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逃。这些都是题外之话了。不过由此我一直对钱、蒋先生心怀愧疚。因此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第一次见到钱、蒋二位时，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道歉。他们两位都全不在意。钱先生满面笑容地截断我的检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钱先生粲然而温厚的笑容，再三帮我开脱责任，让我释去愧疚。在这之后，他不仅对我心无芥蒂，而且凡我有事相求，不论在我做编辑时请他写文章，还是在我编《世纪的回响丛书》烦他写序时，他总是有求必应给我以帮助。
不仅对我，对于其他“伤害”过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他无不如此。他很少回顾那一段往事。尽管他没戴上右派的帽子，但是却因思想异端当了足足三十八年讲师而未晋升。在他偶尔谈及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段历史时，他从不表现个人的不平，总是平静地将造成种种荒谬状况的责任归之于整个政治大背景。他认为那些当时大叫大喊批斗他的年轻人，都是受了骗，被利用，他原谅了他们的幼稚和无知。有时我都觉得他过于不记恨，是不是太温情，或者说是不是有点没有原则了。其实不然，他在为人和为文方面都是原则分明的，在为人方面，他对善与恶、是与非，都是清清楚楚的。最明显的是他对学生的态度。他可以称得上桃李满天下了，他的弟子们，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不论是哪个年代受业于他门下（有意思的是，他在担任讲师的时候就带研究生了，到1980年“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时，他仍未入申请副教授的名单。到第二次评职称时才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也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大都和他持亦师亦友的关系，每当谈到他的时候，爱戴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师生关系并非钱先生所独有。不过，钱先生对学生在爱护之中又严加管教。他在指导学业方面似乎很宽松，非常看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但是，在要求学生的治学为人的态度方面，又很严格。凡发现有人投机取巧，耍小聪明，不在学术之内求进取，而热衷于在学术之外做文章进行沽名钓誉，他绝不姑息，连以对弟子严格著称的王元化先生也一再称赞。我几次听到王先生当面对钱先生说，爱护青年，并不等于讨好、迁就青年人，我非常赞成你这一点。大概由于钱先生以这种宽严并济的方式带学生——既注意发扬他们各自的学术个性，又重视他们的修身养性，因而他的弟子们现已形成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
在温和宽厚的外表下，坚守一定的原则，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人的关系上，在做学问方面他同样如此，他写的文章确实并不太多，但是读到他不久前出版的自选集《艺术·人·真诚》，你不由得不感到吃惊。选集内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是四十年。但你读来却似一气呵成，不但观点、立论前后一致，连文体、语气都前后相同。四十年不变！可这是怎么样的四十年，是从1957年到1998年变化多端的四十年。无论是在大风大浪之中，还是在风止浪静的时候，他都用同样的方式宣示同样的见解，以不变应万变。这种不变绝不是抱残守缺，固守成见。今天重读他写于1957年的《文学是人学》和写于1962年的《〈雷雨〉人物谈》，你不仅仍然兴味盎然，而且会发出惊叹，当年怎么会有人发表这等文字。须知《〈雷雨〉人物谈》，那是在经过了反右、反右倾和四十九天批判会之后发表的。这些人物论简直就是刚刚批判过的“文学是人学”的理论的直接运用。这些人物论毫无避讳地以“人”为中心来进行精到深入的性格分析，在发表的当时真称得上“惊世骇俗”。他的“人学”的主张固然属于文学的最基本的法则，但在高高举起阶级斗争大旗的六十年代有多少人还敢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进行艺术分析，何况钱先生又是刚刚经历过两场批判的人？今日重读这些文章，真令人肃然起敬。当《〈雷雨〉人物谈》于八十年代初结集出版时，不仅得到圈内人士好评，而且赢得圈外文艺爱好者的兴趣。钱先生惠赠给我的一本，就被从事科技工作的张伯苓的孙女借去之后再也不归还了。到最近钱先生自选集出版之后，我再次重读，魅力仍不减当年。那种娓娓道来、鞭辟入里，细腻而不流于琐碎的分析仍然让你读得津津有味。当然，让人常读常新的文章远不止这两篇，比如《管窥蠡测》等无不如此。
钱先生的文章何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那大概是在于他的敢于坚持，在于他自选集《艺术·人·真诚》中所用的真诚二字，他对于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东西，绝不动摇，不妥协，在沉重的压力下，他可以沉默，但他不苟且，不作违心之言。这种真诚使他的作品于柔韧之中具有一种令人肃然的力量。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他文章永葆青春，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坚持的是合理的。随着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自然也随之变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门打开，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美学思潮、文学流派一拥而入，现代、后现代、结构、解构、宏大叙事、凡人小事、深入内心潜意识、平面化描写……同时到来，从叙事方法，到内容意义、价值取向、语言等等方面，都形成多元并存。在这种纷杂繁复的局面中，钱先生的主张仍能以不变应万变地屹立其中，是他的主张抓住了文学的根本。从观念到方法，纵然千变万化，却脱离不了以人为中心。淡化情节，强调氛围，人也仍然是中心。所谓消解情节，专注人的深层心理，揭示的还不是人情人性？所谓氛围，也仍然是人对环境的感受。而钱先生的文章正是在人情人性上理解得透彻、分析得精当，这就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钱先生虽然固守一家之说，却从来不强人从己，也不排斥其他主张。我与钱先生共同参加过一些作品讨论会和评奖活动，他很少与人争论，只是直抒己见，对于被徐中玉先生批评为“偏激”的我，他也没有表现过疾言厉色，那种温厚宽容的态度让我感动。
仁者寿，温仁宽厚，心地广阔，超脱世俗的计较，不以浮名为意，喜欢和年轻人交往，容得下并且欣赏有才气的年轻人，并且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各种各样的乐趣，这大概是钱先生不老的原因。这也一定会使钱先生长寿。
1999年4月6日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6节 聂华苓和安格尔
九月初，我接连接到几位朋友的电话，他们都说，你怎么犯胡涂，连聂华苓和於梨华都搞不清楚了。我瞠目不知所以。原来有一家杂志刊载了一篇淳子对聂华苓的采访录，其中所配的两张照片却都是於梨华，其中一张又是我和於两人合影的。我过去也从未见到过这张照片，也不知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拍的。照片提供者闹了个大笑话，殃及到我本人。我怎么解释人家都不信，还说你在照片里正讲得“神采飞扬”。这可真是无妄之灾。过了一阵，又碰到几位相熟却不同行的朋友，他们带着一种像是揭穿狡计的笑容对我说：哈，原来东方台的主持人淳子是你的化名呀！这更让我吃惊，原来误会的来源还是来自那张我和於梨华的照片，文章的作者是淳子，误会的朋友说，你在照片中又正在讲话，就以为是你在进行采访呢！我说，如果淳子就是我，我的年龄就倒回去了二十多岁，那我可开心坏了。——不知我的朋友淳子得知自己年龄凭空被人增加了二十多岁作何感想！
闹了这么多笑话，我赶快找这篇文章看了一下。淳子的采访录整理得不错，提问简练，聂华苓的答语传神，如闻其声。特别是讲到安格尔、安格尔家园——鹿园很让人为之动容。正巧第五期《小说界》又发表了聂华苓的《鹿园情事》。这期杂志并以聂华苓为封面，谢天谢地没有弄错。照片上聂华苓表情雍容沉静。文章则全部讲的是与安格尔的“情事”——相识、相爱、结合的过程，这还是上部，因此还未涉及与安格尔天人两隔的永诀。文章采取对话的形式絮絮写来，情真意切，并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某杂志将聂华苓与於梨华弄错，除去她俩在大陆的知名度相仿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的二度婚姻的丈夫都是美国的知名作家、教授，而且都是中美婚姻中的成功者。不少人以为不同民族的人相互通婚时，由于彼此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等的差异，可能给家庭生活带来一定的隔阂或障碍。但是从她们两位的婚姻状况看来，婚姻成败的基础主要在于相互之间的感情、理解和对于对方的持久的欣赏。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之间，也许对于不同的文化倒会产生更多的兴趣。人类各个民族有着很多相通的东西，特别是经过文明的熏陶、去除过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后。这两对夫妇之间所形之于外的那种相互吸引和倾慕（这当然是一种西方式的感情表现），起初让我惊异，继而让我感动。
於梨华的事这里暂时不说了。
聂华苓与安格尔的结婚照。聂华苓说：爱情是两份孤独，相护，相抚，喜相逢。
我第一次见到聂华苓，是她1980年偕安格尔首次来上海的时候。她来大陆则已不是首次。我记得她带来了1978年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后所写的散文集《三十年后》，并分赠给我们。无论在座谈会上，还是在宴会上，安格尔和聂华苓都亲热非凡，安格尔对聂华苓照顾备至。特别是在每次看戏的时候，自始至终安格尔都用臂环拥住聂华苓。在当时，有人对这种表现不大习惯，觉得这种表现未免有些“戏剧化”。
后来，聂华苓和安格尔几乎每两年来一次中国。我也陆续读了聂华苓的作品。我逐渐对聂华苓和她与安格尔的关系有了较多的了解。
在大陆之外的地区，一个人无论如何热爱写作，为了谋生他还必须有一份职业，很少有人能够专业从事写作，除非是畅销书作者，或者丈夫有稳定工作，并且愿意支持妻子写作。必须养家糊口，还能坚持创作不辍，这就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聂华苓的首次婚姻，尽管是大学同学、自由恋爱，而且门当户对，但是由于志不同道不合，一旦生活出现大变动，婚姻就难以维持下去了。习惯于大少爷闲散生活的丈夫，拖着一大家子人来到台湾，缺乏自我奋斗的创业精神，无法适应艰苦的新环境，立即显现出意志颓唐、精神萎靡不振，连起码的家庭责任都不能负担，于是婚姻也就解体了。聂华苓不得不单独承担起两个女儿、还包括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在内的全家的生活重担。当时她在台湾的自由主义派的雷震的《自由中国》任职，这时，她不仅承受了经济和婚姻破裂的压力，还承受着来自台湾当局的政治压力。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刚过二十岁的年轻女子拖着这样一部负载沉重的独轮车一步一步逆风而行的步履是何等艰难。她的这段生活经验和情绪在《台湾轶事》中得到充分表现。在这部短篇集中出现的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外省人，生活得艰辛、凄凉与无奈，但不肯屈服认命。作品全无脂粉气，根本不会联想到它们是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从作品中让人看到隐藏在她娇小的身躯内的坚强的性格，这位在生活中非常女性化的作家可称得上外柔内刚。
她与安格尔在1963年的相遇和一见钟情，不仅对她，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生活上的一大转折。在当时，两个人都极需一个感情上、事业上的支持者。安格尔的家庭也出了问题，妻子神经不正常。聂华苓的家庭早已出现危机，而且由于《自由中国》的被查封，工作、生活都面临困境。巨大的爱情力量超度了两个极端痛苦困顿的灵魂，使两个人的心灵获得重生。这是我到Iowa才知道的。
1987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正逢安格尔和聂华苓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成立二十周年，他们邀请了当时正在美访问的几位大陆作家。应邀的几个人中刘心武和我是第一次到Iowa。在Iowa，我充分感受到了聂华苓和安格尔对朋友的细致周到和热情的关心，并且对他们两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到Iowa，抵达当天在晚饭后聂华苓就接我和心武两人去她家。她家地处一座小山坡的半山腰上，四周丛林掩映，十分安静。房子相当大，二楼客厅周围的门楣和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脸谱，亚洲的、非洲的都有，色彩斑斓且平添了一种热闹而温暖的气氛。坐在宽大的客厅里，随着聊天的逐步展开，聂华苓开始讲述她的经历，特别是她和安格尔的故事，也就是写在《鹿园情事》中的那些往事。逐渐地我明白了他们俩的人前表现，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