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伪机关和银行也照常上班，照常办公，但多是干坐，更多的人想着今后的出路。日本的各机关则很忙碌，忙着把物资分给职员，有的甚至把汽车和三轮车赠给了汽车夫或三轮车夫了。各日本机关公用物品片刻间都搬空了，人们管这叫做“胜利财”。从15日起，日本居民也大起骚动，纷纷把衣物、无线电、留声机、家具拿到市场上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日本男女都改穿中装，女人穿旗袍，男人着中式的长袍短褂。各日本人的住宅、商店、机关，也自动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人不停地往机场运送东西，或烧毁文件、档案、物资。一些高级别的日本人及其家属或抢乘飞机，或抢乘轮船回国。真是兵败如山倒，日本人也尝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
进入8月以来，沦陷区的物价步步高升。特别是苏联对日一宣战，物价更是一日三涨。投机的奸商们，想尽各种方法弄到钱买货、买金银。当时借款的利息高达三十分，金银价则涨到四十几分。他们借到大批现款，购进大批棉花、西药、粮食、布匹、五金……谁知从11日起，一声霹雳震响：“胜利了！”物价立刻一落千丈，没人要了。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正式宣布，物价跌得更是利害。好多奸商血本无归，从前的富翁立刻变成穷人，有的人因为还不起钱而自杀。从前他们逼死人，现在别人逼死他。这也可算是欢庆胜利大潮中的小小漩涡。汪伪政权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宣告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计划的破产，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迫使其改变侵华的战略方针。抗战初期，日本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对国民政府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感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对它构成最大的威胁。因此，由轻视共产党改为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1月3日，日本近卫文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希望中国政府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抛弃抗日政策，更换人事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在12月18日离开重庆飞往昆明，次日逃往越南河内。随同叛逃的还有其妻陈璧君和周佛海等人。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愿意和“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其有卓识之人士”合作，根据“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原则，“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公开招降汪精卫。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的诱降声明，认为近卫声明是“和平之原则”。汪精卫发表“艳电”后，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蒋介石也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等，乘日本海军飞机到达日本，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在东京期间，汪精卫还分别与日本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藏相石渡和外相有田等举行了会谈。汪精卫在取得日本五相的“信赖”和支持以后，于1939年6月10日离日回国，开始他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上海市人民为胜利狂欢（2）…（图）
四方签字 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汪精卫在青岛与北方、南方的傀儡头子举行了几次合流的分赃会议，就临时、维新两汉奸政府与汪伪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会议的人员分配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40年3月30日，终于在南京凑成了日本占领区内的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944年，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已定，它的傀儡汪伪政权日子也不长了。11月10日，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内。1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推选陈公博为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2月20日，陈公博正式就任。他是汪精卫的忠实信徒，决心继承汪的衣钵。他在就职演说中声称：今后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作为他自己“奉行之政策”；凡汪精卫“生前之设施”皆为他现在之设施。“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都将“决不动摇”。当然，他也看到大势已去的危局，他对心腹说：“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汪精卫死后，汪伪政权中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千方百计地争夺到伪上海市长一职。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后，出任伪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现在，他对陈公博说，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非干上海市长不可。结果他这一愿望实现了。在汪精卫死后，虽然由陈公博执政，但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却落到了周佛海的手中。周佛海的真正权力，就是依仗日本帝国主义，横征暴敛，并积极扩建特务武装，进行“清乡”，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后期，沦陷区的大小汉奸们都十分惊恐，忧心忡忡，为即将覆灭的汪伪政权赶办后事，为逃避惩罚寻找门路。陈公博、周佛海一伙，一方面积极协助日本使其对蒋介石的诱降成功，使两个“国民政府”“合并”起来，如能这样，自己的前途可望无虑；另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加强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军事守备力量，反对和防止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和收复这些地区，以便向蒋介石报功，减轻他们的罪行。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周佛海立即做出反映。8月10日，周佛海以上海市市长兼保安司令的身份发布布告，严禁人民传播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当日，他亲电重庆，请求给予官衔，用意是保护身家安全。他的请求立即得到重庆方面的答复。8月1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
8月1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电令汪伪江苏省省长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负责京苏（南京、苏州）一带治安。所有该司令官原统之军警保安军，以及江苏全省、南京附近各种部队，统归该司令官节制指挥，防奸安民。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陈公博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亲自主持召开了汪伪政权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国民政府”解散，历时五年零五个月的汪伪政权彻底灭亡了。
华北伪政权的炮制和解体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侵占华北地区后，即着手策划组建伪政权的活动。1937年7月底，在北平成立了以汉奸江朝宗为头子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间，又在天津成立了以高凌蔚为头子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王克敏上台之后，即宣布恢复以北洋军阀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同时发表《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
1938年3月由日本海军部扶植的以梁鸿志为首的另一个汉奸政权“维新政府”已在南京成立。形势上需要组成一个沦陷区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但由于日本侵华海陆两军的矛盾，他们各自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政权难以合流，最后只好以“分治合作”的办法，成立一中介机关，作为统一政权成立前的过渡机构。1938年9月，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双方各派出三名委员，委员会以王克敏为主席。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下，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同日，维新和临时南北两个政府及两政府联合委员会宣布解散。但根据汪日协定，华北为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强度结合地带”，需在北平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需要。
1940年4月1日，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宣布成立。它成为直属于汪伪国民政府下的一个半独立性的地方政权，但根据“分治合作”的规定，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是负责“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范围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任的政务，并监督各省市”而设立的特别机构。其各机关的人选，除“特任”官员要报“国民政府”任命外，其他一切政务“国民政府”都不能干预，仍沿用伪临时政府时使用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五色旗。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上海市人民为胜利狂欢（3）
1940年6月，王克敏辞职，而由王揖唐为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1943年2月，王揖唐下台，由朱深任委员长。7月朱深病死，王克敏再任委员长，调整、改组了华北政务委员会，驱逐了当时攫取军事和政治大权的齐燮元，提拔安排了王的亲信，随后于1944年2月去职，由王荫泰继任委员长。
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夕，华北伪政权的汉奸们也人心惶惶。8月13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发布布告，宣称：要维持“秩序”，并称“本会负有保民安土之责”，“如有不遵约束”，“一律按照军法惩治”。8月14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训令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各省区保安司令部、各特别市政府维持各地“治安”。
1945年8月15日上午9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召集全体伪职员会议，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希望大家能“安守岗位”，“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来负”，“等中央来人接收清楚后，即向中央请罪”。
散会后，伪职员立刻陷入混乱不安的状态：有的通过关系觅新的靠山；有的披上一层“接收大员”的外衣，重新上场；有的感到自己罪恶严重，逃往外地。无数个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都从地下钻了出来，趁火打劫，纷纷向伪政权勒索经费。伪政委会不敢追问谁是真的北平市党部，几天之内，共支付了八个市党部的经费。
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来到北平，开始了接收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工作。10月6日，逮捕群奸，华北伪政权完全解体。
冈村宁次罪恶的一生1884年冈村宁次生于日本东京。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年参加日俄战争，后进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初任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继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928年，冈村宁次任日本步兵第6联队（团）联队长。同年5月，制造了“济南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冈村宁次被任命为上海方面军副参谋长。同年3月，日本政府任命冈村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任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实际上冈村已成为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统治东北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1933年5月3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日方与国民政府熊斌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
1936年，冈村宁次晋级为陆军中将，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冈村被任命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成为屠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刽子手之一。1938年，他任第11方面军司令官，参加攻打武汉的会战。1941年，冈村宁次升为日本陆军最高军衔陆军大将（上将），同年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上任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保证“大东亚圣战”的进行，冈村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血腥镇压和屠杀。他进行“治安肃正”运动，把华北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在“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在“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制造惨无人道的“无人区”。在“非治安区”，冈村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下面两次是规模最大的“扫荡”。
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集10万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地区进行“扫荡”，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