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我说你懂日本+- 第2部分

第5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2）


　　韩东育的《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是一篇对此问题论述得比较透彻的好文章，值得有心人仔细研读。他在文中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即中国儒学仁重于礼，所以“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韩东育详细分析了荀子理论对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的影响，即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荻生徂徕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张，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韩东育承认，荻生徂徕“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公德欲完全覆盖私德，亦难免天真”。

　　了解了这点之后，着实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微瑕不足以掩瑜。于是，许多人明明缺乏公德观念，却毫不怀疑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注重，“礼”成了便利的装饰。在日本社会中生活久的中国人，常常对日本人的“礼”讥为“虚伪”，倒不仅是怨言而已。

　　事实上，从前面提到的几个中学生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态度也可看出端倪。对类似有违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的对错进行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迷惑”。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当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反应的社会环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领土上）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就可毫无顾忌地倾泻而出了。


第6节：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书的价值，绝不在尺寸。所以，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文库本在日本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社科院的郑也夫研究员访问过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对日本人于电车中所读书籍的疑问：他们在看哪一类的书呢？

　　坐了十几年电车，我也在路途中读过不少书刊，特别是较长途的行程之前，总要在书架前犹豫一番，琢磨带哪本书更好。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远，车行两段，各七八分钟，对读书而言并不合适——刚刚翻了几页，就要下车。所以，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要乘近一小时车上学的日子了。

　　作为电车中的老读客，庶几知道日本人在读什么。一般来说，阅读报刊和书籍的各占一半。而在书籍里面，似乎有三大类：小说、漫画和学习资料。小说以小巧的文库本居多，漫画的开本也比较小，学习资料则往往是针对各种资格考试。　　说到日本人的优点，我个人最推崇的一项是普遍性的喜爱读书。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常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在西方国家的切身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日本民众爱看小说这一幕，相信也给彼时来日的中国人以相当的刺激。于是，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全中国人都爱看所谓的新小说，中国也就有救了。梁任公拳拳之心真是历历可鉴。我没怎么搭乘过中国的地铁或轻轨，不大清楚人们在车厢内做什么（网络上吵嘴打架的雷人视频倒蛮多），也就揣测郑也夫先生对日本人读书现象的特别在意，是否亦有感而发。

　　我乘车时多数时候读的是中文书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观上的显著差别就是开本。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开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长不足以告慰国人。所谓国际大开本很是流行，一本书大咧咧摆在那里，仿佛在宣告自己与世界接了轨。最离谱的是，翻开不少开本颇大的书籍，会被几百个文字周边的广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作何用处的，谁要写那么多圈点题评，难道是把书页当做了山水画？这可谈不上“此处无物胜有物”的美学意义，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浪费。书的价值，绝不在尺寸。中文图书中，我曾购有一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联合出版的“诗词坊”、“小说轩”系列丛书，开本和日本文库本相差无几，深为喜爱。该丛书篇幅虽小，内容却佳，我至今仍时不时拿出来翻看。

　　韩国学者李御宁的名著《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精辟地指出了日本文化中对“缩小”的执著追求。具体而微的文库本，无疑就是这种“缩小意识”的一个体现。文库本的肇端，是1927年岩波书店推出的名著普及书。当时出版社的动机既是为了对抗市场上豪华昂贵的经典巨著，也有推动文化传播的志向。结果，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文库本成了日本图书出版业的重要力量。不过，如今的文库本内容五花八门，更因成本较低，出了很多垃圾读物，已经和昔日的名著普及本的意义相去甚远。

　　欧阳修说适于读书的时空，有“马上、枕上、厕上”之论，“马上”今天应该换作“车上”了。其实不仅在车上，捧着一册大开本在哪里阅读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库本则称手得多。当然，文库本的特点决定了内文字迹较小，但这对爱书之人而言算不上大碍。去书店闲逛时，我最爱流连的就是文库本专柜。那一排排小书构成整齐的阵容，却生出小蚁雄兵般的气势。在家具店里买的书架，也专门设计有文库本的隔层。不过因我没那么多收藏，就腾出来给了中文书。结果，那些和国际接了轨的大开本们，很滑稽地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让我想起有一年去采访来日比赛的NBA球队，酒店在床头还得多加一张躺椅，给那些大个子们垫脚。

第7节：女中学生的短裙


　　女中学生的短裙

　　许多外国游客都会注意到，日本女中学生们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其超短的裙子。

　　初来日本的第一个冬天，见到中小学生们的短裤短裙，心里是免不了有点惊奇的。虽说自己高中时代也不惜落下风湿的毛病，在东北的寒风中扮酷穿单，但眼见那些年纪更小的童男童女光着两腿，不禁心生同情。问其缘由，有人说是为了从小磨其筋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并慨叹吾国之小皇帝们过于安逸。不过，若把目光投向稍大些的女中学生们，似乎又不仅是这个高尚的原因，因为那短裙的边际实在有点太高，有时简直到了大腿与臀部的交界。这很难说是一个单纯为了历练意志的必要手段。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女中学生制服的印象，大约始自电视剧《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来到日本之后，才了解了它现在所蕴涵的丰富意义，以及寄托了多少男性的粉红色遐想。在新宿、涉谷等繁华地带，时常能看到三两个身穿校服的女中学生无所事事地伫立，而身边逛荡着个别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有时，那男子会趋前搭讪，女孩们则偶尔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女孩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短的裙子，不管是穿着中文称之为“泡泡袜”的白色长袜（一般是将它叠在小腿部分，仿佛绑腿），还是黑色或蓝色半长袜，总之两截大腿是一定要露出来的，宛如刻意招展的旗帜。

　　起初，我对这些唧唧喳喳的女中学生和色眼迷离的男人们绝无好感，把他们看做社会公害。但随着年纪增长，我渐渐学会用一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老男人对年轻女性肉体的畸恋，在那些中年男人脸上，我似乎看到了同样的对衰老和死亡的由衷恐慌。而反过来打量女中学生们，我看到的是一种不知所措，混杂着对青春仿佛陡然暴富之后的挥霍欲和困惑感。

　　承蒙天涯网友kanishka指教，告知那一段大腿的专业术语：绝对领域。这才得知该“领域”在“萌文化”中的重要性，真教人不得不感叹廉颇老矣。去网络上查找了一下，原来短裙、绝对领域、膝盖以上的长袜之间，还有4︰1︰2。5的“黄金比例”（误差容许度±25％）。据说，此一“绝对领域”对于男人来说是令其眩晕、魅惑、感到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但既然眩晕且魅惑，还哪里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感？于是乎，屡有中年警官、大学教授为了一窥“绝对领域”之上的风光，不惜身败名裂。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女中学生的裙子的底边开始从及膝不断向上提高，算下来差不多每年一厘米。不知道这与泡沫经济的破灭有无联系，但肯定昭示了世风的潜在变化。许多外国游客都注意到了日本女中学生们展露出的大腿，而日本舆论界也表达了对其所暗示的“援助交际”现象的忧虑。于是，如何让女中学生们把不断缩短的裙子长度放下来，俨然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学校是超短裙之争的第一线战场。不过，另一个有趣的数据是日本中小学教师猥亵学生案件的增长，2004年达到历史纪录的190余人，去年公布的资料则是下降到通常水准的160余人。这或许充分体现出了此一斗争的严酷性与复杂性。不久前的一个话题是新潟县的高中特意制作了劝说女生们把裙摆放长的海报，可见校方的用心良苦，然而据说女生们反应冷淡，认为“此举毫无意义”。

　　女中学生露出的大腿，成了少女们的亚文化象征。但在来日的中国人看来，自有不理解之处。我曾多次听到陪同的访客表示诧异，有男也有女。他们不是诧异于日本女生的裙子之短，而是那双腿的“难看”：“她怎么敢穿这样的超短裙？”确实，大腿现象若有一点值得称道的，便是众腿平等。姑娘们不管自己的腿多“难看”，也照样坦率露之。有的女生大腿粗如水桶，小腿孔武有力，在中国若敢穿超短裙恐怕要被人公然耻笑，在日本却可以安之若素。

　　进一步说来，日本女生公开袒露大腿可以说是为了迎合男性的意淫，将女性置于被亵玩的角色；可中国人对女性“腿型”（外貌）的苛求，实在是异曲同工甚至犹有过之。况且，穿着超短裙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性的暗示，一位新潟女高中生说：“我把裙子卷短并不是为了显得可爱，而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这么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日本人强烈的群体性意识。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日本人的“跟风”嗜好。


第8节：跟的就是风（1）



　　跟的就是风

　　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

　　2008年秋天，一场“香蕉荒”突然席卷了超市。起因是一位女星在某电视台节目中谈到她吃香蕉减肥的经验，没想到，随即掀起了民众轰轰烈烈购买香蕉的热潮。

　　香蕉在日本超市中属于一年四季都大批量贩卖的普通水果，价格也很便宜，一束（四到五只）通常不过一百多日元。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抢购潮，住所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出现了有价无货的状况。店方在告示牌上写着道歉之词，表示一定尽快从海外大量进口，确保供货。接下来的数日内，往日供应充足的香蕉，始终处于紧俏难得的境地，偶尔见到剩下姿色不佳的几束，价格反比过去涨了不少。这种怪象大约维持了半个月，香蕉们才恢复了清静。

　　短暂而疯狂的香蕉抢购热，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的话题，但集中于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减肥的讨论，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后折射出的非理性。当然，日本人自身对此习以为常，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日语称之为“ブ�‘ム”（英语Boom的外来语发音），每年若没那么几次，还真是怪寂寞的。


第9节：跟的就是风（2）


　　按道理说，日本民众的教育水准普遍较高，作为个人，似乎应该有比较强的主见。事实却是，大多数日本人面对“ブ�‘ム”首先的选择就是跟风，而且争先恐后，劲头狂热，唯恐被落于“ブ�‘ム”之外。这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