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激烈的地方，我们坐直升机进不去，于是，我又带他们到其他一些地方去。他［冯·马博德］非常高兴。他是个地道的爱打仗、爱闻火药味的怪人。他就喜欢那个，并且老是记得。”冯·马博德当然印象深刻。“他非常勇敢，”他这样评论阿米蒂奇，“我对挨枪打不习惯，可他却非常放松。我们很难能说动别人带我们到某些［危险的］地区去，可是他通过美国航空公司和某些越南组织安排我们去成了……他似乎全然不担心自身的安全。”
阿米蒂奇巧妙利用自己的作战经验吸引了没有像他那样在越南服过役的华盛顿重要官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接下去的几年里，在阿米蒂奇试图在海军以外建立起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曾仰仗冯·马博德安排工作和提供帮助。此处两个换段1974年12月，阿米蒂奇辞去在西贡的工作回到美国。他认为这场仗打得很糟糕。他去了华盛顿，希望能给南越不断恶化的局势敲敲警钟，但是毫无结果。似乎没有人听他的话。阿米蒂奇飞回圣地亚哥的家，与妻子家人短暂团聚。之后，他变得烦躁不安，便于1975年3月飞回越南，访问了岘港，到越南南方和北方到处旅行。当时和后来他都坚持说，他完全是自己在旅行，尽管他还似乎在执行评估军事形势的使命，可能在向冯·马博德汇报，后者仍负责向国会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阿米蒂奇发现南越似乎正在出现内乱。回国后，他再次试图引起对帮助防止南越政权垮台的兴趣。“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回忆道，“我找不到一个能够明白那个国家正在自己垮掉的人。”
在这个时候，阿米蒂奇对南越状况的了解，远远超出他对美国人的情绪的了解。美国人不愿意在签订了撤出美军、结束美国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的协议两年之后，再为挽救南越政权做出新的努力。福特总统提出向南越增加7。22亿美元援助款的最后请求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4月末，阿米蒂奇正坐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冯·马博德。“里奇，你小子到华盛顿来，”冯·马博德说，“我给你找了份工作。”他要阿米蒂奇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因为他在一段时间里会看不到他们。阿米蒂奇和家人一起飞到华盛顿，住进双桥万豪酒店的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步行去五角大楼。在冯·马博德的办公室里，凯利注意到阿米蒂奇穿着他唯一的运动衫，可能还戴着他为数很少的一条领带。
第16节：士兵和水手（7）
冯·马博德解释了他想要阿米蒂奇做什么。此时，五角大楼已经意识到南越即将垮台。美国政府希望防止南越的军事资产——它的飞机、舰只和其他有价值的军事武器装备——落入北越手中。冯·马博德第二天要飞往西贡，并且要带阿米蒂奇同行。他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东西来从南越运出来，其余的设法销毁。
冯·马博德、阿米蒂奇，还有两位美国空军军官，于1975年4月24日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最后一架商业航班在西贡降落。阿米蒂奇的任务是协助将美国的舰只和快艇弄出越南，而冯·马博德和空军军官主要负责飞机。第二天，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拜访了南越海军司令钟新刚中将，告诉他北越部队正在快速推进。他们向钟将军提交了撤退计划：首先，所有越南海军人员将奉命携带家属，把舰只驶到基地。然后，一接到信号，越南人将驾船出海，前往昆山岛附近海域的集合地点，美国军舰将搭载他们和保护他们。
该计划预备在一周后，也就是在5月1日或者5月2日左右执行。这个日子是根据中情局对北越到达西贡所需的时间确定的。但是，北越人并没有执行中情局的时间表；他们提前很多就到了，影响了美国人的行动，限制了美国人能够营救出的飞机、舰只和人员的数量。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提起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那个混蛋”站长托马斯·波尔加，阿米蒂奇仍耿耿于怀，他认为波尔加过于依赖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来获取关于北越人意图的情报。
4月28日，冯·马博德派阿米蒂奇前往位于西贡西北的边和的大型美国基地，要他们打点行装，运走贮存的军事物资。阿米蒂奇乘坐直升机飞过去，他发现基地几乎是空荡荡的，只有三四十名南越维修工人。他跟他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们帮着打包，同意开枪打死所有企图翻墙过来的人，阿米蒂奇就带他们去西贡。不到一小时，他们就捆了15个货盘，这时，阿米蒂奇接到马博德打来的电话。“马上撤出来，”他说，“我现在不能对你解释。”在西贡，美国国防部官员监听到北越的一条无线电消息说，他们已经包围了边和的基地，决不能让敌人逃走。阿米蒂奇说，他必须带上那些他答应一起走的南越人。边和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火箭和迫击炮火的攻击，冯·马博德派来的一架中情局的飞机着了陆，搭载上阿米蒂奇和他的南越维修工人，把他们运送到首都安全的地方。
两天后，随着北越军队向西贡逼近，美国的撤退计划开始了。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到了美国海军蓝岭号。阿米蒂奇在混乱中丢失了他的身份证件，不过他说服了该舰舰长唐·惠特迈耶将军让他登上了一艘美国驱逐舰，驾驶驱逐舰向南驶向昆山岛。
接下去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使阿米蒂奇在南越的服役有了一个英雄壮举般的收场。在昆山岛附近，南越海军集结了大约90艘舰船。船上有至少2万名外逃的南越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钟将军。这些舰船没有食品和水，其中一些基本不能出海。阿米蒂奇是美国海军在越南人这支船队里唯一的代表。
阿米蒂奇决定将船只和难民驶往约一千英里以外的菲律宾。大多数船只的状况都做不了这次航行。至少60艘船被凿沉了，有的是被炮火击沉的。2万名越南人挤进32艘船；有3艘原来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使用的船，每艘通常搭载170名水手，现在每艘船塞进了 1 500 名越南人。阿米蒂奇向国防部拍发了急电，结果派人给船只送来了食品和饮水。从5月2日至7日，阿米蒂奇的越南船队在3艘美国军舰的保护下，驶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由于过度拥挤，船上发生了打斗甚至交火。
当船只抵达苏比克湾时，费迪南·马科斯总统和菲律宾政府企图阻止这些仍然悬挂着南越旗帜的船只进入菲律宾水域。在美国官员、菲律宾官员和越南难民参加的紧张的谈判中，阿米蒂奇再次充当中间人和翻译。终于在5月8日找到了解决方法：在阿米蒂奇协助安排的正式仪式上，船只降下它们的越南旗，悬挂上美国旗，然后驶入苏比克湾。对于阿米蒂奇，在七年多之后，越战终于结束了。
第17节：士兵和水手（8）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越战的惨败对那些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所有“火神派”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在越南的失败，导致他们致力于重振和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理查德·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科林·鲍威尔和理查德·阿米蒂奇的职业生涯都无一例外。明显地重视从军事角度分析外交政策问题，这是在小布什政府里掌权的这个班子不同于他人的主要特点。
冷战初期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智者们”并不缺乏处理军事问题的经验。比如，他们中的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二人，曾在二战中担任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的高级副官。但是，在更早的这代人看来，军事问题上的经验并不像具有更广泛的外交、国际法和商务经验那么重要。那么，毫不奇怪，二战后那一代人的领袖人物，对建立能够进一步拓展美国利益的永久性新国际经济、法律和外交体制和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马歇尔计划等）的兴趣，要浓于对建立新的军事机构（如北约）的兴趣。相比之下，“火神派”在美国军事实力的问题上精力充沛，富于创新，而对建立新的外交或经济体制和机构则热情不足。
一方面，“火神派”对军事实力有共同兴趣；另一方面，他们中间在什么时候使用军事实力和如何最好地保持这种力量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源于越战时期他们的不同经历。
美国撤出越南30年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对那场战争和那场战争究竟应不应该打，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越战当时像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指出，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领导人坚信，美国迟滞了共产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从而“挽救”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沃尔福威茨接着说，美国牺牲的人数这么多，战争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这么深的分歧，那么打这场战争是否值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美国似乎“超支”了美国的实力。
沃尔福威茨能够超脱出对越战的强烈感情，这反映了他自身的背景。越战期间，他大多数时间在学术界。他在研究生院的导师、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是越战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沃尔斯泰特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总是把越战看做是精神错乱，是一次错误的行动，它消耗了美国的能量，把美国的注意力从重要得多的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上转移开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没有沃尔福威茨那样超脱。他们帮助在东南亚打的这场战争，成为他们对认识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核心因素。
越战使鲍威尔始终对有可能削弱美军的实力、名声和作战能力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换言之，在鲍威尔看来，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的主要办法，是少用和慎用。于是，越战的经历便产生了温伯格主义和鲍威尔主义：先要有明确和集中的目标以及强有力的公众支持，然后再发动战争；一旦开始战争，必须动用压倒优势的力量迅速夺取胜利。鲍威尔往往不信任那些在华盛顿而不是在战场上获得国防问题经验的官员们。当文职领袖要求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鲍威尔有时会把他们视为越战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现代翻版。
鲍威尔在与五角大楼的文职领袖打交道时，经常会想到他们的越战经历或者缺乏越战经历。在谈及他在老布什政府里与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似乎很和谐的合作关系时，鲍威尔在自传中写道：“这个没有穿过一天军装、在越战中以在校就读和有了孩子借口获得了缓役的人，立刻控制了五角大楼。”
阿米蒂奇从越南汲取了许多与鲍威尔相同的教训。他也信奉温伯格—鲍威尔主义包含的谨慎和压倒优势力量的原则。
阿米蒂奇还从越南获取了其他一些教训。教训之一是，美国特别是在亚洲必须保持盟国和自己的承诺至关重要。美国从南越撤军激怒了他，因此，他迫切地要确保美国不再有“逃跑的父亲”那类的行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阿米蒂奇成为华盛顿对强大的盟友和美国在亚洲永久驻军的一位主要支持者。除了迈克·曼斯菲尔德大使外，过去30年中，没有一位美国官员像阿米蒂奇这样与日本保持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第18节：士兵和水手（9）
其他“火神派”对盟国的看法要消极得多，只要有必要，他们宁愿美国独自行动。尤其是拉姆斯菲尔德，他在70年代初出任了美国驻北约大使，他怀着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做决策时采用的冗长、乏味、繁琐的协商过程的偏见卸了任。“拉姆斯菲尔德似乎不喜欢北约，在北约，你得彬彬有礼，得对意大利国防部长客客气气地说话，得应付欧洲人对苏联的错误观点，”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过的一位前官员说。
阿米蒂奇在越南度过的日子使他对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了一点体会。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网络，而不是官僚机构正式运作的方式。阿米蒂奇的第一位文职上司埃里希·冯·马博德，在整个华盛顿建立起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广泛的私人朋友网，使他掌握了实权。阿米蒂奇在华盛顿建立起类似的网络，根据他在越南参加小部队作战的经验，他重视信任、忠诚和友谊的个人价值。像切尼这样的其他高层官员对工作助手有所保留，保持着职业距离。切尼通常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个人色彩并不重，他的助手也随着政府的进退而改换门庭。而阿米蒂奇却培养了一小群忠实的助手，他们跟着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阿米蒂奇则对高层朋友——特别是对鲍威尔——表现出特殊的个人忠诚。
最后，越战的混乱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