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惨案後，李鹏成了众矢之的。美国国务卿到中国大陆访问时，事先最为头痛的就是不见李鹏不行，而见了李鹏又如何避免同他握手，尤其避免被现场采访的记者拍到双方握手的镜头。
李鹏藉出席联合国会议到了美国，时任美国总统布希最头痛的，也是如何避开与李鹏的会面，因为如果他对李鹏稍微表现出一点欢迎之情，他在即将面临的全国大选中的信任票，无疑就要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下，邓小平等人也不得不承认，继续让李鹏在国际上露脸，尤其是让他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不但起不到打开国际困境的作用，而且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于是，邓小平自然想到了朱熔基被外界认定为「政治开明」的优势。
经济软政治硬
一九八五年，著名报人陆铿曾经在中南海访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当时的谈论话题涉及了对台动武、评价毛泽东、中共人事变动、新闻自由、魏京生与西单民主墙、大陆人权等诸多敏感话题。
事後，陆铿将访问内容整理发表，在海外引起轰动，并因而评价胡在政治上的开明。为此，胡耀邦吃尽了苦头。他下台後，中共内部文件上曾提到，胡在接受「海外反动记者」的采访时「泄露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听到此事後，陆铿深感自己「一言丧邦」，曾向胡写信致歉。
因为有过如此重大的教训，所以海外一些政治评论家，一边撰文对朱熔基的政治开明大加赞赏，一边又根据当年胡耀邦的教训，担心把朱熔基称为「中国的戈巴契夫」会让中共左派抓到把柄，直接影响到朱熔基的职务升迁，甚至断送朱熔基的政治前途。
事实上，时移事变，现在恰恰是因为朱熔基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的戈巴契夫」，才加重了他在邓小平那里的份量。因为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既要打破「六四」後的中共外交僵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出一个被海外，被西方认定为政治形象开明，没有「六四」负债的人物出面，才能推展「外交」。
至於朱熔基本人是否真的如海外所评价的那样开明，他是否是戈巴契夫式的人物，邓小平肯定考虑过。而让邓小平能够充分放心的是八九年「六四」以前，是因为两任总书记都在政治上「软」才出了问题，而现在有江泽民和李鹏在台上，就足可以保证政治上「硬」了。那麽让朱熔基上去与江、李搭档，就能够成功地保证朱在经济上「硬」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让他在政治上「软」（如果他真是在政治上「软」的话）的「短处」是即使想发挥也会受到限制。
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後所确立的领导体制中，加进了一个关键人物朱熔基，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邓小平所谓的「两手硬」政策。
邓小平所玩的「朱熔基外交」，始於上海的「浦东开发」。
九零年四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五月三日，朱熔基亲自为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开发规划研究室主持挂牌仪式。随即又率领庞大的「上海经济代表团」出访香港、新加坡，推销浦东开发计划，同时为中共打破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局面。
香港掀起朱熔基热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中共一开始只能靠长袖善舞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西方外交场合上「力挽狂澜」。而在朱熔基未到国务院任职前，因为上海市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外商界又看好浦东开发这块肥肉，同时也因为海外对朱熔基在中共政坛上的前途日益看涨，所以他的出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代表整个中共政权的意义。
後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的出访不仅使中共在国际上建立了一定的形像，尤其为中共与西方国家重归於好，挽回因「六四」开枪造成的外交颓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香港人尚未从「六四」的梦魇中醒过神来，又为九七年的即将来临惶恐不安，朱熔基以上海市市长身分的到来，虽然无法挽狂澜於既到，但多数香港人视他为「六四」以後第一个愿意且敢於到香港进行正式、公开访问的高级官员，所以对朱熔基没有恶感，又有了受到重视的感觉（这与当时朱熔基即将赴京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传闻有关）。
当时，朱熔基公开表示自己欣赏香港的发展，可作为上海的借鉴。他说：「四九年时很多上海人到香港发展，带动了香港经济，希望在九零年代，一些港人会返回上海帮助上海的发展。」
他不像一般中共高官那样，刻板地回避记者。访港的最後一天，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早餐时，他鼓励记者多写批评文章。他说：「传播媒介的批评很重要，我曾把香港的一些文章在上海的报章上转载。」
由於香港市民在八九学运期间，鼎力支持对抗政府的学生，「六四」事件後又积极帮助异议知识分子逃离「虎口」，一些极左派的中共高官因而视香港为「反共的前哨基地」，一时把香港空气搞得十分紧张。朱熔基却说：「不管香港是什麽基地，我都愿意来。」
这些言论给香港人留下了良好得印象。与此同时，「浦东开发区」的推介工作进行得也颇为成功，他表示在末来二、三年内，市政府能做好基层的投资工作，浦东的发展能够吸引外资，并希望在五年内能开始进行外来投资。
朱熔基访港加重了中共制约美国的砝码，在对待美国是否取消中共贸易最优惠国政策上，中共与香港人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使美国人认识到香港大陆毕竟是唇齿相依。
随著中共新华社将朱熔基这些讲话及香港人的反应，用「内参」形式上报中共高层，强硬派人士个个无比愤怒。
其中有人上奏邓小平和政治局说：朱熔基在香港的讲话问题很多，尤其是在对平息反革命动暴乱的问题上，他讲话的内容同党中央的精神很不一致。一旦说起「六四」，他就说那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这是什麽意思？想说明他没有责任？我看他对海外说他是「中国的戈巴契夫」不但不反感，反而很得意。
辩才无疑攻守俱佳
当江泽民把这些意见传达给朱熔基时，朱熔基反驳说：我看不是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恰恰是提这种意见的同志政治立场有问题，「六四」平暴对我们党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承认是好事，是正确，就应该表扬我不揽功，不自吹自擂才对，怎麽能说我是怕担责任呢？
如此一番巧妙的自我辩百，今江泽民再也找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结束香港之行後，朱熔基旋抵新加坡，参加了该国贸易发展局，专门为上海市经济代表团举行的座谈会，并接受了总理李光耀的宴请。
这次访问新加坡，使得朱熔基对自己出任未来的中共领导人信心大增。在此之前，基於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的前车之鉴，朱熔基对於中共的政治与经济两头参差发展的前途，并不是很乐观。而到新加坡参观并听取李光耀的施政经验後，朱熔基终於相信政治独裁加经济自由化，这种所谓的「亚洲模式」，还是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取得成功的。
九一年春节前，趁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过冬之际，朱熔基向他详细汇报了访问新加坡的观感及新加坡经济成功的经验，认为新加坡有许多的经验，值得中国大陆学习和参考。邓小平听过後非常兴奋，要朱熔基去国务院工作後，一定要好好把李光耀的治国经验学到手。邓小平还特别要求朱熔基，把新加坡政府廉政建设的经验，同江泽民和乔石汇报。
果然，朱熔基国务院工作不久，中共各级干部中即掀起了一股「新加坡考察热」。
「六四」以後，虽然中共政权一再於公开场合打肿脸充胖子，扬言「绝不屈服於外来反动势力的任何压力」，但它在九零年中即以实行「人道主义」，同意方励之夫妇出国治病为藉口，与美国方面达成礼送方励之出境的协意，已经充分表明他急於同美国恢复两国「正常友好关系」。
虽然当时的美国布希政府，也不愿同中共政权的关系彻底搞僵，但前提却是绝不接受李鹏前往访问，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於是，中共政权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措施，即组织一个中国市长代表团到美国周游一圈，既达到向美国政府示好的目的，又能收到让这些中国大陆的主要经济城市与美国各地加强经济贸易的实惠。
按理说，既然派出一个市长代表团出访，当然不能丢掉北京和天津，而这个代表团的团长理所当然也应由北京市长担任。比如，中国市长协会成立後，虽然有关章程上写明该会的会长，是由各市长轮流担任，但第一任会长必须是北京市长。
不避讳人权问题
问题是，因为「六四」镇压，当时身为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与李鹏一样身背恶名，所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中共政权，都要考虑到他访问美国的结果，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如果中共方面如此安排，更可能美国方面也不会接受。於是，中共方面乾脆安排北京市不参加这个代表团，而且为了朱熔基担任团长的名正言顺，连天津市也自动缺席。
九零年七月中上旬，由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武汉市长赵宝江、重庆市长孙同川、太原市长万良适、合肥市市长钟咏三、宁波市长耿典华和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後任中共驻加拿大大使）等人组成，以朱熔基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了美国。
同时，朱熔基也不忘借此给上海市吃点「独食」，专门安排了上海市学者代表团与他的市长代表团一同飞往美国。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学者代表团，因为「六四」以後无论国内国外，都认为中国大陆再次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冬天」，所以这个适时随朱熔基出访的「学者代表团」，其实也是为朱熔基在上海的亲民形象和政治开明形象造势的工具之一。
市长访问团虽属「地方官」，但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活动，并不仅仅是看市政，而是替中共新领导层作「公关」，拉投资，「促进双方了解」，「消除误会」，改善关系。
朱熔基说，中国市长代表团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同时也感到此次出访美国的任务并不轻松。在国内就听说美国流行「苏联热」、「东欧热」和「中国冷」。不管谁热谁冷，都不能减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意义，两国关系的发展，一定有利於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
朱熔基在美国还呼吁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敦促世界银行恢复各项对华贷款。他说：「美国应取消经济制裁，因为这将徒劳无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受到制裁的影响，而其它工业国家表面上维持制裁，私下已大部分恢复了对中国的生意。所以美国制裁中国只会促使美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伤害。」
如果说朱氏的上述讲话并无新意的话，那麽他邀请美国议员访问上海「好好讨论三天三夜人权问题」的举动，不能不说是「胆大包天」，因为人权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禁区。
朱熔基还用了一组具体的数字，来说明上海政治「现况」，八九年以来，上海的贪污受贿已被抓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局长一级的高干。但是，八九年「六四」迄至访问之时，只拘审了几十个学者、学生中的指挥者、组织者，而且在犯罪案情弄清楚後，基本上都免於起诉，陆续释放了，当时还在拘留之中的学生不足十人。
朱熔基在这裹避开因参加民运而遭拘捕的工人、市民和无业者的情况，只是谈到学者和学生被捕的数字，无疑是玩了个障眼法。而公开邀请美国议员访问上海「讨论人权问题」，更是分散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权的注意力，甚至使有些人产生「中共官员开始注重人权」之感，因而「朱熔基热」在美国也出现。
身在上海，胸怀全国
朱熔基志得意满地从美国飞回上海，在虹桥机场一下飞机，即「高兴地」接受记者访问说：「在美国虽然有很多对中国的误解，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民和大陆人民之间还是有著深厚的友谊，我相信这次访问起了很好的作用…过去的事不要纠缠，大家都向前看。」
在访美期间，朱熔基就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现况，在洛杉机接受了美国《全球观点》杂志总编辑加德尔斯的访问。从对答内容看，西方世界并没有把朱熔基仅仅看成是上海市长，而是看成中共经济工作的对外发言人。而朱熔基本人除长期积累的业务专长外，又能够「身在上海，胸怀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