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不容，又担心得之不易的“大好形势”被破坏。而站在“前沿”的作家们则认为现在不过是解放思想的开始，离破除不合理禁区的理想境地还远得很，哪里肯听他管教。于是，冯牧同志陷入了困境。坚持“凡是”的人对他“混迹”于年轻人之间看不惯。年轻人对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不以为然，觉得他胆小怕事，甚至误会他还在充当卫道士的角色。我当时曾讥诮过他：冯牧同志最“悲剧”了，左右不是人。另一位“文革”后复出、极具才气的作家很气恼地对我说：我宁肯在×××（一位表里如一坚持“凡是”的领导）手下工作，也不愿意和冯牧共事。人家不管怎么样总有个一定之规，你知道怎么对付他，不像他前怕虎后怕狼，惶惶不可终日。这当然是气愤之辞，还有几分艺术夸张。冯牧同志毕竟是好人，不打棍子，不陷害人。他的忧心忡忡也不全是为自己。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维护文艺界的“大好形势”，害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个角色弄得他很尴尬。我不断听到有些作家和他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有些所谓“冲突”的导火线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正是因为他人好，有些人将他视为“家长”的缘故。
我也和他吵过一次，还不是小吵小闹，而是大大地干了一仗。不打不成交，正是通过这次吵架，我对冯牧同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是1982年下半年，高行健出版了一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当时对外开放不久，现代派文学作品刚刚被引进，对于文学界内外都是十分新鲜的事物。高行健的小册子引起了几位作家的讨论。冯骥才、李陀、刘心武送来一组以连环套的通信方式进行探讨的文章。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当时我主持《上海文学》理论版面的工作，想以此为始引发一次讨论。在刊登这组文章的那期刊物出印刷厂那天，一清早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冯牧同志电话，他以不容别人置喙的滔滔声势命令我撤掉这组文章。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极坏，因为杂志版面连续不断地受到各种莫名其妙的指责和点名，因此脾气也变得十分焦躁。虽然如此，接到冯牧同志的电话，起先我还是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我说，这期杂志今天已经印出来了，根本来不及换版面，而且，这是一组讨论的文章，彼此意见并不相同，不碍事的。他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问题很敏感，你集中讨论，会引起麻烦的。我也知道当时有些人视现代派为洪水猛兽，将“鼓吹”现代派定为一大罪名。我再向他解释，没有关系的，不过是讨论讨论。不管怎么样，“现代派”文学是客观存在，既然对外开放，就无法回避它。冯牧同志开始急躁起来，说，你觉得没有关系，别人觉得有关系。你这样做会给文艺界带来麻烦的。我也开始沉不住气了，说，我做的事我承担责任，连累不到什么文艺界。也许很少有人如此顶撞过冯牧同志，他真的勃然大怒了，叱责我说：你怎么承担得了这个责任！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明事态是如何严峻，可能一触即发。当时我很不以为然，觉得他胆小怕事，就说：你别着急，出什么事上海会处理我的。这当然是句不可原谅的话，他就生气地把电话挂了。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7节 好人冯牧（2）
这一吵，我们大概有两三年互相不说话，哪怕在开会场合面对面碰上了，谁也不理谁。
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刊物发出后，立即就有人说这是为“现代派”试探风向的三只小风筝。正巧不久之后我们发表了巴金先生致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的《一封回信》，信中谈到了他对所谓“西方化”的看法。他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为内容服务的”，他本人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是中国的东西”，但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之后，总会相互影响，有一些改变，对此也不必害怕。紧接着夏衍同志又主动寄来一篇《与友人书》的长文。文章从当前的文艺状况讲起，他认为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流毒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然后就着重提出需不需要借鉴现代派的问题。他分析了现代派产生于西方的社会背景，他说随着时代变化，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也必然随之变化。他不赞成照抄照搬，但也反对“闻风而动，群起而攻之”。文章的语调和论点都冷静平和，采取说理的态度。但是他们两位的文章发表之后，我又罪加一等。从北京到上海，沸沸扬扬地说我搬出巴金、夏衍来为自己撑腰。对这种传言，我只反问一句：他们两位前辈是别人搬得动的吗？他们是能够接受别人摆布的吗？当然，相信的人自相信，不信的人说什么都白费。这可真让冯牧同志言中。那段时间我的日子真不好过，幸亏上海的领导钟望阳、冯岗、吴强同志和杂志社同仁都互相支持，我才得免于难。
可我当时认为，如果永远“削足适履”，在一个划定的圈子里踱步，尽管这个圈子比过去大了，宽松了，但也很难一直朝前走。为了走得快些，总得有人冲一冲，为此有人作出点牺牲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这是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而冯牧同志，身处全国文学工作的领导岗位，他不能不从大局着想，他并不反对朝前走，但希望走得稳当些，不要节外生枝，导致相反的后果。套一句“文革”用语，彼此“大方向”是一致的，为了具体做法上意见的不同，弄得互相见面连招呼都不打，未免有点滑稽。最可笑的一次是，1984年冬，在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作家作表大会，我和他脸对脸地挤在一个电梯里也不说话。那次开会，我也是一到北京就发起高烧住进了医院。
１９５０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文化部长的冯牧在昆明大观楼
出院回到所住的京西宾馆，正值新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散会。我迎面看到冯牧同志，后面跟着刘宾雁、袁鹰同志从会场走来。冯牧同志自然装作没看到我。袁鹰同志在他背后对我笑，及至大家都进了电梯，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冯牧仍执拗而吃力地把头转向一旁，避免和我目光接触。当时我虽觉得十分别扭，可还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本来嘛！按照传统的规矩，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吵了架，理应领导者采取主动和被领导者调整关系。似乎理还全在我这一边。有知道这次吵架内容的老前辈婉转地批评了我，说冯牧为人大家都知道，你过去吃了多少亏，这种口没遮拦的任性脾气还是不改。我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有点“欺软怕硬”呢？明知道冯牧同志不害人，不会报复，自己才会这样和他吵，如果换了一个强硬的领导对自己进行训斥，自己是不是会收敛一些呢？不免生出一些歉意。在后来的交往中，我认识到他是个直来直去、将一切情绪——紧张、激动、不安、不满、忧心忡忡、惶恐不解统统放在脸上的人。不像有的人当众说得冠冕堂皇、圆滑周全，背后却另是一套，而且跟着时髦，悄悄地或理直气壮地更换自己的学术观点，以示开放。我更觉得自己有点理亏，于是想找个台阶能够下来。正好北京电影界为夏衍同志做八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和沈宁、林缦推轮椅进场，夏公一些老朋友立即围拢上来，冯牧同志也在其中。我突然灵机一动，待他们寒暄告一段落，我紧紧接上来说：冯牧同志，您干吗不理我！您是领导，“大人”不计“小人”过嘛！不理我算什么呢？聚在周围的人先是愕然，后来都笑了。冯牧同志脸都红了，嘴里嘟噜嘟噜地说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清。从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不但趋于正常，冯牧同志对我比过去更亲切了。
这可真应了不打不成交。这也证明了他是一位心胸宽阔、不记恨人的人。自此我更增加了对冯牧同志的了解和信任。后来，冯牧同志每次来上海，都会通知我，让我陪他去看一些老作家，有时还陪他逛街购物。我每次去京，也都去看望他，他还必定留饭。说起逛街与吃饭，我觉得冯牧同志是位热爱生活、会享受生活的人。他饭食、衣饰都相当考究。他身上极少长期生活于西北农村的游击习气。特别是最近几年，堪称衣饰鲜亮。T恤新潮自不必说，衬衫居然有东南亚风格的门襟和下摆绣本色大花的，毛衣更为花哨，但并不俗艳。一次聂华苓在王元化做主人请她吃饭之后对我说，大陆称得上儒雅倜傥的作家，南有王元化，北有冯牧。我一想，也是，虽然他们两位风格不同，但在懂得穿戴这一点上是有共通之处的。至于饭食，可以说我在北京吃过的人家中，他家首屈一指。无论是鱼虾还是禽肉，也无论是清蒸还是干烧，都做得浓淡相宜。特别是乡下浓汤，做得中规中矩，加多少糖和香料，洒多少忌司（奶酪）末，冯牧都在旁指指点点，小玲一声不响地操作。看来，冯牧同志在家是动口不动手的，这个家全靠小玲操持。小玲（冯牧的外甥女，后来过继为女儿）从小就是个沉稳而干练的姑娘。因此，他家虽也常换保姆，但有小玲指挥，生活秩序永远不乱，冯牧同志也才能够保持他那高朋满座甚至食客满堂的习惯。我每次去他家，常常碰到或是侄男甥女一大群，或是三三两两来自部队的、来自云南的旧友新朋，有与他同辈的，而年轻人居多。有的聊够了就走，有的坐下来就吃饭，有时会坐满一个大圆桌。冯牧同志似乎看着这种兴旺的样子就开心，我觉得这是精神不老的一种表现。一般人年过古稀就嫌烦怕乱，这大概是由于体力不支。还有些年轻时十分慷慨好客的人，到老了变得有福只肯独享，不愿和别人共享，在钱上十分计较。
1974年，为逃避“四人帮”在文化部爪牙的迫害，冯牧在昆明老战友的帮助下，躲避在云南达一年之久。此照摄于独龙江。
当然我指的是有充分经济能力而不是经济拮据的人。西方人认为吝啬是衰老的标志之一，这似乎是有些道理的。而冯牧同志这种豪爽好客的兴致一直保持到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之好客并不以利益相交。有人在炙手可热、飞黄腾达之后离他而去，他也发牢骚，但他本人绝不因什么人背时倒运而加以摈弃，这在今天是不多见的。去年冬天，我最后一次去他家看他，他被年轻人架去吃饭，见我来，仍一定要我与小玲夫妇共饭，临走还再三叮嘱我等他回来，说他会将席上好吃的东西带回来。我心里好笑，这些前辈们还拿我当没长大的毛孩子呢！他赴宴回来，见我走了，还真打电话来埋怨了我一通。没想到，今年年初再来北京，他就已经进了友谊医院，而且再也没出来。
许多朋友惋惜他走得太早、太快。是啊！从确诊到去世不过半年，而且他的年龄也不算太老，尤其是直到住进医院，他的精神状态还那么年轻，生命力还那么旺盛。但是，这个病是绝症，又那么痛苦，我觉得与其勉强拖延时日，倒不如让人们在心目中保留住一个生气蓬勃的形象。不知我这想法对于小玲来说是否太残酷？
8月底患感冒从北京回来，每天发烧做不了事，只能翻看各种杂志。看到在今年8月出版的第四期《中国作家》上，刊载了一组1994年冯牧同志带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走访云南的散文。其中乔迈与李锦华两篇，几乎讲的都是冯牧与云南的关系，冯牧为主，云南倒成了陪衬。乔迈的题目就非常有意思，正题是《山水人心两相知》，副题是《随“冯霞客”云南纪行》。能够达到与山水两相知的境界，非一般人所能做到。我虽对云南山水心仪已久，却从未敢生览胜之心。从乔迈他们文章中，不但见到云南诸般奇景，同时见到活动于其中的冯牧同志矫健的身影，特别是云南老乡对他的亲昵与敬重。乔迈和李锦华文章都着重讲到在当地人心目中他的身份是冯部长兼“冯霞客”。对有些人来说，则把两种身份倒过来，“冯霞客”在先。叫他“冯部长”，是因为他五十年代在那里担任过云南军区文化部长，率领过一帮文化兵，带出来了一大批有名的作家。这些作家人所周知不必多言。那段时间，还出产了一大批表现云南地域特色的、为当时枯燥的文化园地增添了娇艳又轻松的电影，如《勐垅沙》、《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五朵金花》等等。这与他主持文艺工作有一定的关系，当日的文化上的灿烂风光让人至今怀念“冯部长”。特别有意思的是，“文革”当中他被通缉，逃到云南隐匿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还为当地抢救出了一处极重要古迹“解脱林”。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