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冗长繁琐的程序。
“我们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在遭受核攻击之后，是否应该重组国会，”一位参与者解释道，“最后的决定是不重组国会，没有国会运作起来更容易些。”（这位参与者指的是设计该计划的官员们的讨论内容；没有迹象显示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或者其他的组长在这些讨论中起过作用。）首先，大家认为重组国会需要的时间过长。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国会真的复会，就有可能选举一位新的众议长，这个人就会比按照里根的秘密计划指定为“总统”的农业部长或者商务部长更具有合法性，可想而知，他很可能对总统的职位提出挑战。选举新的众议长不仅需要时间，而且会造成潜在的混乱。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西弗吉尼亚州白色硫磺泉的格林布莱尔休养胜地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设施，以便在遭受核打击期间和之后，给国会议员提供藏身之地。④虽然里根政府没有弃置这个为国会建立的设施，但它决定集中研究制定一旦出现核危机，在国会议员、甚至包括众议长和参院临时议长的作用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如何产生新任美国总统的计划。
第33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3）
里根是根据一项秘密行政令设立他的政府延续计划的。根据曾经一度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罗伯特·麦克法兰的说法，是总统本人最终决定由谁来担任每个特别小组的组长，比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里根的国安会里，该项秘密计划的“行动官”是后来在伊朗反政府武装丑闻中的核心人物奥利弗·诺斯。⑤乔治·H。W。布什副总统被授权负责其中部分行动，负责具体管理计划的是名为国家计划办公室的新政府机构。该办公室在华盛顿地区有自己的办公楼，受一位二星将军的领导，每年还有一笔高达数亿美元的秘密预算。其中大部分经费被用来购置先进的通讯设备，供这些新成立的小组与美国军事指挥官们安全地进行对话。实际上，关于这些秘密计划的零星细节之所以被披露出来，是因为有人指控由于这些通讯设备合同给了私营公司因而造成了浪费和舞弊，另外，设备也出现过故障。⑥
演习的时间通常选在国会休会期间，这样三个小组组长之一的切尼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耽误国会的工作。虽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的组长们参加了每一场演习，但是，扮演新“总统”的里根内阁成员却根据他们在某个特定时间是否能抽出身来而变换。一次，司法部长埃德·米斯参加了演习，那是在1986年6月18日的凌晨，他们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那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辞职的第二天早晨。一位官员记得当时看着米斯，心想：“先是最高法院有人辞职，现在是美国打起了核战争——真够倒霉的。”
除了指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和他的“总统”，每个小组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以及各个国内政策部门的代表。这是为了演习在核战争中如何运行整个联邦政府。一度曾考虑过让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州长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也参与进来，但是，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因为这些官员没有必要的安全许可。
演习有意设计得非常紧张，因为处在核战争边缘的美国可想而知不会是一片宁静。参与者们匆忙集合，在凌晨时分工作和活动，居住在军事基地，吃的是部队那种大批量生产的干方便食品。整个一次政府延续性演习要持续两个星期左右，但事实上每个小组参与的时间仅为三四天。一个小组离开华盛顿，完成演习，然后与第二组进行交接，按照设计，就仿佛他们真的处在“核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然后，第一组的成员退出演习，他们可以健康地、不受放射性污染地回家了，第二组接着进行他们管理美国的演习。
演习是在精心设计的掩护措施下进行的，目的是确保苏联的侦察卫星无法发现这三个小组在美国的去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三个小组都是在深夜派出，每次演习都使用一个不同的设施。除了运送通讯装置的真车队外，有时会派遣假车队去不同的地点，以蒙混苏联的卫星。其中的基本逻辑是，一旦发生核战争，苏联可能以火箭攻击威瑟尔山和戴维营附近的永久性掩体，但是它无法瞄准散布在美国各个临时地点的这几个里根小组。
所有其他保持机动性的设计中，最主要的是一架特殊的飞机，即国家紧急事件空中指挥所，这架波音747的基地是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上特别装备了一间会议室，还有特殊的通讯装置。一旦发生核摊牌，总统可以在这架飞机上滞留在空中指挥国家。在里根政府实施的一次演习中，一组官员乘坐这架飞机一连在空中停留了三天，靠着定期在空中加油，做纵横穿越美国大陆的巡航。
1988年，乔治·H。W。布什当选总统，着实让里根这项秘密计划的成员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老布什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了计划，无需再向他介绍错综复杂的计划，可能也不需要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事实上，尽管美苏关系的大气候大有改善，但布什继续了这些政府延续性演习，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切尼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不再担任组长。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之后，演习的理由和基本前提发生了变化。苏联似乎不再可能发动核攻击，但是演习按照另一种噩梦式的想定继续进行着：如果携带核武器的恐怖分子攻击了美国、打死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怎么办？最终，在克林顿政府初期，这种想定被认为似乎过于牵强，因此，官员们决定放弃这项作为冷战时期过时的遗产的计划。⑦世界上似乎已不再有能够攻击华盛顿并且对美国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的敌人。
第34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4）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乔治·W。布什政府在震惊当中，开始重新检讨对撤销该计划起了关键作用的、以为安全已有保证的假定。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熟知里根时期那些善与恶大决战的演习，他们本人参加过以前所有的演习。
必须强调的是，这项秘密政府延续计划的灵感来自里根政府内部，而不是来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或者伍尔西、杜伯斯坦等其他协助执行计划的小组长们。这些组长们都不是超越宪法或联邦法律的设计去指定美国“总统”这个新奇想法的设计者。实际上，拉姆斯菲尔德除了曾经短暂担任过中东特使之外，他和切尼都没有在里根政府里任过职。然而，作为组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该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加里根时期这些演习这件事本身，证实了关于他们的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在过去30年当中，从福特政府开始，即便在他们离开政府的行政部门时，也从未远离过它；他们与政府的国防部、军队和情报官员保持着联系，这些官员也经常拜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美国秘密和永久的国家安全部门的一部分，在他们生活的世界当中，总统会交替更换，但美国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斗争着。
在为核战争做这些秘密准备的同时，里根展开了一场公开谴责和诋毁苏联的运动，这场运动使用的语言远远超出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里根最著名的谴责即他关于“邪恶帝国”的讲话，是1983年3月8日他对福音教派全国联合会发表的演讲。当时，总统是在对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正在萌芽的要求冻结核武器的运动做出反应。里根敦促他的听众不要受诱惑去“宣布自己超越这一切之上，采取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无视历史事实，置一个邪恶帝国的侵略冲动于不顾，将军备竞赛称为巨大的误解，从而把自己置身于正确与错误、善与恶的斗争之外”⑧。里根反复使用“邪恶”一词，成为后来的乔治·W。布什总统效法的榜样。
许多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认为，里根似乎过度使用了华丽的词藻。他们认为，苏联理所当然是国际舞台上一个不幸的但是将永久存在的东西。在这些头脑冷静的专家中，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位年轻有为的苏联军事问题专家，在里根政府中期曾来到五角大楼，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一年核战略规划技术方面的工作。她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
她对苏联的看法并不特别与众不同。她的观点与美国的主要大学和美国政府内不计其数的苏联问题专家的观点相似。她在一部著作中指出，苏联在维持对东欧的控制中所冒的风险，正在超过从中得到的好处，假如苏联是一个企业，它的领导人有可能会决定降低亏损、抽身退出。不过，她接着说：“谁也不会说苏联会这样干的，无论东欧变得多么昂贵。国家，特别是大国，不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这番话发表的时间是1986年，仅仅三年之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便让人拆掉了柏林墙，结束了苏联对东欧的统治。⑨
如果说赖斯的观点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的话，她本人的背景、个性，她的贵族风度以及她的才干，都使她成为佼佼者。在苏联问题学者的学术精英聚会上，或者是华盛顿的军控官僚机构中，她通常是唯一的黑人，或者是唯一的女性，并且始终是唯一一位黑人女性。她和别的专家一样知识渊博，并且往往更善于表达。她性格活跃、外向，但生性又极有控制力和训练有素。对于有权势的人，对于那些身居美国外交政策最高领导层的人来说，赖斯令人耳目一新，与众不同，她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
“1985年的某个时间，我到了利弗莫尔（旧金山东南部的国家实验室），然后我到斯坦福那边去吃晚饭，见到了他们搞军控的那帮人，”曾经担任过基辛格的副手和福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回忆道，“他们大约有50个人。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个本科生，那就是康迪·赖斯。在这群军控迷当中，她会就军控这个深奥的话题大胆发表意见。她富有思想，有教养，不惧威吓，我想，这个人我一定要认识认识。”⑩
第35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5）
赖斯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长大，是教导顾问约翰·赖斯牧师和小学教师安杰丽娜·赖斯的独生女。赖斯夫妇是该市黑人中产阶级自豪的、受过教育的成员；他们在女儿3岁时就让她开始学习钢琴，还让她上舞蹈、长笛、小提琴和法语课。
伯明翰本身并不像赖斯一家那么优雅。在著名的火神雕像下，该市实行着种族隔离，白人社团里的一些人不惜使用暴力来维护现状。1963年，在该市的种族骚乱高潮中，一座浸礼教教堂被炸，在4个被炸死的孩子当中，有赖斯上小学时的一个朋友。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时，赖斯和她的父母第一次走进了伯明翰一家考究的餐馆，并在那里用了餐，这是他们此前被拒之门外的地方。
康多莉扎11岁时，和全家一起先是搬到图斯卡鲁萨，在那里，她的父亲当上一所大学的校长，两年后，又搬到科罗拉多，在那里，约翰·赖斯开始在丹佛大学担任行政管理人员。康多莉扎进了私立天主教学校圣玛丽学院，这是她上的第一所白人和黑人混校的学校。一位教导顾问想跟她说，她不是上大学的材料，但是赖斯对他的忠告不予理睬。她进了丹佛大学，攻读音乐专业，希望成为能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钢琴家。大学第二年，她断定自己不如其他一些音乐天才那么出色，如果坚持下去，她将来的命运很可能是“教13岁大小的孩子去亵渎贝多芬的作品”。
赖斯在考虑转换专业时，恰巧遇到了约瑟夫·科贝尔教授，一位移居国外的捷克外交官。科贝尔，未来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劝说赖斯改学国际关系，特别是苏联问题研究。“我深为苏联政治的拜占庭式的本质所吸引，为权力、权力如何运行和如何被利用着迷，”赖斯后来解释道。
她19岁大学毕业，接着到圣母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返回丹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论文论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苏联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文职领袖。学业一结束，她便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在当时，斯坦福是现实主义鼓吹者的天下，这个学派认为，支配国家间关系的是对权力而不是对道德的考虑。赖斯接受了该学派的许多信念和假设，后来一直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她信奉现实政治，认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均势政治，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成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斯坦福的教员中一位研究俄国问题的同事迈克尔·麦克福尔解释道。
她在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