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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院的投票结果使总统在与苏联谈判中有了筹码：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提出以限制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来换取莫斯科做出类似让步。尼克松最终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了今后几十年中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该条约延续到2001年12月，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该条约。
1969年的那次较量，标志着国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是自1941年众院以微弱多数延长了和平时期征兵制以来，有关重要国防项目投票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投票为国会围绕军控和武器系统的发展畸形的数十年的斗争搭建了舞台；在这些摊牌中，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请了科学家和其他学术专家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围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辩论也是后来围绕着战略防御计划的政治斗争的先驱；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关键问题是反导弹系统造价是否过高，是否有效。
第7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7）
1969年夏天后来被证明也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的一个转折点。他俩都发现，与学术界那些抽象概念相比，自己更喜欢涉足公共政策。通过与艾奇逊和尼采的联系，这两位研究生体验了华盛顿政治斗争的惊心动魄和未来在政府里发展的可能性。后来，珀尔和沃尔福威茨成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位最主要的鹰派人士，就像艾奇逊和尼采在20世纪中叶成为冷战的领军人物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年长者向沃尔福威茨和珀尔灌输了对同苏联搞军控的强烈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做出这种努力本身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甚至会从心理上削弱美国。
夏季结束时，珀尔留在了华盛顿，在参院里为领导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斗争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做办公室助手。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生院。在70年代，凭借着杰克逊的强有力支持，珀尔成为国会反对与苏联搞军控的主要推动者。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珀尔“在追求自己更远大的目标——阻止政府的军控政策——时，既显示出足智多谋，又表现得立场坚定”。
沃尔福威茨没有像珀尔那么快就放弃了学术生活。他返回了芝加哥大学，为沃尔斯泰特完成了学位论文，在耶鲁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然后，在1973年，他得到一个在政府的军控和裁军局工作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接下去的20年，他基本都是在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里度过的。
沃尔福威茨能够获得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间接受益于亨利·杰克逊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了与苏联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在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受到来自协议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是，尼克松为了维持国会对他的脆弱的支持，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国会批准这项军控条约。1973年初，在杰克逊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换美国军控和裁军局的大多数高层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内，13名高层官员被解职。杰克逊认定，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军控班子过分热衷于和苏联签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愿意换掉第一任期内使用的军控谈判者，这些人对基辛格不允许他们参加在莫斯科的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人做出的让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选了与沃尔斯泰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共事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担任军控局的新局长。与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对军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够带来什么益处，要清醒得多。实际上，杰克逊是在负责进行军控谈判的机构里安插赞成自己观点的人。
埃克雷则把一个更保守的班子带进了军控局。他带来的新人之一是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沃尔福威茨。“沃尔斯泰特把他推荐给我，”埃克雷许多年后回忆道。沃尔福威茨刚满30岁，但他很快便成为埃克雷最信赖的顾问之一。他撰写关于导弹发射和早期预警问题的文件；参与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军控谈判；陪同埃克雷到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旅行。1974和1975年，年轻的沃尔福威茨积极参与了美国成功劝说韩国不提炼钚的工作，这个项目可以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数十年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劝说朝鲜不要做类似的事情。
沃尔福威茨显然喜欢自己在政府里的工作。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一点不错，但是，他在本性上也是一个了解内幕的人，他喜欢撰写政策文件，乐于为了他信奉的思想在官僚机构里进行斗争。多年来，沃尔福威茨多次返回政府任职，有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他们偶然对他如此频繁地加入政府并且在政府里呆这么长时间感到不解。
在这方面，沃尔福威茨与他的朋友珀尔十分不同，珀尔好斗的风格更适合在国会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里工作。珀尔做参院办公室人员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这使他非常开心。而沃尔福威茨却是尼克松政府的成员，因此有义务支持总统的政策。不过，在政府内部的位置上，沃尔福威茨能够在政府的决策被确定之前对其施加影响；他可以设法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或者对这些行动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
第8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8）
在官场上，在涉及尼克松政府内部许多关于军控问题的辩论中，珀尔和沃尔福威茨经常处于对立面，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相似。事实上，他们的特长是互补的。珀尔的风格是在媒体和国会发动连珠炮似的攻击，挑战对手的动机和品格。与之相比，沃尔福威茨则是在美国政府内部，通过撰写论证严密的政策文件，抨击对手的逻辑。
这种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部、珀尔在政府外部的搭配，在后来30年里的其他情况下也出现过。诚然，珀尔偶然也会在联邦政府里任职；他曾经在里根政府里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在那里仍然表现出在做议员助手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风格。总的看，珀尔不像沃尔福威茨，他不具备在政府里长期服务的持久性；珀尔在里根时代结束之前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在后来任何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再也没有担任过全职的正式工作。
即便如此，珀尔一直非常活跃。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在高级官员们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时，毫不奇怪，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两员大将又是政府外部的珀尔和政府内部的沃尔福威茨。
的确，2002年、2003年珀尔和沃尔福威茨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思想，多少与最初从他们的导师沃尔斯泰特、艾奇逊和尼采那里学到的东西有相似之处。他们反复谈论的一个主题是“易受攻击的窗口”。美国被说成面临某个迅速推进的敌人的突然威胁：冷战期间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的军事力量，或者2002年和2003年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根据如此推理，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应对威胁，因此，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没有人在思考美国霸权的可能性。到了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在一个美国没有了军事对手的世界里，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重弹易受攻击思想的老调，他们把这些思想加以更新，并得出与60年代他们的导师提出的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艾奇逊和尼采是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但在伊拉克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和珀尔不再赞成使用以往的遏制或者威慑方法。他们赞成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赞成先发制人的战争。
注释
① 见 “Bibliographical Note on Jacob Wolfowitz”； Jack Kief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acob Wolfowitz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0），和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1970）； vol。18； supplement 2； pp。996·997。
② 2003年6月19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③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④ Saul Bellow； Ravelste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5；19·20。
⑤ Ibid。； p。58。
⑥ D。T。Max；“With Friends Like Saul Bellow；”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6； 2000； p。70。
⑦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⑧ Walter Nicgorski；“Allen Bloom： Strauss； Socrates and Liberal Education”，见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ed。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1999）； pp。206；208。
⑨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⑩ 见William Galston；“A Student of Leo Strauss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29·437。
Thomas Pangle；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7。
Ibid。； p。xxv。该引语出自潘戈尔而不是施特劳斯。
Jacob Weisberg；“The Cult of Leo Strauss”； Newsweek （August 3； 1987）； p。61。多年来，沃尔福威茨曾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施特劳斯学生的一些聚会，其中包括2003年的一次。
第9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9）
引自Harry。 V。 Jaffa；“Strauss at One Hundred；”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3·44。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7）； pp。141·142。
Mark Blitz；“Government Practice and the School of Strauss”； in Leo Strauss； loc。 cit。； 429·430。
Gary J。 Schmitt and Abram N。 Shulsky；“Leo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 in Leo Strauss； pp。407·412。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2002年4月24日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采访。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3）； pp。89·110 and 117·124页，清楚地描述了沃尔斯泰特的工作。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Paul D。 Wolfowitz；“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Proposals for Nuclear Desal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972； pp。32·33。
这段叙述根据对两位不愿披露姓名、对该委员会有直接了解的人的采访。关于办公室的细节和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辩论情况，保罗·H。尼采在From Hiroshima to Glasnot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1989）第294—295页中也有叙述；见Kaplan； op。 cit。； pp。342·355；另见Jay Winik； On the Brink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6）； pp。52·53。
Kaplan； op。 cit。； pp。349·350。
Robert G。 Kaufman； Henry M。 Jackson： A Life in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211。
Nitze； op。 cit。； p。295。
Max Frankel；“The Missile Vote： Both Sides Can Claim a Victo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69； p。22。
Kaplan； op。 cit。； pp。354·355。
我在此指的是尼采在1969年的观点。尼采本人后来担任过美国的军控谈判代表。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114。
关于军控和裁军局的情况，见Raymond L。 Garthoff；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p。273·274； Kaufman； op。 cit。； p。258；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p。559·560。
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珀尔曾一度担任过一个顾问机构——国防政策理事会的主席，但是没有在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
第10节：士兵和水手（1）
士兵和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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