。但到了北京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