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在显著位置，转载刚刚出版的第四四一期《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胡绩伟署名的《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
文章中说：「新闻自由被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出气阀」，可以避免偏激情绪爆发，缓解矛盾，减少政府决策失误。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决策。十年「文革」是我国最严重的不安定时期，那就是从践踏宪法，彻底消灭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的，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文章还说：「可惜有的同志把新闻自由也当成不安定因素，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限制合法的新闻自由的事，确是很多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无损法律，做得十分粗暴无理。老实说，这种压制新闻自由的事才是真正今人惧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
文章中强调：「新闻自由有助於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权威。问题在於，这种领导权威，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权威。在新闻不自由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权威，只能是专制的权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权威。民主的权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的权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北京的《人民日报》，正在经历一小段中共建政史上前所末有的新闻「小自由」，但也仍然不敢刊登胡绩伟的这篇文章，可见，上海当时确实比较胆大。同时，这篇文章也证明至少在五月十一日之前，江泽民已经充分吸取了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经验教训，不敢轻易在如何控制舆论方面拿主意了。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见报後，上海市委曾有人表示说：「《导报》向来无法无天，所以他们登什麽文章我们控制不了，但《文汇报》如今也这样出格，市委应该有个态度。」身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熔基听後闭口不发，等著江泽民拿态度，而江泽民当时因为自己对《导报》的处理，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实在吃不准，所以也只好装聋作哑。
上海新闻界也有人说：其实朱熔基事先已经知道《文汇报》要转载胡绩伟的文章，但没有表示反对态度。「六四」以後，胡绩伟的这篇文章上了中共「内参」，被作为新闻界，尤其是《人民日报》社内政治清查的重要批判材料。同时，上海方面一些紧抓极左形势的人也表示要追查《文汇报》刊登此文的背景。朱熔基却表示：胡的文章中说新闻自由也是为了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我看不出错在哪裹。
不说空话赢得大学生谅解
八九年五月，上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学潮几乎波及每所大专院校。上海邮电学校对学生离校作了严格规定，学生对「失去自由」产生强烈反感，联名写信给朱市长，倾吐心中疑虑。
朱熔基亲自提笔回信说：「你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其实你们自己也会正确回答的。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家都应该来维护大局、维护上海的秩序和经济稳定。坦率地说，我对上海目前面临的生产严峻形势感到忧虑。大家齐心协力，困难可以渡过，继续动荡下去，大家遭罪。务请你们认真思考……。」
邮电学校学生意外地收到市长回信，非常兴奋，很快把它抄写成大字海报形式，张贴在校园里。信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大学生的运动是爱国运动，但邮电学院师生员工，还是为信中恳切之情所感动，所以这所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一直坚持正常上课。
「六四」後，江泽民在一次西方电视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及「是否「六四」开枪已经是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江泽民用了一番「当时情况紧急」，「我们党没有处理这类大规模动乱的经验」之类的藉口搪塞。
当记者又问到「如果你当时就是总书记，你会采取什麽样的镇压手段」时，江泽民回答说：「上海就是例子。」
一位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过的干部认为，其实江泽民完全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自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赵紫阳被实际解除总书记职务後，江泽民即已被召至北京，「六四」开枪前他回到上海一次，但五月三十一日再次返回北京。北京开枪後，上海采取的措施纵然是请示过江泽民，但主意仍是朱熔基出的，事情也是朱熔基做的。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开始，北京市「部分地区」正式实行戒严，并从各地调军队包围北京城後，朱熔基即预感到北京方面的事态，已经空前严重，流血事件恐怕已经难以避免。
这个时候，最兴奋的莫过於江泽民，因为此时不但赵紫阳坚持的对学运进行软处理的政策，已经被邓小平否定，而且赵紫阳本人也已经被实际免除了职务。虽然江泽民当时还不敢想自己居然成了接替赵紫阳的人选，但形势的发展有利於他，对他处理《导报》的手法持赞成态度者，已经控制了中共高层的决策圈。
反对激化矛盾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显然还是不想在上海激化矛盾的。五月二十二日，他以上海市市长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文中内容虽然也有「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重要讲话，按照讲话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去做，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在具体谈及上海时，他仅仅把上海的形势说成是「混乱」，而避免「政治动乱」一词。
北京戒严後，江泽民奉召再次进京开会，临行前一再叮嘱朱熔基等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其他负责人：对学潮的处理一定要紧跟北京，我们上海千万不能在这种时候站错队。
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北京发生了血腥镇压事件後，上海市回全国各地一样，群情激愤，九其是大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这段时间里，守候在市委会议室裹的朱熔基及副市长黄菊、副书记吴邦国等人也都是通宵不睡，随时听候江泽民从北京发来的指示。
六月四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奉命起草了一份《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朱熔基看过後，保留了其中描写北京形势的一段，因为这一段完全是照抄六月四日《解放军报》的内容。但对形容上海形势的一段，朱熔基删除了所有「反革命动乱」等政治性辞汇。将上海的混乱行为，仅仅说成是少数人的「胡作非为」和「搞乱上海的破坏活动」，并且强调要「保卫每个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上海市委会有人曾经表示异议，认为朱熔基在这个时候，不能再继续迁就动乱学生了。朱熔基则反驳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上海的形势和北京有区别；再说，这种形势下也不该在上海采取激化矛盾的办法。
只有强调上海的混乱状态，威胁到了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动用专制力量控制形势才能够在百姓心目中得分，这是朱熔基心里非常明白的一个道理。所以，无论朱熔基心裹对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到底持何态度，他在上海的实践，至少证明他比起李鹏，及当时北京市的党政负责人李锡铭和陈希同要高明得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正式武力镇压北京学运的前几天，已经到北京听候「新的工作安排」命令的江泽民，差不多每天几通电话打回上海。到了镇压当夜，整个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大小小干部，通宵达旦地等待他传达北京「最新动向」时，江泽民却没有了回音。
据说，那一天晚上，不但是上海市听不到北京的消息，其他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都要不通中南海的电话。
既然江泽民自己不主动打电话，上海方面就一个劲地向北京催消息，但北京方面能够管一点事的一个也找不到，江泽民更是不知道藏在哪裹。上海方面问中南海的值班人员：「江泽民同志现在什麽地方？」对方回答：「你们上海人都不知道上海的书记在什麽地方，我们怎麽知道？」上海方面又忍气吞声地问：「北京现在情况怎麽样？」对方立刻没好气地回答：「在开枪！」
中央与地方联络短路
中央政权与地方的联络中断了，而「动乱」学生之间的联系反而热闹起来，北京方面的消息与动态，不断传到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处。朱熔基没有办法，只好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其他几个领导人商量，派市委宣传部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得力人员，到几所主要大学去听听大学生们从北京传来什麽消息。
後半夜裹，因为上海的几家主要报纸，都在等待著市委领导确定头版内容取舍和版面安排，於是，朱熔基再次下令让人不断向北京挂电话，希望北京在这个已经不能耽误的问题上，给一个明确的回话。
当时，有人出主意向北京的《人民日报》社挂电话，但朱熔基早已经通过此前《人民日报》的表现，看出来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学习《人民日报》了。
大概到了凌晨五时左右，朱熔基才接到秘书报告，说是北京方面有指示：以《解放军报》的版面内容和编排为基准，尤其必须刊登《解放军报》的社论。
此後，朱熔基如何向上海的报纸面授机宜不得而知，但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版面完全一致，首先是头版的版面安排完全一样，其次是两报都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朱熔基签发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而二版头条刊登的则是朱熔基署名的（世界环境日感言》一文。
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朱熔基的这篇文章，不是在篇尾，而是在篇头的文章标题下面醒目地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而那份满是空话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却是与内文一样的小字号在文章末尾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如此「别有用心」的文章内容，如此刻意强调文章写作时间，如此醒目和刺眼的版面安排，巧妙地表现出朱熔基及报纸编辑人员当时那「欲言不敢，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情，每个稍有眼力的看官都不会弄不明白。许多上海的知识分子事後议论这件事情，都夸赞朱熔基真是「绝顶聪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秘书电话询问朱熔基：「有没有信心不用军队的办法，解决上海问题？」朱熔基表示有信心。邓的秘书说：「小平同志很高兴，上海的条件比北京好。」
邓小平关切
北京「六四」镇压学运的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加上广泛流传上海亦将被军管的消息，不少市民上街设置路障，希望阻止军队入城。同时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亦在酝酿之中。
眼看上海亦将陷入如同北京般的混乱局面，朱熔基便在向邓小平立下军令状後，立刻召集上海官方新闻媒介的「三报两台」（即《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紧急开会，要求他们以「三报两台」名义，写一封公开信。
六日当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发了题为《上海不能乱，我们怎麽办？》的公开信内容，七日的三家报纸也都以头版头条位置圈框刊出。
这份以「三报两台」名义「致全市读者、听众、观众的公开信」，其实是由朱熔基亲自审阅定稿的。难得的是，这篇「公开信」整篇内容中没有一句政治性辞汇，只是把上海的形势描述成「上海发生的严重情况」，同时，亦把「少数坏人」诱使大学生采取「过激行动」的目的说成是「以便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完全没有半句「颠覆杜会主义」，「推翻共产党」之类的政治大帽子。
更能够被上海市民所认同的是，这份公开信中所强调的内容是：「坚决维护上海的稳定，关系到全市人民的切身利益。市政府一年光是用於补贴居民粮食和副食品的开支，就达三十多亿元。如果局面稳定不下来，今後生产任务和财政包干任务完不成，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上海人民，也包括广大学生。实践证明，上海经济一旦被搞乱，几年都恢复不过来。什麽改革开放，什麽治理整顿，什麽振兴上海，什麽加工资、增奖金、改善生活，都将化为泡影。」
这份公开信播发和刊出後，一批本来因为北京方面血腥屠杀学生和市民，才愤怒上街游行或支持大学生抗议行动的上海市民，态度立刻有了变化，当时就有人上街劝阻大学生说：你们再闹事也救不了北京，反而搞乱了我们上海。再这样下去，我们市民和工人不但不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