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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满意这位绅士，倘若他不是音乐家，倘若他只会读谱而不擅长各种乐器……因为音乐不但能给人消遣，驱除烦恼，往往还能使太太们高兴；她们的温柔细腻的心很容易受音乐感动。”——问题不是要成为一个演奏家，炫耀特殊的才能。才能只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绝对不应该以学究的态度去培养，而要以令人喜悦为目的；施展才能不应当是为了博人赞赏，而应当为了娱乐他人，因为这缘故，一切优美的艺术都要通晓。
“还有一样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绅士也不能忽略，就是画图的才能和关于绘画的学识。”在文雅高尚的生活中，图画也是一种点缀，所以有教养的人应当关心，象关心一切风雅的事情一样，但是在这一点上同样不能过度。真正的才能，支配一切艺术的艺术，是机智，“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一种判断和鉴别的能力，懂得怎么叫做过，怎么叫做不及，能分辨事物的消长，知道怎么叫做合时宜，怎么叫做不合时宜。比如，我们的绅士即使明知人家对他的初称合乎事实，也不应该公然同意……而应该谦辞，叫人知道他的本行是武艺，其余的才能不过是点缀而已。倘在许多人面前或大庭广众之间跳舞，我觉得他应当保持相当尊严，但仍旧要用潇洒与妩媚的举动调剂。如果他演奏音乐，也只是为了消遣，而且是人家勉强他的……虽然他技术熟练，完全内行，虽然要精通一门东西必须下过功夫，但不能叫人看出他所花的苦功和代价；尽管表演精彩，引起别人对这门艺术的尊敬，自己却要表示并不十分看重。”凡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所有的技巧，我们的绅上不应该引以自豪。他应当使人尊重他的人品，所以不能放纵而要克制自己。脸色要象西班牙人一样镇静，衣著要整齐清洁；服饰的嗜好习尚要有丈夫气，切忌女性口味，应当喜欢黑色，表示性格的庄重。他不应该为快乐或热情，愤怒或自私而激动。祖野的举止，露骨的言语。会使太大们脸红的字儿，都要避免。他应当彬彬有礼，待人谦和。要会说笑，讲诙谐的故事，但是不失体统。最好以取悦才德兼备的妇女为目的，以便控制自己的行动。作者说到这里，很巧妙的从描写绅士的肖像转到太太们身上；而用在第一幅画上的笔触，在第二幅中变得更细腻。
“世界上无论哪个宫廷，不管多么显赫，缺少妇女就谈不上文采，光辉，快乐。绅士不与妇女交际，没有她们的爱情和宠眷，就不可能有风度，魅力或者气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出众的绅士；所以倘没有妇女参预，加入她们的一份风韵，我们画的绅士的肖像势必残缺不全，而宫廷生活也将毫无点缀，不能算完美了。
“我认为出入宫廷的妇女首先要殷勤可爱，风度翩翩的接待各色人物，说话动人，得体，合乎时间，场合和对方的身分。姿态要端庄静穆，行为始终保持体统；同时头脑要相当活泼，显得她决不退钝。她还应当和蔼可亲，使人佩服她的慎重，贞洁，柔和，不亚于佩服她的可爱，聪明和眼力。所以她应当能对付某种为难的，各种因素互相抵触的局面，要能走到界限的边缘而不超过界限。
“她不能因为要博得贞节和贤德的名声而过于矜持，对某些轻佻的人物或谈话表示厌恶，甚至避席而去；那很容易使人误会她要掩饰自己的短处，唯恐别人知道而装得如此严正：并且生硬的行动总是可厌的。——她也不应该为了讨人喜欢和表示洒脱而说些不雅的话，做出一种过分与越轨的亲热，引起人误解，也许实际上她并非那样的人。听到不雅的话，她应该有些脸红，表示不好意思。”如果她手段高明，她会把谈话引到更文雅更高尚的题目上去。因为她受的教育并不比男人差多少。她也应当通晓文学，音乐，绘画，长于跳舞，善于辞令。——以上的规矩，参加谈话的太太们都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她们的才智和优雅的趣味发挥得恰到好处；对于培姆菩热情的表现，听他关于无所不包的纯洁的爱发表一套柏拉图派的理论，她们鼓掌称善。那时意大利有些女子，如维多利亚·高龙那，凡罗尼卡·甘巴拉，谷斯当查·特·阿玛非，丢利阿·特·阿拉哥那，法拉拉公爵夫人，都兼备卓越的才能和卓越的教育。卢浮美术馆有些当时人的肖像，例如身穿黑衣，脸色苍白而若有所思的威尼斯人，法朗契阿画的那么热烈而又那么沉着的青年；娇弱而头颈细长的“那不勒斯的那纳”：勃龙齐诺画的《青年和雕像》：这些聪明与安静的脸，华丽而严肃的服装，也许使你们对那个社会的完美的修养，丰富的才能，微妙的机智，能够有一个概念。三百年以前，在运用思想，爱好典籍，讲究礼节方面，他们已经和我们一样，也许还超过我们。
第四章 次要形势（续）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辨别这种文化的另一特征，辨别第一流绘画的另一条件。在别的时代，精神方面的修养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一样高雅，而绘画并没放出同样的光辉。例如我们这个时代，在十六世纪的学识之外，又积聚了三百年的经验与发见，学问的渊博与思想的丰富为从来所未有；可是我们不能说，在绘画方面现代欧洲和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产生同样优美的作品。所以仅仅指出拉斐尔时代的人文化完备，智力旺盛，并不足以解释一五○○年代的杰作；还应当确定这一种智力这一种文化属于何种性质；而在比较过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和十五世纪的欧洲以后，还得把当时的意大利和今日的欧洲作一比较。
让我们先看德国，毫无疑问那是现在欧洲最有学问的国家。那儿，人人识字，尤其在北部；年轻人都在大学里呆上五六年，不但有钱的或境况优裕的，而且差不多全部中等阶级，甚至下层阶级中也有少数人熬着长期的清苦和饥寒进大学。社会上极重学问，有时竟造成一种做作的风气，流于迂腐。许多青年目力很好，也戴着眼镜，装出更有学问的神气。法国有些青年只想在俱乐部或咖啡馆露头角，一二十岁的德国人可不是这样，他念念不忘要对人类，世界，自然，超自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有一个总括的观念，想有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对于高级的抽象的理论的爱好，专心，容易了解，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及得上德国人。德国是一个创立形而上学和各种主义的国家。可是大多的玄想妨碍图画艺术。德国画家在油画上或壁画上竭力表现人道主义思想，或者宗教思想。他们把形式与色彩附属于思想；他们的作品是象征性的，他们在壁上画的是哲学课和历史课。你们倘使到慕尼黑去，就可发见那些最大的画家只是迷失在绘画中的哲学家，他们所擅长的是向理性说话而不是向眼睛说话，他们的工具应当是写字的笔而非画画的笔。
再看英国。那儿一个中等阶级的人年纪轻轻就进商店或者办公室，一天工作十小时，回家还得工作，花尽脑力体力，以求温饱。结过婚，生了不少孩子，还得做更多的工作；竞争尖锐，气候酷烈，生活方面的需要很多。便是绅士，富翁，贵族，闲暇的时间也不多；他忙忙碌碌，受着许多重要事务束缚。心思都花在政治上面：既要参加各种会议，委员会，俱乐部：又要读《时报》那样的报纸，每天早上都有厚厚的一本；还有数字，统计，一大堆沉闷的材料要你吞下，要你消化；除了这些，还有宗教事务，慈善财团。各种企业，公私事务的改进问题，银钱问题，权势问题，信仰问题，实际问题，道德问题；这都是精神生活的粮草。绘画和其他与感官有关的艺术都被放到次要地位，或者自动退后。大家想着更严重更迫切的事，没有时间关心艺术，即使留意，不过是为了趋时和面子；艺术成了一种古董，只供少数鉴赏家作为有趣的研究。固然有些热心人士捐钱办美术馆；收买新奇的素描，设立学校，正象办传布福音，治疗癫痫，抚育孤儿的事业一样。但他们仍旧着眼于社会的福利：认为音乐可以移风易俗，减少星期日的酗酒，图画可以替纺织业和高等首饰业训练优秀的技工。谈不到欣赏的能力：他们对于美丽的形体与色彩的感觉，不是出于本能而是得之于教育；好比来自异域的桔子，花了大本钱勉强在暖室中培养出来，往往还是酸的或涩的。那儿的现代画家是头脑呆板，意境狭窄的匠人；画的干草，衣褶，灌木，都非常枯燥，繁琐，令人不快、因为长期身心劳累，精神集中，感觉和形象在他们身上失去平衡；他们对色彩的和谐变得麻木不仁，在画布上涂着整瓶的鹦鹉绿，树木象锌片或铁片，人体象牛血一样的红；除了描写表情和刻划性格的作品，他们的绘画都不堪人目：他们全国性的展览会在外国人眼中只是一堆生硬，粗暴，不调和的颜色，跟嘈杂刺耳的噪声没有分别。
有人会说我讲的是德国人和英国人，是严肃的清教徒，学者和企业家，在巴黎至少还有鉴别力，还有人讲究风趣。不错，巴黎是目前世界上最喜欢谈天和读书的城市，最喜欢鉴别艺术，体会各种不同的美，外国人觉得巴黎的生活最有趣，最有变化，最愉快。然而尽管法国的绘画胜过别国，连法国人自己也承认比不上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绘画。总之性质是不同的：法国的绘画表现另外一种精神，向另外一些精神说话：在法国画上，诗歌，历史，戏剧的成分远过于造型的成分。对于美丽的裸体，简单而美好的生活，法国绘画感受太薄弱；它在各方面用尽功夫要求表现远方与古代的真实的场面，真实的服饰，表现悲壮的情绪，风景的特殊面目。绘画变了文学的竞争者，和文学在同一园地中探索发掘，同样求助于不知厌足的好奇心，考古的嗜好，对于紧张情绪的需要，精细而病态的感觉。绘画尽量把自己改头换面。迎合市民。而市民就苦于工作的疲劳，受着室内生活的拘囚，脑中装满着杂乱的观念，渴望新鲜的事物，历史的文献，强烈的刺激，田野的宁静。十五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人的脑子里所装的东西，所起的波动，变得异乎寻常的复杂。在巴黎，在法国，人都过分紧张。原因有两个。——先是生活昂贵。大批日用的东西变得不可或缺。便是生活朴素的单身汉也需要地毯，窗帘，靠椅：成了家，还得有几个摆满小玩艺儿的骨董架，一套所费不赀的漂亮设备和数不清的小东西，既然都要花钱去买而不能象十五世纪那样在大路上拦劫或没收得来，就得辛辛苦苦用工作去换取。所以大部分的生活是在勤劳艰苦中消磨的。——除此以外，还有向上爬的欲望。我们既然组成一个民主国家，一切职位都用会考的方法分派，可以凭毅力和才能去争取，人人心中便隐隐约约存着当部长或百万富翁的希望，使我们的心思，事情，忙乱，又加上一倍。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共有一千六百万人口，不但为数很多，而且太多了。巴黎是出头的机会最多的城市，一切有才智，有野心，有毅力的人，都跑来你推我搡的挤在一起。京都成为全国人才与专家荟萃之处；他们把发明与研究互相交流，互相刺激，各种书报，戏剧，谈话，使他们感染到一种热病。在巴黎，人的头脑不是处于正常和健全状态，而是过分发热，过分消耗，过分兴奋：脑力活动的产品，不论绘画或文学，都表现出这些征象，有时时艺术有利，但损害艺术的时候居多。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可不是这样。没有上百万的人挤在一个地方，只有人口五万，十万，二十万的城邦；其中没有野心的竞争，好奇心的骚扰，精力的集中，过度的活动。一个城市是社会的精华所在，不象我们这儿是一大群普通人。并且当时对舒服的要求不入；人的身体还强壮，出门旅行都是骑马，很能适应露天生活。宏大的府第固然壮丽非凡，但现代的一个小布尔乔亚恐怕就不愿意住；室内又冷又不方便；椅子上雕着镀金的狮子头或跳舞的山神，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品，但坐上去其硬无比；现在一个最普通的公寓，一所大屋子里的门房，装着热气设备，就比雷翁十世和于勒二世的宫殿舒服得多。我们少不了的小小的享用，当时的人都不需要。他们的奢侈是在于美而不是在于安乐：他们心里想的是柱头和人像的高雅的布置，而非廉价买进一些小骨董，半榻和屏风。最后，高官厚爵与大众无缘，只能靠武功与君主的宠幸得到，只有几个出名的强盗，五六个高级的杀人犯，一些谄媚逢迎的清客才有分；剧烈的竞争，蚂蚁窝似的骚动。象我们�