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要比这些阴谋理论平庸得多。按照包括福特在内所有人的说法，内阁改组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总统本人对施莱辛格极为反感。福特觉得，他的国防部长对他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总统初次简单介绍这些调整时，拉姆斯菲尔德对担任国防部长有些犹豫，他提出容他晚上回去考虑考虑。他吃不准他是否愿意离开白宫。
的确，按照切尼后来的说法，总统不得不动用他来说服拉姆斯菲尔德接受国防部的职务。“坦率地讲，我不得不劝（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务——通过打长途电话，”切尼在7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中说道，“……这是一个奇特的情形。星期六我还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到了星期天，我已经在替福特劝说拉姆斯菲尔德接受总统要他做的事情。”
布什的一班人马对拉姆斯菲尔德的疑虑似乎被夸大了。拉姆斯菲尔德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在确定总统的竞选伙伴时必须考虑地理上平衡的习惯做法，因此他应该知道，来自密歇根州的福特，是不会选择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竞选伙伴的。假如说政府改组的目的是要使与拉姆斯菲尔德竞争副总统位置的人出局的话，为什么同样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却获得了一份好差事？福特不打算提名洛克菲勒做副总统候选人与拉姆斯菲尔德无关；相反，这是福特企图安抚共和党右翼所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就人们所知，拉姆斯菲尔德后来从未争取过获得1976年的副总统提名；第二年夏天，福特选择了鲍勃·多尔做自己的竞选伙伴。
不过，在内阁大变动某些方面的背后，可以发现拉姆斯菲尔德的手。一段时间以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在说基辛格权势过大，福特应该在外交政策上听到更广泛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在控制国内政策等问题上，拉姆斯菲尔德一年多来一直与洛克菲勒存在分歧。拉姆斯菲尔德也许在最后一刻表示了不愿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从福特政府一开始他就表示，与白宫办公厅主任相比，他更愿意担任像国防部长这样的内阁职务。
“万圣节大屠杀”在福特政府内部埋下了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敌意，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愈合。1976年大选后，《新共和》杂志驻白宫记者约翰·奥斯本采访了那届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他发现“基辛格、施莱辛格和财政部长威廉·西蒙……都和洛克菲勒一样，对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后任切尼手下的白宫办公厅深恶痛绝”。政府高层充满了“怀疑和仇恨——仇恨一词用得非常贴切，”奥斯本如此总结道。
虽然在尼克松政府内，拉姆斯菲尔德在越战问题上是鸽派，在福特时期，他逐渐变成政府的主要鹰派人物。作为国防部长，他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阻止了缓和，使美国对苏政策强硬起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使基辛格非常难堪，”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回忆道，他曾经担任过施莱辛格的助理国防部长，又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留任。
拉姆斯菲尔德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一个允许争论的问题。他对从1975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信奉的这些保守观点是否笃信不移？他是否仅仅在争取政治右派的支持？基辛格及其助手认为，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多半反映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拉姆斯菲尔德考虑的是以后竞选总统，”数十年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采访时断言，“我认为他在给自己定位。他希望站在保守派一边。依我看，这是战术和政治上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根据这种解释，拉姆斯菲尔德在尼克松时期提出的要求迅速结束越战的请求，也是建立在政治考量基础之上的：拉姆斯菲尔德暂时支持了公众的反战情绪。基辛格的班子估计，反对缓和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另一个近期招数。
然而，有迹象表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福特的国防部长时采取的立场，代表了更广泛持久的观点变化。至少从1973—1974年间担任驻北约大使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对苏政策上越来越倾向更强硬的观点。当时担任军控和裁军局局长的弗雷德·埃克雷在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大使期间访问了布鲁塞尔，他发现，仅仅由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便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他相当无礼，”埃克雷回忆道，“我是军控负责人，他不喜欢军控，甚至在当时就不喜欢。”埃克雷自己也不喜欢缓和，他和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在华盛顿联手抵制了基辛格的军控政策。
第25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7）
不论拉姆斯菲尔德的初衷如何，他在福特政府后期信奉的鹰派观点后来证明是长期的。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派犯了错误；在拉姆斯菲尔德看来，1975和1976年反对缓和不仅仅是一时所为。几十年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主张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他深深地怀疑军控和其他形式对苏妥协究竟有什么意义。拉姆斯菲尔德在前后左右、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段已经结束。此处两个换段福特政府的档案可以证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娴熟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削弱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对基辛格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民主党主要批评者杰克逊，详细质询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就缓和提出非常尖刻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谨慎地应付了参议员们的质询，任命获得通过。
对多数被提名的人来说，故事到此便结束了，但拉姆斯菲尔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听证会结束时，他将一份听证过程的副本外加一张请总统特别注意某些段落的私人便条直接交给了福特。这些段落包含了前几任国防部长对基辛格不让他们参与军控谈判、被剥夺了亲自向总统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不满。杰克逊问道，国防部长为什么被贬低到在国家安全机构里面给基辛格唱配角的地步？他们为什么只能向基辛格提交备忘录，然后由他再改写进他的“意见文件”？拉姆斯菲尔德告诉福特，参议员们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对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运作的一种关切……我认为，要使国安会在实际当中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做出最大努力”。拉姆斯菲尔德的潜台词十分清楚：总统不能让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把国防部长们排斥在决策会议之外。
宣誓就职几周后，拉姆斯菲尔德便成功地使基辛格企图与苏联谈判一份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努力搁浅。基辛格试图获准向莫斯科提交一项新的军控建议。拉姆斯菲尔德设法将建议搁置了几个星期，并提出要更仔细地研究。“他［拉姆斯菲尔德］实际上允许和鼓励让官僚机构的程序搁浅，”基辛格说。
1976年1月，福特允许基辛格去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列昂纳德·勃列日涅夫递交一份新的谈判建议。拉姆斯菲尔德头一回成功地把五角大楼的一位文职官员代表、一个能向拉姆斯菲尔德汇报的人安插进了基辛格的随行人员。基辛格返回时认为自己在达成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他却在华盛顿遭到反对。“反对的是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我清楚他们手中握着王牌，”福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参院必须批准新的协议。如果拉姆斯菲尔德或者参联会在作证时表示反对，参院是绝对不会批准的。”福特政府提出了更容易为五角大楼所接受的新建议，但勃列日涅夫拒不接受，这样，当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公开场合，拉姆斯菲尔德开始告诫要警惕苏军不断增长的实力，他提出，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权力转移，”他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如果不能阻止对我们的利益有害的趋势，这便意味着，在未来，我们会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它与我们没有共同的最基本的信仰，它具备威胁或恫吓世界许多地方的能力。”
基辛格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讨论苏联军备问题，福特本人则希望用委婉的话来掩盖分歧。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毫不退让。在有关1976年3月29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会议的已经解秘了的副本里，有这段关于美苏间军事平衡的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基辛格：如果说趋势对我们不利，这就够糟的了。我们在走下坡路的印象正在全世界产生很坏的影响。
拉姆斯菲尔德：但是情况的确如此！
基辛格：那我们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60年代以来，我们的水准一直在下降。我们是要维持1960年的水准？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军力？
拉姆斯菲尔德：可那的确如此！60年代以来，我们从优势地位下降到了均衡地位，如果我们不制止势头，就会落伍。
第26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8）
总统：我认为总统不能说我们在走下坡路。我可以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我不想说我们在落伍。我要说我们面临着挑战，我们总体是平衡的，必须保持住这种平衡。拉姆斯菲尔德离开白宫，意味着新任办公厅主任切尼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福特总统的竞选。切尼从共和党在各地的民调人员和政客们那里听到的，符合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直觉：他甚至比拉姆斯菲尔德更不情愿支持基辛格的苏联政策。
“缓和是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特别不欢迎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字眼更糟糕，”民调人员罗伯特·蒂特在切尼担任办公厅主任后两周给切尼提交的一份私人备忘录写道，“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个字眼。”福特的演讲撰稿人罗伯特·哈特曼1月初呈上“国情咨文”讲话稿的时候，切尼加了批注后，把讲稿退了回去，他的批注写道：“鲍勃——外交政策部分针对国会的措辞太强硬，对俄国则不够强硬。”
福特曾一度驳斥过批评者。“我认为缓和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世界和平，”他在1976年1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道。但是，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初选中加大了抨击的火力，称缓和使得苏联利用了美国，在军事上超过了美国，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不到两个月，福特便全面退却。“我们要忘记使用缓和这个词，”他在皮奥利亚对听众说，“……谈判中发生的事情……是会造成后果的。”
那年春天，切尼和福特的政治顾问们都让总统不要反驳里根对他的外交政策的挑战。使基辛格不悦的是，他们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不值得与里根纠缠；福特在秋季选举中需要保守派的支持。
现在，切尼在他的政府生涯当中第一次不再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助手，而自己身处权威的地位。助手们向福特开玩笑说，关于他的内阁重组，媒体最大的问题将会是：“理查德·切尼究竟何许人也？”但切尼迅速巩固了他对白宫工作人员班子的控制。白宫新闻记者们很快给了他一个绰号“大条顿人”（Grand Teuton）古民族，现指日耳曼人。——译者，这既借用了切尼的老家怀俄明州的“大泰顿斯”（Grand Tetons）一词的发音，又巧妙地点到了在H。R。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尼克松白宫办公厅的普鲁士人风格。
1975年12月，福特乘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与毛泽东举行峰会，在此前的四年当中多次造访北京的亨利·基辛格发现，有一件事令他大吃一惊。“我手下的（总统）先遣组，给我安排了一间比亨利更大的卧室，一个更大的套房，”切尼在20年后的采访中回忆道，“我的套房离总统更近。亨利很不高兴。”切尼时年34岁。
里根的挑战，远比福特或者基辛格预想的要严峻得多。里根在北卡罗来纳州击败了福特，这是任期内的共和党总统第一次在预选中败北。里根在整个春季加强了对福特外交政策的攻击。然而，随着预选的结束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福特似乎有足够的代表人数支持他获得提名。
代表大会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第一天，里根的势力开始了最后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在党纲中加入一个题为“外交政策的道德”的政策要点。这等于直接向福特和基辛格的苏联政策直接开火。
共和党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依照法律实现自由”，关于道德的政策要点这样写道。它特别赞扬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的“我们面对世界时绝不能对暴政的本质存有任何幻想的强有力的信息”。它还保证将奉行“绝不背着我们的人民搞秘密交易的”外交政策。
福特后来称，他大发雷霆。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和副总统洛克菲勒则更为愤怒；他们坚持，福特必须进行斗争，击败那条道德政策要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它等于是在谴责政府。起初，福特发出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